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曾经有人写过一点小文，说到一点观察，在问责这件事情上，舆论中一直存在的问责部门、问责官员、问责政府的传统，已经悄悄转换，变成了问责社会、问责国民。问责的话语体系，从问责型政府转移成为问责型国民。问责成为板子，但打在民众屁股上。
这次从临沂爆出的诈骗致死事件，接连出现数名被诈骗死的，最新的是广东潮州一个女孩，被诈骗了钱财之后跳海自杀。她在遗书中表达了被骗的羞耻感，说自己蠢笨之类，字里行间满是自责与自我贬低，彷佛只有一死了之，才能消除这种耻辱。
这是为数很少在诈骗死那里出现的当事人手书，记录遭到骗局算计后的心态动荡，以及一种被骗术拖入死地之前的内心世界。显然，即使是在终结生命的最后时刻里，她也在无意中加入了问责型国民的行列，将不幸遭遇归结为自身的弱点，而不是其他。
那个在派出所报案、得到悲观答复的徐玉玉，在父亲三轮车后座上猝死之前，恐怕也沉浸在这种问责自身、追悔莫及的情绪当中不能自拔。那可能是一种非常孤独的体会，他们除了问责自己，别无他法，甚至看不到被帮扶的希望来。先是诈骗，而后是绝望将其吞噬。
除了当事人堕落问责型国民的深渊，社会上议论诈骗的声音中，不乏一种同样是责备受骗人的舆论氛围。除了责备，有时还有幸灾乐祸，乃至于更加恶意的看法。比如清华教授被骗1760万元，他除了没有得到同情外，几乎得到了上述一切“问责”。
有人即刻追问，他一个教师怎么有那么多钱，会不会有不可告人的东西？你看，受害者总是在第一时间被拷问，徐玉玉被认为因为穷、用不起智能手机、没掌握第一手反诈骗技巧；潮州这个，有人说是缺乏人生经验。在诈骗得逞后，围观者瞬时间都成了讲授人生经验的长者。
在围观者轻巧的眼光及苛刻的词锋之下，问责型国民只有将损失内化为人生幸存的成本，否则根本不能找到纾解的途径。而在另一方面，诈骗犯们被认为“不谙世事”、“从脸上看不出邪恶特征”，也有高悬人士立足“福建乡土社会”，论证不诈骗毋宁死的正当性。
而在警察那里，诈骗者得到的是更加冷酷的回答，要么找不到，要么没有用，总之是无能为力。警察也透过媒体吐槽，说没有资源，说银行门难进，受到电信运营商冷遇等等。无论这一块要如何研讨警方的不作为，但它给受害人传达的信息都在强化问责型国民的内心压力。
这恐怕是世界上非常少见的诈骗景观：诈骗犯在电话里讥讽上当的是“傻子”，媒体将诈骗群落描绘成搏世界的世外桃源，电信部门将为骗子电话爆棚的基站扩容当作政绩，警察诉说着投入不足，而受害者除了用悔恨敲打内心别无出路——敲打过烈的，就自寻短见，为诈骗划上句号。
这样的景象哪一点像正常的人间，但它就是是数年如一日、分分钟都在发生的当世当道。即使在诈骗导致命案之后，也没人关注更关键的问题，比如对公民个人信息的过度搜集，比如包括实名制在内信誓旦旦的保护公民的措施，没人追问比骗子更坏的机制与现实。
诈骗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是诈骗犯捞世界的野心？是受害者剧烈的人生挫败？是商品社会利欲熏心的交易勾当？是社会面严密控制下的漏洞？是社会溃败的一个类型？抑或是国家失败的某种症状？叩问无解，问责型国民除了杀死自己以外，走不出诈骗环绕的人生。
所以在诈骗这一典型国情中，可以更好地理解问责型国民的含义，以及制造他们的机制。这个机制里面，有国有成分，也离不开民间粪土的滋养。诈骗得手，不只是骗子的胜利，似乎还是其他看客的胜利，因为他们又得到了一次光凭口水就能参加埋葬事业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