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和中共异想天开地提出一九五八年钢产量要在一九五七年535万吨/年的基础上翻一翻，达到1070万吨/年。同年九月八日毛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再次提出：第二个五年计划就要接近或赶上美国。再加两年，七年，搞一亿五千万吨（钢），超过美国，变成天下第一。毛在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林彪、柯庆施、李井泉…为代表的中共领导集团的支持与鼓舞之下；在以郭沫若为代表的无耻御用文人令人肉麻的吹捧歌颂之下；在以科学家钱学森为首的无耻御用科学家的鼓吹论证之下，毛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疯狂的“大跃进运动”。
全国各地竞相攀比，不断放出一个比一个高的高产卫星；一个比一个假的各行各业的“捷报”，诸如：夏粮产量比上年增产近70%、粮食总产超过美国、全国各省市研制出近二百种新型汽车，已达到世界汽车行业的先进水平、全国自行研制生产出六种型号的先进飞机…等等。
全国兴起大办水利的高潮、为完成和超额完成钢产量翻一翻在全国又掀起了大炼钢铁的高潮，数以亿计的城乡民众丢下手里的工作和农活涌向水利工地兴修水利，和自造的冶炼钢铁的土高炉大炼钢铁，造成农业生产劳力奇缺，使得大量待收的粮食、油料作物和其他农产品因无人收割而烂在地里，更多的由于人手不够（青壮年都去修水利、炼钢铁去了）而草草收割一下，粮食和其他农作物撒得到处都是（这是此后饿死几千万人的重要原因之一）。大修水利虽然造成粮食收不回、累死累伤数以万计的农民、由于缺乏远久规划不尊重水利专家的意见，修了许多毫无用处或无法使用的水利工程，不过客观地说也有一些那时修的水利工程，至今对当地的农业生产仍在发挥作用。而大炼钢铁则是有百弊而无一利，全国各地不论农村的农民、城镇的居民、工厂的工人、机关的干部都要去建土高炉炼钢铁。由于炼钢铁用的焦炭产量很少，供正规的炼铁炼钢厂都不够，所以产烟煤的地方，到处建土炼焦炉炼焦炭，搞得到处冒黑烟，到处一片乌烟瘴气。在不产烟煤的地方，就只好到山上砍伐森林烧成木炭来炼钢铁，成片的森林被砍伐，大办人民公社的大食堂又有大片大片的森林被砍伐，以致山上的森林几乎被砍伐殆尽，再加上大办农业上山去铲草皮沤制凼肥，又把那些因炼钢铁、办公社食堂被砍光了树木的山上残存的最后一点植被——地上的草皮也被一铲而光。原本一座座森林密布、花草丛生、郁郁葱葱的青山，变成了寸草不生泥石裸露的光山，在全国范围内造成了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对于山西、内蒙、宁夏、陕北、甘肃、青海、新疆等干旱少雨、气候寒冷、生长期短的地区来说，这种对生态环境的彻底破坏几乎是不可逆转的。这种生态灾难不仅延续至今，而且还将继续祸及子孙后代。
笔者由于生长在城市，对当时大办水利没有亲身经历，但对大炼钢铁却有亲身经历。一九五八年我高中毕业后考入中南矿冶学院（即现在的中南工业大学）冶金系为大炼钢铁而新成立的钢铁冶金专业。进校后并不上课而是去建炼钢厂，我们进校前已由冶金系师生和一些建筑工人建得差不多了，十几天后便建成投产。学生们和一些社会上招来的闲散人员就成了钢厂的工人。我们被分成两班，上午七点到晚上七点是白班；晚上七点到次日早上七点是夜班，不上班时除了睡几个小时的觉，还要上两节有关炼钢的课。这种基础课居然由一级教授程星明先生讲授，其余的时间就是开批斗会、写大字报批斗专家教授，也批斗那些社会上招来的各种出身不好的工人。我们学生既写大字报、发言批斗专家教授和招来的出身不好的工人；同时又要向党交心，批判自己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我们学校的炼钢厂因为有冶金系，所以还是按比较正规的小钢厂修建的，拥有一座小型的化铁炉、一座1吨的小型转炉，主要冶炼当时国内紧缺的硅钢。由于专家教授都已被批透、批臭，不让他们主持钢厂的技术工作，钢厂的生产和技术工作由几个调干生、转业军人和党员学生负责，他们有的对炼钢一窍不通、有的一知半解。在一位出身好的马教授指导之下，炼出了第一炉钢，敲锣打鼓向党委报喜之后，就自认为炼钢并非难事，此后便不再向马教授请教了。
