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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文革”的义士刘文辉及家人

——专访刘文辉胞弟刘文忠(二)

刘文辉胞弟刘文忠写作文革回忆录(刘文忠提供)

专访反“文革”被公开枪杀的第一人刘文辉同案幸存者、刘文辉胞弟刘文忠

今年5月16日是中共中央1966年发出《五·一六通知》中国“文化大革命”爆发五十周年。

五十年前,在《五·一六通知》之后,中共中央又于1966年8月8日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此后不久,上海青年技工、1957年曾被打成“右派”的刘文辉先生写出小册子和传单,明确反对“文革”,反对“十六条”、反对专制暴政。他于当年11月26日被逮捕,于四个月后的第二年3月23日被以“反革命罪”执行死刑枪杀。

刘文辉是目前所知因为反“文革”被公开枪杀的第一人。在今天的节目里请继续收听长篇专访与刘文辉同案的幸存者刘文辉的胞弟、现在上海的刘文忠先生。今天播出的是第二辑:“反‘文革’的义士刘文辉及家人”。

刘文忠:我三哥刘文辉对我影响非常大,他一直教我做个自尊、自立自强的人

刘文忠:“我是刘文辉的兄弟,在1966年我参与了刘文辉‘反文革、驳文化大革命十六条’这个案件。在1966年我跟他同时被逮捕进去。四个月后他被枪杀。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我才(被)平反出来。”

主持人:“‘文革’开始时您是上学还是工作?”

刘文忠:“我已经没有上学了。高中毕业以后,我(被)分配到一个残疾人的里弄街道工厂。因为当时‘出身不好’的人都没办法考大学,或者怎么样升学,基本上都是作为社会青年分配出去。

我两岁不到得了小儿麻痹症,当时因为医药水平比较差,从小就残疾,肌肉萎缩了,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小时候我不能走路,上学时都是姐姐背着去的。但我母亲对我要求比较严,一直希望我能够自己走路,所以从小跌跌撞撞,就这样走路。

我三哥刘文辉对我的影响也非常大,我从小比较崇拜他。他一直教我怎样做个有自尊、自立自强的人,他讲一些残疾人……比方美国总统罗斯福,他也是坐在轮椅中,也是小儿麻痹症……等等一些人残疾人的人物来激励我,这个我印象很深。”

刘文忠:他写两本小册子藏在家具板面里,后被公安搜走作“反动罪证”写进判决书

主持人:“‘文革’中您和哥哥刘文辉是怎么成为同案的呢?”

刘文忠:“1966年‘文革’高峰时,我哥哥经常白天被监督劳动,失去自由。晚上深更半夜时,他叫我帮忙把我上班回来的自行车悄悄停在外面,他半夜就偷偷摸摸出去骑着自行车到一些大学里去,交大啊,复旦啊,同济……去看大字报,他很想了解当时国家究竟发生的情况到了什么程度。

他去看了好几次,特别印象很深的,他看了……大概是在同济大学,一个‘右派’写了一张……人家把它贴出来……大字报,他说‘文化大革命是五七年反右的一个重现,是对知识分子的迫害’什么的……作为一个‘反动的传单’‘反面教员’把它贴出来。

当时我哥哥看了以后非常有感触,告诉我说现在完全是一个失控的时候,一些红卫兵可以把一些所谓‘反面的’、‘反动的’东西作为大字报贴出来。所以他受到一个启示,他很想写一封东西,把他驳斥‘文化大革命16条’的内容寄出去,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或许‘作为反面教员’能够贴出来,让人民看到。

那时应该是9月23日跟我谈的。但我知道此前他在‘文革’时白天被批斗,晚上深更半夜老是在写东西。在八月份时,他写了两份,一份是《冒牌的阶级斗争与实践破产论》,第二个是《通观五七年以来的各项运动》两本小册子,是我帮他藏的。

我家里有个红木家具的板面,就把这个板撬开了以后,藏在里面。最后我们两个都被抓起来,在家里搜的时候,这两本小册子被公安局搜走了。他的《判决书》上面也写到,这两本小册子是他‘反动的罪证’。”

刘文忠:我帮他抄写时,笔两三次掉在地上,知道抄下去要杀头,笔都掌握不住

刘文忠:“也就是在8月8日《人民日报》、所有的广播都在播《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十六条,刘文辉决定要揭露中共的阴谋,到28日他就告诉我说,他对着16条,一条一条地驳。

