“解放”后毛和中共为了巩固其极权统治，加强对全国民众特别是知识份子的思想控制，掀起了一场针对知识份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对知识份子进行丑化、诋毁、批判，使知识份子尊严丧尽，就连那位民国时代著名的左翼文人、政治上拥护共产党、仅主张创作自由的胡风也不放过。胡风为了毛和中共的长治久安、为了繁荣“新时代”的文艺创作计，向毛进上“万言书”，不料招致毛的不满，在全国掀起了一场批判“胡风反党集团”的运动，借以对文艺界知识份子进行打击、批判。文艺界知识份子被波及者达两千壹佰余人，九十二人被捕被判刑、七十八人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份子”、二十三人定为骨干。胡风入狱十年后才被正式判刑十四年，文革时又被判为无期徒刑。
通过对知识份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和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毛和中共成功地震慑了全国的知识份子。全国知识份子人人自危、噤若寒蝉，不敢对毛和中共的所作所为再发异议。
一九五六年十月“匈牙利事件”爆发后，毛对已经被他和中共打压、批判、贬低、丑化到如此地步的中国知识份子仍不放心。毛和中共于一九五七年施展“阳谋”以帮助中共整风为名，鼓励、诱骗知识份子“大鸣大放”向中共提意见和建议。接着毛和中共一反脸发动“反右运动”将敢于说真话、有良知、有社会责任感、不畏强权敢于向毛和中共提意见的知识份子一一打成向毛和中共发动猖狂进攻的“右派份子”。至此全国被打入另册的贱民由“四类份子”（地富反坏）晋升为“五类份子”（地富反坏右）。在毛和以邓小平为组长的全国“反右运动领导小组”的领导之下，将四百余万大学生、知识界和社会其他各界精英打成右派份子。将他们或判刑投入监狱；或不经任何司法程序（就连毛和中共常用的“走过场”式的司法程序都不经过）就处以非法的“劳动教养”（简称“劳教”）；或放逐农村、矿山、工厂从事非人的、长时间的、永无休止的笨重劳动。以损害他们的健康、摧残他们的意志、剥夺他们思考问题的时间和精力、破坏他们的家庭、断绝他们与外界的联系以此减少他们的影响力。
被判刑的右派还被开除公职取消工资，被处“劳教”的右派也被开除公职取消工资，每月仅发二、三十元生活补助费。这使得右派份子和他们的家庭不仅在政治上沦为人们不敢或不屑与之交往的贱民，而且在经济上也陷入极度的贫困之中。只有少数右派或因有名气、有影响力；或因“罪行”较轻仍保留公职，但也降职、降薪作为所谓“反面教员”留在原单位从事一些诸如打扫卫生、搬运物品、炊事之类的杂务。这些人在单位上，每当有政治运动来临，便会被拉到大会、小会上批斗一番，受尽屈辱，他们苦涩地戏称自己为“职业运动员”。
对知识份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反帝爱国运动”、“镇反运动”、“肃反运动”、“反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和“反右”运动这几大运动（还应包括延安时期的“整风运动”、“抢救运动”）像一柄柄千钧重锤无情而彻底地砸碎了一向崇尚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中国知识份子们在中国历史上挺立了四千年的脊梁骨。
在这一柄柄不堪承受的千钧重锤的沉重打击之下，只有极少数中国知识份子仍然坚挺着他们那宁折不弯的脊梁，向世人展示着中国知识份子威武不屈的英姿，其中有：张东荪（被关进秦城监狱折磨至死）、储安平（失踪，最近有资料证明储系被当局秘密杀害而非失踪）、方励之（“六四”后被迫流亡美国后死于美国）、林昭（被关押，后被当局以“反革命”罪处决、陈寅恪（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
然而绝大多数被毛和中共击碎了脊梁骨的中国知识份子，都不得不为五斗米折腰。陷入经销生物谨小慎微、苟且偷安、惶惶不可终日的悲惨境地。他们为改变自己争当毛和中共的奴才而不得的悲惨处境，而彼此互相争斗、互相检举揭发，甚至不惜往自己头上泼脏水，以对毛和中共表示忠心、臣服。争当毛和中共的吹鼓手和御用工具，为毛和中共粉饰太平、掩盖开脱罪恶，诸如：郭沫若、费孝通、周谷城、吴晗、黄炎培、钱伟长、胡乔木、陈伯达、沈钧儒、史良、翦伯赞、赵朴初、雷洁琼…之流即是其典型的代表。
此外还有一些拥有一技之长，被毛和中共豢养为发展军工企业的工具的科技界知识份子如：李四光、钱学森、王淦昌、朱光亚、周光召、钱三强、华罗庚…之流。这些人不顾民众的困苦和死活，甘心情愿为毛和中共付出一生的精力，把自己本可用来造福国家和民众的知识和才华用来为毛和中共制造原子弹、氢弹、导弹、核潜艇…等，白白地为毛和中共耗费了毕生的精力和才华，至死也不能觉悟，其中有许多，不但不以此为耻，反而以此为荣。而毛把原子弹、氢弹、导弹、人造卫星、核潜艇…这些东西当作他实现其想充当世界共产革命领袖的必不可少的资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