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笔者遇到两件有趣的事。一是健身房浴室的淋浴喷头下面突然出现一个神奇的踏板，只有体重秤大小，你必须站在上面喷头才会出水，否则打开原有的开关也不行。其用意显然是节水，可是细细一想，它不过是针对有人洗完澡不关喷头就离开的现象。
其实不关水就走的人未必多到非要专门增设装置来治理，因而这很可能是北京某种节水小发明与政府机关节水政绩需要一拍即合，强行推广（计较成本的企业是断不会愿意这样事倍功半的）。
但是，这一现象不典型，并不说明中国社会此类公共问题就不严重，“中国式过马路”就把这个问题体现得淋漓尽致。中国每个稍象样的男厕所的小便器旁都贴着劝你站近一点，别撒到地上的提示牌，其内容甚至成为一门艺术，可是每个小便器下从来都不缺尿迹。
另一件事是试了最近在上海和北京风靡的公共自行车出租业务“摩拜单车”，发现每辆重达25公斤而且很不好骑。原来根本原因是企业害怕车辆被用户粗暴对待，故意造得极为结实和简陋。可见国人自己也对同胞善待公共资源完全丧失了信心。
所有这类问题的解决，从短期的规制到长期的劝导，都是政府的基本职能之一。然而当前的现状正是延续三十多年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结果。从社会劝导角度，最近党支部都要求建在家里了，可党员们连带头遵守交通规则也做不到。从社会规制角度，大陆最近宣布公民在微博、微信上所有的言论都可能成为犯罪证据，但在无关政治的日常生活中，面对成千上万的人群，政府又显得无能无力。只不过这种反应神速和无能为力之间，隐藏的又都是政府的利益。
这种利益有时体现为不出事、不死人（所谓社会稳定），比如北京地铁自动扶梯故障伤人几次，政府当然无力改变制造行业的质量和维护监管水平，但每天涉及数百万人安全的事极易引发普遍不满，因而唯一可以改变的就是每个扶梯派人盯着，其实增加的成本最终还是会通过票价和亏损补贴转嫁到公众身上；
有时体现为少给自己增加压力和麻烦（全面懒政），比如电动车的治理，抓不抓对政府其实都没有多大好处，抓了你们还意见挺大，那就不管好了；
有时则体现为与民争利，比如慈善必须政府主导，政府曾经获利丰厚的计划生育搞出人口新问题了，从鼓励生育中演变出制裁不生育，照样能获利。上述节水措施也能延伸到更大的利益。经过计算，北京如果很好的节水和管理水资源，是可以不缺水的，但这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政府说说可以，从来干不好，他们擅长的是耗资数百亿的“南水北调工程”。可是现在该工程实际上已经失败，调水效益远低于预期，同时中国南北旱涝规律貌似又有变化。就一个水的问题，纳税人的钱花掉无数，事却一点没办好。
总之结果就是，政府热心的事皆为利来，该解决的事却解决不了，连公序良俗也几近崩溃。
真的没办法吗？其实人类智慧早有结晶——这些问题理当依靠法律的权威、社会的自治和市场的竞争。在中国非得靠行政权力粗鲁而低效甚至无效地艰难维系，让市民忍受生活环境的无序甚至瘫痪，原因很简单，树立法律的最高地位，放开社会的自治，都有损党权，而竞争有损体现为国企利益的党利。权、利两伤，这不要命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