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6月中旬，是麦收季节的后期，大饥荒的高峰期刚刚过去。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和同学刘玉柱一道回家。那一年我13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可是每月20来斤的口粮（主要是杂粮，又没有油水）只够吃个半饱，每天都处于饥饿状态。说是回家，其实当时我已经没有家了，父母已经去世，姐姐已经出嫁，8岁的小妹妹寄养在姨妈家里。我既然无家可归，那还回什么家呢？其实就是想去找点吃的。我姨妈家所在的生产大队叫岗山大队，有10个自然村，1959年冬和1960年春，全大队饿死了大约三分之一人口。这一年的夏初根据上级关于并村的指示，原来的10个食堂合并成两个，幸存的劳动力也集中到两个生产点。刘玉柱家所在的岗刘村是个大村，于是这里成了一个生产点和食堂所在地，我姨妈在这个食堂里做饭。所以岗刘村成了我这次“回家”的目的地。
我的家乡地处江淮丘陵（安徽中部），既种小麦也种水稻，夏秋两季轮种，当然还有玉米、高粱、花生和豆类等旱地作物。虽然比不上江南的鱼米之乡富裕，但是几千年来农民们倒也能够丰衣足食，生生不息，没听说发生过饿死人的事情。可是时间到了公元1959年和1960年，毛泽东发明了史无前例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和大食堂，把农民自己种的粮食掠夺一空，导致千千万万的农民被活活饿死，造成了毛诗所说的“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悲惨情景。古诗说：“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用在这里已经远远不够了，应该改成“衙门酒肉臭，路多饿死骨。”我们在路上走，常常会看到路边有一丛荒草长得又高又青，走近一看，草丛中是一具人的尸体。这是最近大约半年之内饿死在路边的农民。由于今年雨水充足，尸体已经全部腐烂，一副白色的头骨十分刺眼。我们一路上见到这样的茂密草丛有四、五处。我的大舅（当年40岁左右）也是这样饿死在路边的。他饿得实在受不了，便约了本村的一个农民外出逃生。他们走了20多里，来到火车站，想坐火车到远处去讨点吃的。可是根据中央文件的指示，在各个火车站、汽车站和轮船码头都设立了“外流检查站”，拦截外出逃生的农民（这个罪恶政策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也是史无前例的）。他们上不了火车，还遭到一顿打骂，只好再回家。可是离开火车站走了不到200米，大舅再也走不动了，油尽灯灭，慢慢地倒在了路边。他的同伴总算慢慢地回到了家，我老舅闻讯后扛着一把铁锹赶来，在旁边挖了一个坑把大舅草草掩埋。直到两年之后才把大舅的遗骨移回村里。
我们两个走了大约20里路，来到了刘玉柱家。刘玉柱的父母和弟弟都在这一年的春天饿死了，还有一个姐姐，十八、九岁，没有出嫁，但每天和劳动力在一起集中居住，转战在各个村子，所以他们家平时没有人住。这一年风调雨顺（绝无自然灾害），他们家院子里的野蒿长有一人多高，进院后从一条小路走进家门，好象走在竹林里。他们家的房子挺高大，看样子原来并不算穷，但如今空空荡荡，家徒四壁。最引人注目的是有一条很长的绳子横在房屋中间，上面挂满了旧衣服、旧床单和破被子。他们家既没有箱子和柜子，也没有床，原来肯定有过，最近一、两年都被共产风刮走了，所以旧衣服、破被子只好挂在绳子上。
来到刘玉柱家只有下午4点钟左右，我们俩没有忘记这次回来的主要任务——拾麦穗，所以没有休息，马上下地。大部分麦地都已经收割完毕，地里遗留下不少麦穗。不象往年那样有许多小孩来拾麦穗，因为今年一是小孩所剩无几，二是不许社员自家做饭，拾回去也没用。我们拾麦穗已经有多年的经验，手里拿不下时就扎成一把放在旁边。到天黑之前我们各自拾了10来把，高高兴兴地抱着劳动成果回到家。天黑之后我们到食堂找姨妈要了点剩饭吃，然后就回去睡觉了。
第二天早晨，我们在屋里扫出一块干净地，把拾来的麦穗放上去，先用木棒捶打脱粒，再用簸箕颠簸去壳，每人得到3斤左右的麦粒。接下来就是要把麦粒考熟，但是刘玉柱家的锅在前年成立大食堂时就被干部强行收走了。我们找来一块破缸片，在院子的一个角落用3快石头支起来，又找来一些麦秸，于是便点火炒起了麦粒。不一会儿就闻到熟麦粒的香味，我们边炒边尝，心里充满喜悦。我们大约炒了五、六“锅”，前后忙了两、三个钟头，终于把5、6斤麦粒炒完了。我们用两个小布口袋把熟麦粒装了起来，然后担在屋里的那根长绳上，再用旧衣服盖起来，生怕被生产队干部撞见。我们打算下午就回学校去。