30日这天因为他白天没有办法写,到晚上他叫我抄写。因为我哥哥的毛笔字写的非常多,他从小学我太外公的书法,他的书法非常好。他写的书(法),人家一看就认得出来,所以他最后跟我说‘兄弟啊,我的字很容易被人家认出,你还是帮我抄写一下吧’。

我是晚上深夜帮他抄了好几个小时。我帮他抄时,笔两次到三次掉在地上,因为每抄到‘毛泽东’三个字……因为他在驳毛泽东是个暴君、野心家……我当时就知道,我抄下去要杀头的,所以我当时的笔都掌握不住。

我三哥问我‘你是不是抄不下?’我说‘我是抄不下’。我含着眼泪跟我哥哥说‘三哥你不要写了,你不怕杀头,当然我也可以帮你,但是你写了以后,家里要有灾难的。’

当时我哥哥回答我‘如果每个人都像父亲一样不反抗,这个国家是没救了。’他说,他愿意。我记得当时他为了使我能够抄下去,把所有毛泽东的毛字,改成一个冒名顶替的‘冒’,当时我才能够落笔下去。否则我落不下去,因为我落下去我知道肯定要杀头,这个我印象是很深很深。”

刘文忠:我利用串联机会到杭州投寄,在灵隐寺向交警问过邮箱,我不知信纸有编号

刘文忠:“他要我帮他去投寄。我利用串联机会,到杭州去寄的。10月1日早晨,我就偷偷摸摸到杭州去。火车站下来,到西湖的边上找邮局,每一个邮局丢一封信,十四封信在这样一个区域当中丢下来。

最后一封信是丢在灵隐寺这个地方,杭州的一个景区。当时我在丢的时候,也比较恐惧。灵隐寺是我一直非常向往去看的一个景点。但是我没有想到,到了灵隐寺之后,当时红卫兵把灵隐寺的很多佛像都敲掉了,当时被封掉了,已经不能进去。我进去看到寥寥无几的几个人,我就问一个女交(通警)察,一个阿姨……因为我当时一摸包里还有一封信。我说‘这里有没有邮箱?’这个阿姨就指着一个办公室这个地方,说‘这不是一个邮箱吗?’我当时没有犹豫,就一拐一拐的到了里面,把最后一封信丢在这个邮箱里。

后来我被抓进去以后,内部的人才告诉我,最后破案跟这个很有关系。因为当时我跟我哥哥写匿名信时,并不了解危险性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因为我被关进去了以后,碰到一些公安局也出事关在里面的人告诉我,才知道实际上我们当时所用的信纸都是共产党的……或者印刷厂,或者新华书店的,里面都有编号,告诉你‘这个是上海印刷厂出来的,这个邮局也是上海的’……所以从编号当中马上就能知道,这是一个事情。”

刘文忠:公安部长谢富治把我哥哥寄出的信作为重大案子在全国搜查

刘文忠:“还有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个事情出了以后一个月,我一直跟我哥哥说,当时串联成风,我很多同学都在外面串联,当时我19岁的人,也很想到北京或其它地方去走。当时我哥哥屏了一个月以后,看到事情没有什么败露,以为这个事情是没有了,他就同意我出去了。

但是据他们后来告诉我,我去串联是这个案子直接被破掉的一个原因。因为我是一个‘反革命’的子女,我出去了以后,单位里马上就把我离开单位到北京去的这个情况向公安局去报案。当时正好在全国查我这个案子……听他们后来说,是公安部长谢富治作为一个重大的案子在全国搜查。当时八大城市、14所大学都收到我哥哥丢出去的信,所以全国在搜查。而我当时的这个串联,就自然而然把我们自己的这些情况透给了上海公安局。

上海公安局马上就把这个事情联系起来,所以后来没有多长时间,等我串联回来时第一天,哥哥就告诉我,单位里‘造反派’已经上门两次,公安局也来过,要他劝说我马上回上海,不回上海的话我就要被厂里开除,但他们完全没有跟我哥哥说这个案子的事情,当时还是欺骗我哥哥。

