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起来，想起原来住在香港。骆克道是香港著名的酒吧街，说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并不为过。拉开酒店的窗帘望下去，晚上的喧嚣已经让位给了宁静。
喧嚣和宁静，这两种状态在不同的时空转换，也许，真实的世界就是这样的。
倏忽间，我的思绪回到了半个世纪前。
五十年前的八月十八号，也就是在天蒙蒙亮的时候，我正守候在天安门广场上，等候着伟大领袖的接见。
那一年，我上初一。其实，从五月底开始就不上学了，开始搞运动。运动的起始阶段还是中规中矩的，由校领导指挥，工作组指导和配合，学生们也不出大格。但这是和伟大领袖的初衷背道而驰的，于是，在他老人家的指点下，情况似乎在一夜之间发生了变化，校领导靠边了，挨斗了，工作组也灰溜溜了，学生们开始造反，继师大女附中的卞仲耘校长被打死之后，北京的中学生掀起了打人狂潮，当时谓之为“红色恐怖”。我所在的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外国语学校原本是培养外交“小绵羊”的地方，此时狼性爆发，一夜之间打死了张福臻和张辅仁两位老师，原因是解放前他们是三青团骨干。第二天一早，学生们还特意贴出了一张布告，说是“杀二儆二百”，因为当时学校的教职员工有二百人。
既然不上学了，我们就响应号召去大串联，出去十几天后回到北京，就得到了通知，伟大领袖要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
那时候，我们这些北京的学生大都去外地煽风点火，而外地学生大量涌到北京，看北大这所贴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革命圣地，看天安门，看中南海，当然，最想的，还是离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更近一些，能够感受到更多的温暖。
外语附校当时在和平门外，用的是老北平师范的院子，这里离天安门广场很近，大概两三公里。但是，还是在凌晨三点钟就出发了。到了天安门广场的指定位置时，天还没有亮。但是，我们学校所在的地方离天安门实在太远了，我估计其实啥也看不清，有些沮丧。但是同学们却像打了鸡血一般亢奋。
这天的学生们，能够有旧军装穿上的都神气活现地穿上了，有些同学的父辈官当得大，有将校呢的军装再配上一条皮腰带，能吸引不少注目礼，没有军装穿的，也要背个军用书包，顶不济戴顶绿军帽也美滋滋的，那时还不知道绿帽子的含义。我家是平民百姓，和军队不搭界，但是不知道从哪里也弄了一件旧军装穿上，记得那时候我哥哥还动议过我们改名字，他叫周军，我叫周兵。但是后来这事搁浅了。
天大亮了，我们看到广场前面的人群潮水般涌向天安门城楼欢呼时，知道伟大领袖出来了，从我们站的地方看天安门城楼，只见几个绿色的小点在移动。但是，这也挡不住我身边同学们的激动，他们欢呼雀跃，喜不自胜。
那时我还不到14岁，却是一个很沉稳的人，不太喜欢这样的感情流露，所以，只是默默地看着。
顺便说一句，有报道说，当时红卫兵在欢呼跳跃中，藏在口袋里的抄家抄出来的金条掉了一地，我认为不是真的，起码我没有看到一根。而且，那个时候，红卫兵的政治情结远远超过了对财产的迷恋。他们一心向往的，是中南海丰泽园那朱漆斑落的大门，因为那里是最红的红太阳居住的地方。
说起来我大概和红太阳缘分太浅。还有一次他接见红卫兵，是大家在路边等着他老人家乘敞篷车驱车而过，我憋了一泡尿，不敢上厕所。后来，等了两个多小时，实在憋不住了，就跑了一趟厕所，等我回来，那辆载着红太阳的敞篷车已经绝尘而去了。
八一八，后来成为红卫兵的一个象征性的日子。有些事情，我在现场是不知道的，只能靠当事人的追忆。
伟大领袖当天穿了一身军装，这既表现了他是军队的统帅，又暗合了红卫兵小将们的从军情节。但是，这是一个临时的决策。据卫士长陈长江回忆，这天，为了接见红卫兵，伟大领袖没睡觉，半夜里突然说要穿军装。因为事先没有准备，只好在中央警卫团的干部中寻找主席合身的军装。一中队干部刘云堂是个身材魁梧的大个子，把他的军装拿来试穿，没想到还正合身。
这天领袖通宵办公，清晨4点多钟他就叫着准备出发，5点钟就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这天，年过七旬的他在天安门城楼上整整6个小时。
周总理交待北京的有关负责人，组织1500名红卫兵代表上天安门城楼。这些红卫兵组成两个方队，安排在城楼的东、西平台上。伟大领袖从检阅台走到城楼西南角时，被一群红卫兵拦住了。他们拿着“红宝书”或小本本、钢笔，争着请领袖签名留念。这个要求居然得到了满足，得到签名的红卫兵欣喜若狂。
就在这时，一个来自师大女附中的女红卫兵给心中的红太阳戴上了“红卫兵”袖章，领袖高兴地接受了，并亲切地与她握了手。问她叫什么名字？她说，叫宋彬彬，领袖说，要武么！
轻轻三个字，改变了多少人的命运。宋彬彬是宋任穷的女儿，她改名成为宋要武，而许许多多的红卫兵小将，后来又有许许多多的工人农民甚至军人，加入了要武的行列，武斗之风席卷全国。
在1966年70天的时间里，伟大领袖8次10批接见了1200万红卫兵，不可谓不辛苦。从现在看，他的目的很清楚，就是要充分把群众发动起来，搞疾风暴雨式的斗争，正如他所说：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一场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
他的目的达到了。
他曾向戚本禹解释为什么要接见红卫兵。
他说，我不怕累，我就是要想让更多的孩子见到我，让他们知道我对他们的希望。将来，我不在了，有人要搞修正主义，就是现在在广场上见到我的孩子们当中，会有人记着我对他们的希望，记着我说的要反对修正主义，要敢于实行对修正主义造反有理。我多见一群孩子，多站一会，就多一份希望，这是很有意义的。
他联系自己的经历说，我有这样的经验，当年，搞国共合作，开代表大会，我到会了，见到了孙中山先生。孙先生对我很器重，让我担负了重要的工作，还让我在大会上作报告，而那时我很年轻。孙先生这样器重我，我一辈子都没有忘记。孙先生不在了，但他讲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我时时刻刻记在心里，记了一辈子，要把革命进行到底。我今天见见孩子们，也是希望他们记着要继续革命，要把革命进行到底。所以，这是一件大事。
八一八是一个标志性的日子。
这一天，红袖章、绿军装、红太阳成了关键词。从这一天开始，原本还有那么一点不合法不受支持的红卫兵登堂入室，成为了那场运动的先锋和闯将，也成为了冲破一切条条框框的洪流。
这个洪流，现在流向何方了？
2016-8-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