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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平:什么样的家庭,什么样的党?

辽宁有一个82岁的老太太卜凤彬,成立了“家庭党支部”。在中秋节的晚上,卜凤彬召集全家老少十八口人团聚,不是吃月饼而是开“家庭党支部例会”。

如果不是央视《新闻联播》长达五分钟的报道,人们会以为这是对党组织的戏仿和嘲讽。大家想起来,几年前官媒还报道过湖北一个“家庭党支部”,77岁的王秀英任党支部书记,女儿李忠奉任组织委员,侄儿李尚军任宣传委员。

和“新婚之夜抄党章”的新闻一样,在很多网民看来,经过官媒郑重其事的报道,“家庭党支部”更具有讽刺意味。

人们还想起来,“文革”时期就有过“夫妻学毛选”和“家庭斗私批修会”的宣传,真的是“革命传统代代相传”啊。“文革”的乌云再一次逼近,大家忧心雷鸣电闪似的政治运动重新上演。

此时,我读到《纽约时报》刚刚发表的一篇文章《在一年级从他变成她》。作者劳瑞·弗兰克尔(Laurie Frankel)写道,她的儿子在六岁生日收到若干戏服,穿上其中一条亮闪闪的绿裙子以后再也不肯脱下,在一年级从男生变成了女生。孩子的选择受到父母、老师和多数同学的认可和支持。

这两个故事看似互不相干,但是它们有着共同的主题,即家庭教育。家庭教育的背后,是家庭观念、功能和结构。把两个故事组合在一起,会有奇特的效果:家庭党支部怎样对待孩子的易装爱好、跨性别或变性倾向?是坚决制止他模仿腐朽堕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呢,还是教育他无论变成什么性别也要热爱祖国热爱党?

“家庭党支部”的表演舞台

与“夫妻学毛选”和“家庭斗私批修会”温馨和谐场面相伴相随的事件,是夫妻反目互相揭发,父子成仇搞阶级斗争。因此,人们对于“文革”的控诉之一,是公权力侵蚀家庭私领域,破坏传统的家庭伦理。

卜凤彬老太太不让家人吃月饼,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情节。按照和谐社会和树立良好家风的理论,一边召开“家庭党支部例会”,一边吃月饼,岂不是更美好的“中国梦”?老太太从“文革”走过来,她深知这种事情需要一个“革命”的姿态。但是,从婚姻家庭的历史看,这其实这是一种“伪革命”。之所以需要在家里“斗私批修”,之所以能够成立“家庭党支部”,仰仗的是传统的大家庭观念。只有在把更多个人自由被定义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承认老太太有权力决定家庭成员吃不吃月饼之后,“家庭党支部”才能够成立并运作。

家庭历史学家斯蒂芬妮·孔茨(Stephanie Coontz)认为,以财产与权力为核心的传统婚姻占据人类的大部分历史,以爱情为核心的现代婚姻不过才经历了一两百年。现代婚姻还可以细分,自上世纪六十年代民权运动以来,西方家庭进入“自我表达婚姻”(self-expressive marriage)的时代。由此可见,党的权力得以入侵家庭,在破坏家庭传统伦理的表象背后,是维持和依靠家庭传统伦理的实质。新闻中建立“家庭党支部”的两个家庭,都是几代同堂,而且都由年龄最长的老人担任“一把手”。

习近平的个人生活受益于现代婚姻观念,离婚再婚并让人把他的第二次婚姻塑造成爱情的典范(在受到严格监控的中国网络,歌曲《习大大爱着彭麻麻》广为传播,其中唱道:“习大大爱着彭麻麻,这样的爱情像神话;彭麻麻爱着习大大,有爱的天下最强大!”)但是,他却以传统的家庭伦理要求国人“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并让宣传机器重塑古老的“孝道”。“家庭纪委书记”、“新婚之夜抄党章”及“家庭党支部”等荒诞剧就在这种历史舞台上演。

正如斯蒂芬妮·孔茨所指出,以爱情及自我表达为核心的婚姻革命已然完成。在西方发达国家,同性婚姻、多元家庭及单身率上升难以逆转。中国社会的不稳定,更令这一趋势加速。据《经济学人》报道,2014年中国有360万对夫妻离婚,是十年前的两倍多,比率已超过大部分欧洲国家。

不难想象,“家庭党支部”这类披着创新外衣的传统权力游戏,其陈腐之恶臭令网民如何忍受,但见人皆掩鼻而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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