但我哥哥隐隐约约知道,我在外面已经引起了他们注意。

我出去串联时……哥哥私下跟我说,他当时想逃出去。第一次串联他叫我从北京走了以后,马上到老四……老四在四川,他叫我通知老四以后,到老五那里。老五就是我最小的哥哥,在云南的边境,靠近老挝、缅甸。所以当时他要求我们三兄弟到老五那里去,叫老五想办法,看边境有没有出去的路线一起逃。

但是我到四川时,老四马上告诉我,叫我马上赶回去,说老三来电,急于要我回去。”

刘文忠:我串联回来当晚和三哥一起被抓,他说“兄弟,冷静一点”,我回头看他被铐

刘文忠:“我回去了以后,三哥才告诉我为什么叫我回来。因为公安局到单位里去找过他了。他为了不使这个案子泄露出来,就叫我先回去。但是我跟他都不知道,公安局早就已经掌握好,等我回来就把他一起抓去了。

我回来当天晚上,我们两个人被抓进去。我记得非常清楚的是先抓我,当我被铐起来的时候,我非常惊慌。我哥哥看我被抓走时,就跟我讲了一句,说‘兄弟,冷静一点’。我回头看了他,公安局好几个人也把他铐起来。

我们两个人就进了第一看守所。”

刘文忠:两年后我才知道3月9日是我哥哥被判死刑的一天(23日执行)

刘文忠:“后来,我在第一看守所四个月以后,我还不知道哥哥被枪杀。但我印象很深的是1967年3月9日这一天,我去(被)提审的时候,发觉不是一般的提讯室,是到一个接待室里面,来提审我的介绍说是北京来的,讲普通话。我从当时的现场……我进去看到被子丢在地上都散掉了,我知道我前面肯定我哥哥是被提审,提审当中我哥哥反抗了他们……

所以,当时在提审时我才有种隐隐约约的感觉,从北京来提审的人对我的一种态度……告诉我‘你哥哥是死不悔改的一个人,等待他的就是死刑。你是19岁的人,你受你哥哥的利用,或者我们可以给你一条活路’……等等。

当时我不敢把这个问题想得这么深,但是我回去以后告诉同监一些资深的人,他们帮我分析,当时告诉我‘你哥哥是凶多吉少’。但我还是没有一个正式的证实。

两年以后,我才知道3月9日这一天是我哥哥判死刑的一天。以后我的案子就结束,我一直被关在第一看守所两年四个月。

后来‘六厂两校经验’的时候,监狱里的人蹲满了,关不下了。要把一些案子比较轻的放到单位里去作为‘活靶子’,被革命的群众监督。我就是在这样一个政策当中被放到单位去。第一天在被批斗时,我从他们口号‘坚决拥护镇压反革命份子刘文辉’才知道,实际上我哥哥早已被镇压掉。”

刘文忠:因我说要“为哥哥报仇”和被揭发所谓“参加反革命集团小组”又被判刑七年

主持人:“您当时是什么心情?”

刘文忠:“我当时讲了一些话,也是我后来被重新判七年的《判决书》上面写了的,就是我说‘我要为我哥哥报仇’、我说‘我哥哥死得冤了’这些话,听的人有检举揭发了。

公检法又来找我,说‘你原来在拘留所的同案犯检举揭发’,说我在第一看守所参加了一个所谓‘反革命集团小组’。当时我跟一些难友参加了一个‘读书会’叫孙文……就是孙中山,‘孙文读书会’,把我们所看过的书互相交流,他说我们在里面交流‘讲了很多反动的言论’。当时要我交代,(说)交代了以后再考虑。但是我当时拒绝交代,我自动要求进去,理由是我在外面的监狱尽管有一定的所谓‘自由’,吃的好一点,但是我对家庭、对我父母、我姐姐、我外甥带来的株连,是我自己都忍受不了。与其这样,我还不如进监狱。我进去又关了一年多,最后又判了我七年徒刑,判到我1978年8月份。”

主持人:“实际上您是哪一年出来的?”

刘文忠:“实际上我是1979年。”

主持人:“怎么还多出来一年呢?”

