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的一位知识界朋友说，最近想会见欧洲某资深汉学家。这位名家研究中国，精通汉语，著作等身，岂知态度傲慢，一副爱理不理高高在上的面孔。
我说，这一点毫不奇怪，因为这个洋人，是研究中国的专家。他的工作，须与中国人长期相处，须深入了解中国，而越了解中国和中国人的洋人，内心越鄙视中国人。
或者正确一点说，不是鄙视，而是跟中国人打交道多了，只是觉得“受够了”（Fed up）。因为他的终身职业围绕着“中国”（China），而中国，尤其是现代，须研究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现代社会、中国人的性格行为、中国政治的深层结构，而这一切，众所周知，都是充满厌恶性（Revulsive）、令人极度不快（Extremely unpleasant）的题目。
一个西方儿童，如果在瑞典、加拿大、德国等西方文明国家长大，在安徒生和格林童话的文化背景之中，即使后来读到一点尼采、卡夫卡、欧威尔，人性的阴暗和丑恶，体验毕竟是有限的。如果他无端端从小对“中国”发生兴趣，多半来自西方关于中国地理和古代文化的图画书，如万里长城、皇帝与夜莺、花木兰。澳洲前总理陆克文就在英国左翼的“新政治家”杂志忆述，小时候，他深为中国情调所吸引，决定学习中文。
问题是每一个西方汉学家后来都要去中国涉足实习，也就是Field Trip。这时开始出问题：他发现毛式的“中国”（A Maoist China），尤其“改革开放”的金钱中国，与他们小时候看儿童图书的插图文字，以及韦妥玛、赛珍珠、拉提摩等二百年来的西洋汉学专家的经验完全不同。当一个欧洲汉学家以年少热爱中国文化开始，精通古典，坐进诺贝尔评审会，然后年年有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作家像难民一样来敲门自荐、哀求开后门让他得奖，“奖金我们可以私下平分”，他都对这个国家开始产生厌恶感。
而夫妻尚可“因误解而结合，因了解而分手”，但汉学家到了五十岁却已无法转行。西方汉学家最终讨厌他们的终身题目，其实十分正常。
在欧美，每一个杀猪的屠夫，儿童时也一定读过三只小猪的故事，喜欢过小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