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基督徒处境愈发艰难。中国政府不断通过新规定和其它手段限制境内的宗教团体。
今年9月7日，天主教温州教区朱维方主教因病去世，享年89岁。根据天主教廷的规定，教区主教空缺后助理主教自动接替。但是，温州教区助理主教邵祝敏却在朱维方主教去世前不久“消失”了。据天主教通讯社等媒体报道，属于“地下”教会团体的邵祝敏被带到西宁“旅游”。有消息称，在朱维方主教的葬礼后，邵祝敏已返回温州，但一举一动受到监控。教区事务现由一名普通神父主持。教会人士指出，当局这次将邵祝敏带走，就是要阻止他主持朱主教的葬礼，因为此举意味着承认邵祝敏的主教身分。
朱维方主教十三岁时进入宁波小修院，之后在宁波、嘉兴、福州和上海大修院接受培育，一九五一年到上海徐汇修院学习并毕业，一九五四年晋升司铎。1955年至1971年期间，他被强制劳改16年。1982年至1988，他在监狱里被囚禁6年多。2010年，朱维方被任命为官方天主教爱国会温州教区主教。在此之前，他已被梵蒂冈秘密祝圣为主教。
强拆十字架
2015年，浙江省政府掀起拆十字架运动后，朱维方主教强烈呼吁当局停止摧毁十字架并呼吁普世教会支持中国、为中国教会祈祷。迄今为止，浙江各地已拆除了1800个教堂屋顶上的十字架。当局和信徒之间因此不断发生暴力冲突。今年2月，抗拆十字架的浙江新教牧师包国华和妻子被以贪污等罪名判刑十几年。
新宗教事务条例
邵祝敏被阻止接替主教的事件显示，中国当局进一步收紧了对宗教人士的限制。据香港《亚洲新闻》8月18日援引一位神父来信报道，地下教会神职人员处境日趋严峻：他们被迫通过天主教爱国会登记注册，接受天主教爱国会的独立自主自办原则。只有在登记注册、得到神父证的情况下，他们才能继续牧灵工作。很多迄今为止被官方“容忍”的地下教会神父陷入深深的痛苦和焦虑中。
2016年9月7日，中国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发布了《宗教事务条例修订草案（送审稿）》，引发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宗教人士认为，该条例通过办理登记、必须向宗教局申请临时活动地点、基层监控等手段强化对家庭教会的压制和铲除力度，让家庭教会生存空间全无。
新《条例》规定，除官方宗教团体外，其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设立宗教院校；非宗教团体、非宗教院校、非宗教活动场所不得组织、举行宗教活动，不得接受宗教性的捐献，不得组织公民出境参加宗教方面的培训、会议、活动等；禁止在国民教育学校传教、举行宗教活动、成立宗教组织、设立宗教活动场所。条例还规定了针对家庭教会的严厉惩罚措施，如擅自举行大型宗教活动的，由宗教事务部门会同公安机关责令停止活动，可以并处10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罚款等等。
高昂的代价
梵蒂冈国务卿帕罗林枢机主教（Pietro Parolin)8月底表示，教宗期待与大陆建立起新的良好关系。天主教香港教区枢机主教汤汉先前透露，教廷与大陆已就主教任命达成初步結果。香港荣休主教陈日君则表示：“我不知道为何应该保持乐观。中国政府不会送给我们任何东西。”德国“受迫害民族协会”警告说，“梵蒂冈为接近中国政府将付出越来越高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