刘文忠:“我说的13年,就是我尽管是刑满释放,但还是戴着‘反革命’帽子,在安徽、上海白茅岭劳改农场、山下坡场员分场,叫‘二劳改’。劳改农场里出来的人,尽管刑期满了,还是戴着‘反革命’帽子,还是失去自由。一直到1979年2月份,我平反回上海,才真正获得自由。”

刘文忠:因父亲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任过职被戴“历史反革命”帽子株连全家

刘文忠:“‘文化大革命’对我家里的冲击非常厉害。

我父亲是商人出身,我祖父很早就到上海来经商。父亲是在上海著名的敬业中学高中毕业,早期英文学得比较好,所以一直在外资单位,美国的花旗银行……等等,一直在工作。

他最主要的转折,就是银行界推举他参加了抗战时候联合国有四十一亿美金对国民政府的援助,当时就建立了一个叫‘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我父亲进了这样一个组织,作了个管后勤的负责人。‘解放’以后,政治上就作为一个要追查和扣帽子的。

父亲1953年就被审查,1954年被迫离开了单位,家庭的收入都没有了。我母亲就变卖家产维持。所以被迫……我哥哥16岁,跟我姐姐放弃学业去工作了。

因为我父亲株连了整个家族,我们兄弟姐妹九人,整个‘文化大革命’因为我父亲的‘历史反革命’这戴了25年的帽子,所以我三哥最后也被杀了。”

刘文忠:父亲因爱国1949年从香港回来,被共产党折磨25年,像个躯体,没有灵魂

刘文忠:“我当时的家庭是最惨烈的。有‘被管’,就是管制我父亲‘历史反革命’;‘被杀’,就是我哥哥;‘被关’就是我,我是最小的,老九,被关在监狱里。

在‘文革’当中,‘被杀’、‘被关’、‘被管’的三类家庭,所谓说是‘最反动的家庭’。所以当时父亲这个人,在我们家里九个子女是怎么认识呢?我们谈到父亲都是心非常痛。

我可能没有我哥哥、姐姐痛得这么厉害。因为他们从小看到,我父亲是一个长得英俊、又有才华,又是民国初期的一个金融界的知识精英。原来的父亲是这么一个高大、比较是大家羡慕的人。

‘新中国’来了以后,我们家里九个子女都有一个想法,就是怨恨父亲。因为解放初期时,他的单位是应该迁移到台湾去的,也叫他迁移到台湾。他当时出于爱国,没有去。

还有最重要的问题,1948年时他还在香港,因为我叔叔在香港有企业,他在香港帮我叔叔弄。他在1949年以前还在香港,后来他回来。为什么回来呢?跟他的一个师兄有关系,就是章乃器,‘大右派’章乃器,他那时候作了一个大概是交通部长吧。劝我父亲回来,当时我父亲出于一种爱国,就从香港回来了。

家里马上就感觉到,他的爱国最后没有好下场。没有几年就失去了工作,判这个‘历史反革命’。

所以父亲在我们家里一直有个印象,就是他被共产党25年折磨下来,像一个躯体,没有灵魂了。他老是对我们子女说,他害了我们,他有罪。他要赎罪,他有原罪。所以我三哥和其他的姐姐一直告诉他‘父亲啊,你醒过来吧,你没有什么罪’。但是他老是想不通这一点。”

刘文忠:“文革”中父亲每天被迫扫垃圾、挖阴沟,被赶出自己的房子,流落街头

刘文忠:“你非常难以想像,他在一个‘工人新村’,他每天要八个小时以上扫垃圾、挖阴沟……随便什么人,都可以羞辱他,甚至可以打他、骂他。‘文化大革命’当中的批斗,他几乎是每个月没有太平。

当时每个家庭一定要挂毛泽东像,我父亲一直指着这个像老是在对我们子女悄悄的说,他要跟这个人比一比,看谁活得久。他说,一生他希望还他一个清白。25年的‘历史反革命’帽子,他没有做对不起共产党什么事情。

母亲对我们的影响很深。她从来没有工作过,原来是个大家闺秀,她的家教那些都是我们最敬重的。整个一个家庭的支撑也离不开母亲,如果不是母亲咬牙,我们兄弟姐妹也不可能在这么艰难的、艰苦的时候能够坚挺下来。

