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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上清华北大,家庭背景有多重要

家庭背景不同的学生,可能站在相距很远的起跑线上,奔向高考的终点。

近年来,关于高考改革的呼声从没停止过。但是,‌‌“高考至少是一个相对公平的筛选手段‌‌”始终为社会普遍认同。值得思考的是,高考之前的教育公平吗?

我们知道,进入一个省或市的重点中学,会大大提高获取理想高考分数和加分优惠的几率。而有一个重要因素决定了学生能否进入重点中学——家庭背景。也就是说,家庭背景不同的学生,可能站在相距很远的起跑线上,奔向高考的终点。

高等教育一直被视为社会分层的重要机制。然而,教育的社会分层机制,可能早在高考前已经启动。香港科技大学的研究者对于家庭背景在这一分层过程中的影响展开了详细的分析。

分析数据来自‌‌“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受访者是在北京读大学的06、08 级共4771 位本科生。他们的学校被划分为精英大学(北大、清华和人大)、211 大学(除上述三所)和非211 大学三类。为期五年的调查(2009-2013)包含了详细的学生家庭情况与入学前后经历。

从数据本身,已经能够看到家庭背景的重要影响。比如说,精英大学的学生中,30%自评来由中上或上等经济地位的家庭,而该比例在211 大学和非211 大学分别只有18.6%和14.6%。精英大学里来自农村或乡镇的学生比例为19.2%,而在另外两种类型的大学里该比例则分别为31%和32.8%。

高中类型上的分野更明显,精英大学里近80%的学生来自省级或全国重点中学,16%来自市县级重点中学。而在非211 大学里,来自上述两种重点中学的比例分别只有39.4%和38.5%。

数据分析进一步显示,来自省级或全国重点中学的学生比非重点中学的学生进入精英大学的几率高10.1 倍、进入211 大学的几率高5.7 倍。县市级重点中学学生进入两类大学的几率则比非重点中学学生分别高2.4 倍和2.1 倍。加分优惠政策的影响也十分明显。享受了优惠政策的学生进入精英大学和211 大学的几率比没有优惠的学生分别高7 倍和1.5 倍。

那么家庭背景对于高考分数和优惠政策的获得有没有影响呢?研究者给出的答案是肯定的。来自收入中上及上等家庭的学生高考成绩明显高于收入中等及以下家庭的学生(注1)。前者获得优惠政策的几率也比后者高47.2%。另外,家庭居住地在县级市、地级市、省会城市和北京的学生,获得优惠政策的几率相比农村或小城镇的学生分别要高出35.8%、123.4%和151.6%。

研究者并没有分析家庭背景如何对学生进入重点中学施加影响,以上的分析也不能完全被确定为因果关系。毕竟,除了家庭的经济实力,学生的个人能力也会有重要的影响。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已经看到家庭背景对于高考分数和是否获得优惠政策有着显著的影响,这又进一步影响学生进入不同类型高校的几率。

即便是在相对公平的高考制度下,正如布由厄的经典分析所言,家庭背景仍然发挥着阶级再生产的作用。这意味着,如果社会分层是发生在高考之前,纯粹的高考制度改革恐怕并不足够。

注1:来自收入中上及上等家庭的学生高考成绩比收入中等及以下家庭的学生标准化高考分数[(考生考分-本省一本线)/(本省一本线-本省二本线)]高0.287分。

延伸阅读:

邵立/政见观察员:‌‌“官二代‌‌”更容易被重点大学录取

政见此前曾介绍说,一个学生的家庭背景对于他/她能否考上清华北大非常重要,这一观点引得各路围观群众哀鸣一片。

今天,政见将继续介绍一个‌‌“惨绝人寰‌‌”的研究成果:根据香港科技大学杨文辉和清华大学陈玲的最新论文显示,官二代比其他同龄人更有可能被重点大学录取。

他们的结论来自于对2010 年全国大学生调查的分析。该调查利用随机分层法,在全国各地2305 所高等院校中抽取了19 所的5000 多名大四学生进行调查。在这19 所高校中,有10 所‌‌“211 工程‌‌”的重点大学和9 所普通大学。调查中搜集了学生的来源省份、家庭背景、高考成绩和高中表现等多项数据。

研究者关心的是,学生父母的职业背景会不会影响学生被重点大学录取的机会。统计结果发现,如果其父母在政府、国企和事业单位有干部身份,那么这些学生有更大几率上‌‌“211‌‌”。而如果其父母是工人,农民,文员,技术员或企业家,那么这些学生上重点大学的几率则会降低。

不过,这并不能说明父母的工作是孩子能上重点大学的主要原因——毕竟上大学这件事,既要考虑历史的进程,也要靠孩子的自我奋斗。那么会不会是官二代比其他二代更优秀呢?其父母的官员身份可能意味着更好的学历,这使得他们可以提供良好的家庭教育来让孩子变得更优秀?父母的官员身份还可能意味着更高的收入,或许正是这些财富带来的教育资源让孩子变得更优秀?

然而,统计结果说明,在控制了父母教育水平和家庭收入两个变量之后,父母职业这个变量的影响还是显著。

更重要的是,研究者把受访者的高考成绩标准化以后放进回归方程内,依然没有抹除父母职业变量的正显著性。这意味着,即使两个学生的高考成绩一样的情况下,官二代还是比工二代、农二代、商二代更容易进重点大学。

研究者又把高考成绩作为因变量,父母职业背景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分析,发现父母职业对高考成绩的影响并不显著。也就是说,官二代的高考成绩并不比其他二代要高。

这里也许有人继续提出质疑,高考成绩并不一定反映学生的优秀程度啊。于是研究者又用自主招生、保送制度、高考加分和高中成绩排名等衡量学生水平的指标代替高考成绩放进回归方程,结果依然没有抹除父母作为官员,对孩子重点大学录取机会的显著影响。

这就意味着,官二代不仅仅不比其他二代更优秀,而且同样优秀的官二代和其他二代相比,还是官二代更有机会进重点大学。

那么,父母是官员,究竟带给了孩子什么好处呢?

研究者认为,官员地位有可能与孩子中学的入学机会有关。他们发现,重点高中的学生更有可能上重点大学。而将‌‌“上重点高中‌‌”这个变量放进回归方程之后,父母职业对‌‌“上重点大学‌‌”的效果变得不显著了。研究者又将‌‌“上重点高中‌‌”和‌‌“上重点初中‌‌”作为因变量,父母职业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他们发现,在同等性别,年龄,成绩,户口等条件下,官员子女比其他子女更有可能上重点初中和高中。也就是说,父母是官员,带给孩子最重要的教育资源,就是能让他们进入重点中学,从而让他们上重点大学的机会更高。

研究者总结道,虽然高考制度看似是很公平的设计。但正是因为中学教育资源分布的严重不均,高考提供的公平并不能改变教育不平等的现状,也无益于社会的健康代际流动。只有改变目前初等教育的不平等状况,才能真正实现教育公平。而作为非官二代的你,还是不用太沮丧。至少,老爸老妈再唠叨‌‌“你学学人家谁谁谁,真没出息‌‌”的时候,你终于懂得如何有理有据地还嘴了。

参考文献

Yang,W.,&Chen,L. (2016). Political capital and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Evidence from elite college admissions in China.Chi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2(2),194–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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