1958年10月21日上午9时许，因我头天上夜班，上午七点下班后正在距钢厂一里多远的学生六舍四楼的寝室睡觉。突然一声巨响，把我从睡梦中惊醒。我正在考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才爆发出如比巨大的响声。大约十几分钟之后，一位同寝室的学生（他那天上白班）流着满头鲜血（他头上脸上受的都是皮外伤，但因头上脸上都流满了鲜血，样子很吓人）突然推开寝室门，带着惊恐的神色对我说：“钢厂爆炸了，你还在这里睡觉！”我连忙爬下床穿好衣鞋，迅速往钢厂方向跑去，想看看我能为受伤的同学、工友做点什么。不料跑到距钢厂还有近百米的距离时，便被纠察队员挡住，不让靠近。我说我是钢厂的学生工人，想去参加伤员抢救。对方说不关你的事，你赶紧回宿舍去。我站在那里，远远地看见原来约一百米长的厂房的屋面，已被爆炸的气浪掀掉了三分之二，厂区地上一片狼藉，到处是残砖破瓦和东倒西歪被爆炸震倒的机器设备。我到现场附近时，没有听到爆炸后必然发生的呼天喊地的哭叫声、呼救声。此时爆炸已发生有近半小时，因一般的重伤员已被抬到学院医务室紧急抢救、轻伤员自己跑到医务室进行包扎处理，剩下几位特重伤员一边由医务室医生护士在现场进行临时处理；一边在等待城里面大医院的救护车来，以便拉到大医院进行抢救。在爆炸后将近一个小时才见两辆白色的救护车开来将几位特重伤员运去抢救。
学校依照当局对所有对其形象不利的事一律向民众保密的传统，在爆炸后的第一反应居然是由校党委牵头，由保卫科出面调集可靠的党员干部、教师、学生迅速组成纠察队，用绳索拉起一道封锁线封锁现场，以防止爆炸的消息向民间传播，被“阶级敌人”利用来攻击“三面红旗”。
据后来内部公布，此次爆炸有二位学生因抢救无效死亡，重伤、致残廿余人、轻伤无以数计。如此重大的一次人为的、本可完全避免的、造成重大伤亡的安全事故在省、市内外居然从来也没有报导过。死者亲属的哀嚎声、伤者的呼喊声、致残者悲愤的呻吟声，全被“大跃进”的一片欢呼、歌颂声所淹没。
由于实在找不到任何此次爆炸系“阶级敌人”破坏造成的证据，后来有马教授（他是炼钢专家）参加的事故调查小组得出的结论是：由于事故发生的前几天连续阴雨，仓促建成的钢厂四周没有完善的排水系统，导致化铁炉下面的土坑积水。爆炸那天早上，化铁炉因操作不当，造成化铁炉鼓风偏流，使炉内铁水温度下降，如铁水在化铁炉内凝结将造成整个化铁炉报废。现场技术负责人在未采取任何防爆措施的情况之下，贸然决定“打炉底”才造成了这次重大的事故。现场技术负责人考虑的是：如果一旦铁水凝固在化铁炉内，将造成化铁炉的报废，迅速打掉炉底，也就是打掉顶住化铁炉炉底的粗钢管使炉底打开，让炉内炽热的焦炭和铁水一下子泻到炉底下面的土坑里，就可以保住化铁炉，才不致影响钢厂的生产，继续为实现1070万吨钢/年作出贡献。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之下，那些工农出身缺乏基本常识的党员“技术骨干”居然在炉底下面土坑里的积水都没有排掉的情况下，又没有向马教授请教，就自行决定“打炉底”，于是数以吨计的一千四、五百度的高温铁水和温度更高的炽热焦炭一瞬间下泻到土坑的积水里，积水一瞬间化成体积扩大一千二百四十多倍的炽热水蒸汽形成爆炸。一瞬间炽热的水蒸汽浪掀开了三分之二的厂房，炽热的水蒸汽和飞溅的高温铁水冲向现场的工人、学生，造成严重的烫伤、灼伤；掀开的屋面在空中形成大量残砖破瓦落下来砸在工人、学生们的头上、身上又造成许多伤害。
由此看出，如果当时在“打炉底”之前把土坑内的积水先排干，再垫上炉渣、或翻砂用的型砂（这两样东西钢厂内随处都可找到），这样做并不需要多少时间，完全可以在化铁炉内铁水凝结之前完成，此时再“打炉底”，这场造成重大伤亡和巨大财产损失的灾难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这就是毛和中共宣扬的外行可以领导内行、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可以领导一切，在全国造成的种种巨大灾难中的一个小小的“光辉”范例。