我记得‘文化大革命’最惨的时候应该是1966年、1967年。那时候我们家的灾难是最厉害的。

1966年的抄家是四、五次。家里也一切空,空到什么程度,我跟我哥哥被抓进去时,父亲被赶出去,他的房子被江南造船厂造反派没收。我父亲赶到‘工人新村’,里面都没有居住的地方。因为当时我大姐跟我们住在一起,我的姐姐不愿意收留我父亲。当然她也有原因的,她认为江南造船厂应该还我们的房子。但是我父亲在这个‘新村’里面,足足有一个星期到两个星期流落在街头,最后病倒。派出所怕他死掉,逼着我大姐、姐夫接受我父亲。”

刘文忠:派出所和造反派逼我母亲交出枪毙他儿子的“子弹费”母亲疯了,自杀未遂

刘文忠:“母亲在我哥哥被枪杀的这天,跟我父亲一直在‘工人新村’被斗,大概五、六个小时。当时的派出所和造反派,在几百人的围观之中,逼着我母亲交出枪毙他儿子的‘子弹费’。”

主持人:“到底要了多少钱?后来这个‘子弹费’的事情是怎么样了结?”

刘文忠:“当时的‘子弹费’,我母亲告诉我们是两毛钱,但我姐姐当时说,母亲讲错了,应该是一毛五。但是这个并不重要,因为当时是非常疯狂的时候,来要……我姐姐也在旁边,当时是我母亲跑出来的。

但是据我知道,当时要‘子弹费’……我后来从公安局了解,并不是公安局的规定,而是跟当地的派出所、一些‘造反派’有关系,他们为了表示自己‘革命的立场’,羞辱这些所谓的‘反革命家属’。公安局说,他们没有这个规定。反正这个事情据我知道,林昭、王佩英……很多人都有类似收‘子弹费’的事情。当时母亲真的是疯了,我听我大姐说……因为我当时在监狱里……当天晚上我母亲差点自杀,被我姐夫发觉,没有成功后。

后来为了救我母亲,我两个姐姐悄悄的两次……第一次把他送到我二哥那里。当时我家里唯一的‘革命干部’就是我二哥,是‘抗美援朝’当过‘志愿军’的,也是一个军官。

但是,我二哥的孝顺还是抵不过共产党的所谓的‘原则立场’。我二嫂也是个军人,把我母亲又赶了回来。

母亲第二次又逃到……当时我三姐在西安,是个军工单位。我的三姐夫也是一个军人,在拉萨公安厅工作。我母亲在那里躲了一年多才回到上海。”

刘文忠:家人讲述刘文辉被执行死刑当天的情况

刘文忠:“我被押到单位,戴‘反革命’帽子管制时,回到家当天晚上,我迫不及待地问我姐姐跟我母亲和父亲,三哥的事情整个一个过程。

他们告诉我,1967年3月23日,在‘文化广场’召开万人大会,七个人被押上来,第一个就是刘文辉。当时在全上海还有二十四万个公判的一个宣传广告,贴在所有的里弄到街上。

在公判以前两个小时,我父亲被押到‘工人新村’批斗现场,拉广播收听。我母亲跟我姐姐他们都是作为陪斗对象,我父亲大概六个小时是昏过去。回到家里的当天晚上,我们家的院子,包括我们家的玻璃门窗全部打光,就是‘工人新村’的一百多个所谓的‘革命干部’或者‘革命群众’都把我们家作为一个出了个‘反革命’的家属来发泄,或者显示自己‘革命立场’的一个对象。

以后的半年,我父母简直不是人的生活,他们每次出来,不管大人小孩都可以打他们。”

刘文忠:三哥刘文辉生命最后一刻的遗书怎样传出、内容如何存记下来

刘文忠:“我当时唯一听到我父亲讲了一句话,使我非常震惊。父亲在晚上告诉我,‘老三死了以后,唯一留下的就是有他的一个血书’,是老三的遗书,用自己的血迹,后面签字写下来,我三哥生命最后一刻的遗书。

我三哥被枪杀时,还没有军管,因为是1967年最早的时候。被枪杀的人遗物交给家属来领取。我父亲就是到提篮桥把我三哥的那些被子啊,遗物领回家的。

我母亲跟我父亲都知道,自己的这个儿子一定会在自己的遗物里留下东西。因为他们太了解这个儿子,不可能死了不留任何痕迹的。所以我母亲非常小心的把这个被子全部拆开,甚至把棉花都撕开。

