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国内两位顶尖经济学家张维迎和林毅夫，就产业政策问题展开了一场大辩论，两人你来我往的思想交锋，引起学界和社会的很大兴趣。
这场张林大辩论，实际上始于1995年两人关于国企改革中的政府和市场关系。2014年，在杨小凯逝世十周年的纪念会上，两人的恩怨又死灰复燃。到了2016年，两人的争论更是白热化。张维迎在上个月举行的中国企业家论坛峰会上发表演讲，主张废除一切形式的产业政策。张认为，产业政策是穿着马甲的计划经济，是豪赌，不搞砸绝不罢手。之后，林毅夫发表文章，观点针锋相对地认为，经济发展需要产业政策才能成功，“有为的政府”必不可缺。
笔者在80年代曾搞过产业政策的研究，在海外留学期间，还专门就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修过几门课。笔者认为，有大量实证研究表明，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产业政策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并非像张维迎说的那样一无是处。不过，林毅夫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做的事绝大多数都做对了，更是夸张。
这里的问题是，对于这两位了解“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资深学者来说，这样的偏颇和极端似乎有些反常。如何解释这种偏颇和极端呢？其背后是什么逻辑在支撑？
显然，张林两人之间的这场经济学大辩论超出了经济学范畴。张维迎被不少人定义为自由经济普世价值的捍卫者，林毅夫则被定为中国模式经济崛起的倡导者。这场辩论与其说是学术之争，不如说是路线之争和意识形态之争。有人说，张和林就是为了通过意识形态的争论，施加自己的政策影响力。笔者同意这种判断。
在施加政策影响力方面，林毅夫显然比张维迎幸运的多。他的很多观点得到官方的回应，或者与国家政策一致，或者成为政策的一部分，比如国企改革、宏观调控等。正因为如此，林毅夫被称作“政府派”、“官方经济学家”。但经济学家华生不赞同这些说法，华说，“他本质上是一个学者，而不是政客。”“从他（林毅夫）写的东西来看，我认为是那些东西本身使他相信，而不是他为了迎合什么人说什么话。”
可是更多的学界人士不这样看。从笔者阅读的文章来看，经济学界的学者和学生，对林毅夫的支持明显少于对张维迎的支持。对林毅夫最有名的批评来自于十多年前逝世的另一名顶尖经济学家杨小凯。本世纪初，杨小凯与林毅夫也有一场争论，围绕宪政改革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经济学》（季刊）第二卷第四期）。林强调渐进经济改革的好处，但杨小凯认为，一个独立的学者要研究渐进改革中的两难冲突，而不应只是鼓吹其好处；“如果中国的经济学者不全面总结渐进改革的经验教训，而只是一味鼓吹渐进改革的好处，在独立的国际学术界眼中，他们就会被视为当政者政治宣传的工具。”
这里涉及了另一个问题，知识分子应不应该有批评精神？批评者质疑林毅夫“缺少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林这样回应：“知识分子当然应该有批评精神；但我并不认为知识分子就应该反社会、反政府。”林毅夫的这个说法很奇怪，知识分子有批评精神，能等同于反社会、反政府吗？为了不被政府误认为“反社会、反政府”，知识分子就应放弃批评的武器吗？
有意思的是，官方喉舌《环球时报》两年前就介入了张维迎和林毅夫的大辩论。2014年9月14日，《环球时报》刊载南开大学经济学教授何自力的文章，何文认为，张维迎是此次辩论的输家，他输就输在所持的观点缺乏历史感上。这篇文章或许可以反映官方对张林二人辩论的立场：抑张扬林。这又引出了另一个问题，从林毅夫对当前高层的影响力来看，他所坚持的观点，会不会为不愿推动改革的政府提供理论依据？
看来，在张维迎和林毅夫的分歧背后，隐含着这样一个事实——朝野对立。如果说，林毅夫的观点在“朝”中很火，那么张维迎的观点则在“野”中很火。张维迎的一些主张总能在知识界获得更多支持，却很难赢得官方政策的回应。
或许杨小凯的这句话可以解释这种朝野对立：“经济学界的研究要讲良心，要尊重事实，不要替有权有势的人做宣传造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