农村大炼钢铁的疯狂场面我无缘亲眼目睹，但城市里的大炼钢铁我有幸目睹过。大机关有车、有权、有钱可以到矿区拉铁矿石，到废品站拉废钢铁，到林区拉木炭甚至能到产煤区拉到焦炭。即使这样，对炼钢一窍不通的干部们，丢开自己的本职工作不顾，一天从早到晚轮番在小高炉旁“奋战”，时常还要通宵达旦（因小高炉不能停，一停温度下降，要重新开炉费时费工费原料），但炼出来的往往都是比他们投下去的废钢废铁质量还要差的完全没有什么用途的废品。炼出来的这些废品的产量经扩大许多倍之后，便被统计部门作为合格的钢产量住上报。街道干部和城镇居民炼钢铁更为困难，他们权轻（仅对炼钢铁而言）、钱少，更没有运输车辆，顶多有几架靠人拉的板车（北方叫“架子车”），他们的小高炉找不到炼钢铁的原料，只好到收废品的小贩那里收集废钢铁制品作原料，这远不能满足炼钢的需要。居委会的干部们就只好到居民的家里，带强制性的要居民们“自愿捐献”出家里除留一口煮饭用的铁锅、一把锅铲和一把菜刀之外所有“多余”的铁器。居民们被迫忍气吞声翻出家里所有的钢铁制品、用具，甚至连大门上的门扣环、箱子上的铁锁扣都被撬出来拿给他们去炼钢铁。居民们家里当时十分宝贵的“钢精”锅、“钢精”水壶（那时把铝制品称之为“钢精”）和其他“钢精”制品也要被迫“自愿捐献”出来，因居委会的小高炉没有鼓风机，就靠那种补锅用的手拉风箱来鼓风，小高炉的温度起不来，废钢铁熔化不了。不知经哪位高人指点，说在小高炉内加入铝或铝制品，铝在高温下燃烧可以产生三千多度的高温，可以提高炉内温度使炉内钢铁熔化。但那个时候居民们都十分贫困，居民们家里的“钢精”制品很少，所以居委会的小高炉常因温度不够，投进去的是从居民家里被迫“自愿”捐献的各种钢铁制成品、“钢精”制成品，结果产出来的却是一堆既不象钢，也不象铁倒有点象炉渣一样的黑疙瘩。一堆这样的废物过磅后，又被扩大好多倍，便被当作合格的钢产量统计上报。象这种把成品当作原料花大量的人力物力，把这些成品炼成一堆废渣的愚不可及的、古今中外从未发生过的倒行逆施的蠢事，只有在以毛为首的中共的“英明”领导之下才有可能在中国变成现实。
就是这些从遍布全国的大大小小的土高炉里炼出的、几乎没有任何用途的黑疙瘩被扩大许多倍之后统计出来的所谓“钢产量”，再加上正规钢厂被虚报的钢产量。在一九五八年底毛和中共居然向全世界、全国宣称己提前多少天完成钢产量在一年的时间内翻一翻的“宏伟”目标，即钢产量达到1070万吨/年的预定目标。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会问，当时难道人们不知道这样做很荒唐吗？为什么还要“自愿捐献”家里的钢铁制品和“钢精”制品？其实当时许多人都知道这样做很荒唐，也不愿意把家里有用的钢铁制成品、“钢精”用品捐献去干这种蠢事。但是如果他们敢于指出“大炼钢铁”的荒唐、得不偿失；或试图抵制这一切；或试图拒绝“自愿捐献”自己家里那些有用的钢铁、“钢精”制成品，那么等待他们的将是一场灭顶之灾。他们马上就会被当局指责为反对“大炼钢铁”、反对“大跃进”、反对“三面红旗”、反毛、反党、反社会主义。接着他们将遭到没完没了的大会小会的批斗，最后将被戴上“五类份子”的帽子，轻的遣送农村劳动、送农场劳教；重的判处徒刑，如不认“罪”甚至会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被处决，还要祸及他们的家人和亲友。就算有敢于为坚持真理而献身的好汉，他自己可以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但他不能不顾及他周围数以十计的无辜的家属、亲友、同事、同学。他们都将因他而招来永无穷尽的不同程度的深重灾难。这就是当时的人们不敢、也不能出面抵制、指责“大跃进”中发生的种种违反常理的荒唐事的最主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