最后在棉花胎里面发觉了我三哥的遗书,他是用当时(写)交代的里面的纸头写的。这个遗书当时出来以后,我父亲小心的藏了三个月。一直藏到我五哥探亲回到上海时,我父亲因为感到藏在他这里太危险,他叫我五哥带到云南去。但是没想到,我五哥带到云南去以后两个月,他也被隔离审查。因为我三哥的死一直株连到我家里兄弟姐妹,我大哥、我四哥、五哥全部隔离审查。

我五哥感觉没有办法保存我三哥的血书,他想了个办法。因为当时在隔离时,有一个毛泽东的《语录》,他把我三哥的血书的字母,用我家里的电话号码,把它拆开了以后编织,编到了毛泽东的《语录》、《毛选》当中。

比方举简单的例子,我三哥的遗书当中写的‘1967年3月9日四时许’他就把这个字母通过我家里的电话号码的一二三四编好,拆在《毛选》、毛泽东的《语录》旁边后,画一画,或者圈起来,就是他自己知道这个编码。把这个字……一个字都画在毛泽东的《语录》上面,所以后来到‘文革’结束时,我三姐跟我从监狱里出来以后,迫切需要他把遗书还原时,他马上就把我三哥的遗书还原出来。因为这个毛泽东的《语录》一直在他手里,不会被抄走。”

刘文忠:父亲咬牙活到九十多岁,拿到三张《平反书》,双目失明已无泪

刘文忠:“我还要补充一点,就是这十年当中我一直在写‘文革’的回忆录和研究,我也看到很多资料,包括‘文革’当中一些牺牲的英烈。

当时第一波枪杀是1968年,比方像林昭、我的难友陆洪恩,都是1968年4月份。

而第二次的‘文化大革命’枪杀是在1970年,枪杀的比例还要多。比方像遇罗克、王佩英他们都是这样。像张志新被枪杀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晚期1975年。

平反也是分两个阶段。‘文化大革命’结束,第一期的平反一般都是在1979年,比方像遇罗克、张志新都是1979年。第二阶段是1980年,像林昭。

而我哥哥确实是唯一在1967年3月份被枪杀的,研究‘文革’历史的很多人告诉我,像这么早被枪杀的很少很少,几乎是找不出的。平反也是一样,我三哥是1982年。

1980年12月份,中共中央胡耀邦平反几乎就是结束。但我三哥是一直拖到1982年才平反。当时据我知道,我三哥的平反……最后为什么会平反?内部的人告诉我,因为我三哥(的平反)在1979年就被上海最高法院驳回。我是被放出来,他是被驳回的。驳回的理由就是,他们认为刘文辉不但反‘文革’,也反毛泽东,也反共产党。

最后,据说高层……是我姐姐通过内部,把资料送给彭真的秘书,秘书再送到彭真手里。”

主持人:“彭真当时是政法委……”

刘文忠:“对,对。‘文化大革命’结束,他是负责政法委,全国的政法委都是他抓。听他们内部告诉说,彭真在中央对刘文辉的案子就讲了这句话‘像刘文辉这样的人不平反,在上海人心目当中是过不去的。’

父亲一直咬牙等到‘文革’结束。1979年当我从白茅岭(被)接回来的时候,我父亲第一次有笑脸,看到小儿子关了13年出来了。没有多长时间,他又接到有关方面给他的一张所谓《平反书》,对他所谓的‘历史反革命分子’这个结论作了平反。他当时已经笑不出来了,他双目已经失明了。1982年时,总算接到了老三……就是被驳回第三年以后,最后为我三哥平反的这张书,当时我父亲眼泪已经掉不出来了,因为眼睛已经瞎了。但是老人家总算心就定下来了,感觉他咬了牙最后能够得到三张所谓《平反书》,就是还所谓‘家庭的一个清白’。但是话又说回来,这个老人家已经受尽折磨,没有多长时间他就过世了。”

主持人:“他是九十几岁过世?”

刘文忠:“91岁的时候。父亲能够活这么长,也是一个奇迹。我们周围的亲戚朋友都是难以想像,子女都感到非常奇怪,我父亲能够咬牙活这么长时间,一般人真的是受不了。我父亲先过世,母亲是我父亲走了以后大概第二年走,是8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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