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着“央行的央行”之称的国际清算银行（BIS）周六（9月17日）发布报告称，中国银行业压力预警指标已经升至纪录新高水平。
有一小部分看空中国的人此前警告称，中国可能面临一次金融危机，这些人曾被一些值得尊敬的金融分析师嘲笑。不过在过去的一年中，中国的不良贷款风险问题已受到普遍关注。尽管中国官方拥有为银行体系提供支持的资源，但其通过更多贷款刺激增长的持续努力正令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困境变得复杂。
最新的警告来自国际清算银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该机构是总部位于布鲁塞尔的央行清算机构。国际清算银行（BIS）独创的“私人非金融部门信贷/GDP缺口指标”读数在一季度升至30.1%，是从1995年追踪中国相关数据以来的最高值。所谓的缺口就是信贷与GDP比例与其长期回溯趋势的偏离度。
这一数据超过了BIS覆盖的其他41个国家以及欧元区读数，并且明显超过了东南亚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高读数，也高于2008年雷曼倒下之前美国的读数。（下图来自彭博社）.jpg)
如何理解BIS的中国“私人非金融部门信贷/GDP缺口指标”创新高？
上述指标用于测量一个国家的债务水平。一旦读数超过10%，就表明银行业债务风险升高。该数据“爆表”就是信贷增长过度的信号，其后三年往往紧跟着的是银行业承受着严重的压力。
曾就职于国际清算银行的摩根大通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及大中华区经济研究主管朱海斌去年初曾描述过上述中国指标近些年的变化：
“按照BIS的中国”私人非金融部门信贷/GDP缺口指标“，中国的金融业已经进入高风险区。基于广义的信贷概念，中国社会债务水平在2007年底至2013年底期间从145%跃升至210%。信贷与GDP比缺口指标阀值显著高于10个百分点，在2010年二季度达到20个百分点。2011年缺口指标下降，但2012年再次反弹。2014年三季度的缺口指标为18.4个百分点，已经接近或者达到了传统研究里面的警戒线的水平。”
朱海斌当时还警告称，更雪上加霜的是，在中国整个信贷快速上升过程中，还出现了资产价格泡沫：
“以全国的平均房价来看，2009-10年房价的同比增速超过30%，2011-12年有一个小的调整，2013年之后又开始新一轮房价上升，到了2014年，房地产市场下行调整。所以，2009年以来，中国房价大部分时间上升很快，尤其是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房价收入比或者房价租金比例显示了很明显的泡沫。信贷的失衡加上房市的泡沫风险，从全球大范围的观察来看，应该是引起我们警惕的风险。”
对于各经济体而言，债务水平具体达到多高水平会引发问题并没有明确说法，但借贷突然大幅上升是危机的重要预兆。这揭示了一种狂热，在这种狂热中贷款创造了高回报的幻觉，从而为更多借贷提供借口。美国信贷增速与GDP增速之差在2007年超过10个百分点，而这正好是在房地产泡沫破灭前。正如高盛(Goldman Sachs)今年早些时候所警告的，任何债务迅速增加的主要国家，或者经历了金融危机，或者经历了持久的GDP增长放缓。
为了阻止全球金融危机蔓延至国内，中国政府此前打开了信贷阀门，随之产生的信贷增速是惊人的。截至去年年底，中国总体债务与GDP之比由2007年底的不到150%飙升至超过250%。
虽然去年中国政府决定遏制低效投资并推进供给侧改革，但债务与GDP之比还在继续攀升，这尤其令人担心。中国政府承诺禁止国有银行向陷入困境而无法偿还旧债的公司发放新的贷款。这些“僵尸企业”原本应该破产。但中国的违约事件却依然很少。
中国政府的谨慎态度自有其政治逻辑。履行改革承诺将拖慢经济增速，而每一次经济增速放缓就会极大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
在过去几个月中，中国政府鼓励三大政策性银行向国有企业的新投资提供资金。银行还为房贷潮推波助澜，提振了房地产价格。虽然没有降息也没有下调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但中国央行一直在运用公开市场操作向银行注入更多流动性。
政府统计数据显示，中国银行业不良贷款率正接近2%，为11年高点。但甚至连官员都承认实际数字要高得多。银行业分析师朱夏莲(Charlene Chu)预测该数字可能达到22%。这将要求中国政府对银行系统进行资本重组，就像其本世纪初所做的那样。
这一次，要修复金融系统可能麻烦得多，原因是影子银行业的出现。国有银行已经创造了一张理财产品的复杂网络，用高于普通存款的回报吸引投资者。根据朱夏莲的说法，去年理财产品的规模增长了1.1万亿美元，占总体信贷增长的近40%。
这些短期债务为长期资产提供资金，这是一种错配，已经加剧了其它领域的危机。购买者中有很多是别的金融机构，令人回想起2008年时的美国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储户们不了解存在的种种风险，同时当理财产品无法偿还本金时，银行被迫向储户偿还本金。此类产品一旦发生挤兑，会引发严重的动荡，并削弱中产阶级对政府的信任。
对于已经变得依赖于货币和财政刺激政策的国内经济，中国政府在推动由市场驱动的去杠杆化方面面临艰巨挑战。对付不可避免的政治后果或许会和应对经济风险一样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