这个岗山大队有三个干部对社员特别凶狠，他们分别是姓陈的大队书记、姓李的大队长和姓刘的妇女主任，社员给他们起的外号分别叫“陈小斧子”、“李小刀子”和“刘小锥子”。说曹操曹操到，怕干部来他们还就真的来了，也不知是他们闻到了香味还是看到了冒烟。这些混蛋吃饱了饭不下地干活，到处乱窜，找茬打骂社员，耍耍威风。这次来的是大队长“李小刀子”和妇女主任“刘小锥子”。“李小刀子”身材高大，面目狰狞，小孩子见了他都害怕；“刘小锥子”总是皮笑肉不笑，属于阴坏的那种女人。“李小刀子”一进门便大声喝道：“你们两个在干什么？”刘玉柱说：“没干什么，我从学校回家看看。”李转向我问：“那你来干什么？”我说：“我来刘玉柱家玩，顺便看看我姨妈。”“你姨妈？”“刘小锥子”接过话茬：“这小子是周正兰的姨外甥”。“锥子”认识我，原来她当干部之前和我姨妈家很熟悉，经常去，所以我们互相都见过。“刀子”又说：“你们有没有偷队里什么东西？”我们连声说：“没有！没有！”“没有？那我们找找。”说完他向屋里扫了一眼。整个屋里空空荡荡，一目了然，于是他马上把目光转向这根长绳子，和“锥子”一起在绳上翻找，很快就把那两袋炒麦粒找了出来。“刀子”打开一看是炒麦粒，便恶狠狠地说：“还说没偷？这是什么？”我说：“这是我们在地里拾的。”“锥子”说：“你能拾这么多吗？是你姨妈偷给你的吧？”我连忙说：“不是不是，确实是我们自己拾的。”“刀子”厉声说：“拾的也不行！队里的麦子不许拾，拾了也要交给队里。”说罢他们提着我们的两个鼓鼓的小布袋扬长而去。这两个家伙心肠真坏，他们把我们的炒麦粒拿走，不是喂猪就是扔掉，因为他们天天吃馒头，根本不会吃这种东西。
他们走后我和刘玉柱呆呆地站了好半天，谁也没说话。过了一会儿我说：“我们再去拾一点吧，要不然不是白来一趟了吗？”刘玉柱说“再拾可能也白拾，他们可能还会再来的。”我说：“我们明天一大早走，他们不会来这么早。”刘玉柱说：“我明天先不回学校，我要去找我姐姐，你自己去拾吧，”于是下午我一个人又下地拾麦穗，然后又抱回来脱粒、去壳、翻炒，天黑之前又紧紧张张地炒完了大约2斤半左右的麦粒。
次日（星期一）早晨天刚蒙蒙亮我便起身赶往学校，想赶上学校的早饭。我背着一个小布袋，一边快步行走一边想着如何藏好这一点来之不易的宝贝，因为在今年春天我的两个红薯面窝窝头就被人偷去了，那是我舍不得吃省下来准备带回家救命的。我们每天中午饭发一个红薯面窝窝头，我吃半个留半个，这样4天下来就省下两个。这是我向别的同学学来的。我们当时睡的是通铺，全班二十多个男生睡在一个大房间里。所谓通铺就是在地上铺一层稻草，大家一个挨一个睡。我把省下的两个窝窝头放在一个小木盒里，白天藏在被子里，晚上用绳子拴着挂在头上方的墙上。第二天早上发现捆盒子的绳子有点异常，我打开一看，发现两个窝窝头不见了，简直把我气坏了，可是没有办法再找回来了。这次一定要吸取教训，睡觉也要把它放在被窝里。
离学校只有三、四里地了。有一条小河，水流很小，踏着几块大石头就可以过河。过了河是一片平坦的河滩，河滩上有一块西瓜地，瓜地边上有一个看瓜的茅草棚。我刚走近茅草棚，从里面钻出一个20来岁的小伙子。“干什么的？到哪去？”“到二中上学去。”“背的是什么？”“没什么。”我刚想跑，被他一把抓住胳膊，不由分说地把我的布口袋抢了过去。我这个13岁的营养不良的瘦小男孩哪里是他的对手。他打开一看是炒麦粒，马上说：“没收了！”我央求道：“这是我花一天时间好不容易才拾来的。”他说：“这是你是偷来的。你走吧，上学去吧！”我看他决不让步的样子，又央求道：“你多少给我留一点吧！”他犹豫了一下，好象有点心软了。他把我的炒麦粒倒进一个破盆里，布袋里留了一点，大约有半斤，也就是五分之一，递给我说：“行了吧？”。我拿回所剩无几的布袋子之后，一眼瞥见草棚的一角有一小堆胡萝卜，每个大约有一寸多长，又干又皱，于是说：“你的胡萝卜给我一点吧。”他又迟疑了一下，然后用脚扒拉了七、八根小胡萝卜，“拿去吧！”我于是把这几根沾满泥土的小胡萝卜装进了衣服口袋，又继续上路了。由于在河边这一耽误，我没能赶上学校的早饭，只好嚼了两把炒麦粒就上课去了。
我辛辛苦苦拾来并炒熟的一点麦粒，在24小时之内竟然两次遭劫，所以我一辈子都记恨这几个强盗和混蛋！当然更忘不了那个应该永远诅咒的万恶时代。
（注：本文所记述的事情是本人的真实经历。）
2016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