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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屠”刀钝

清末官场上据传有三屠,张之洞为“士屠”,袁世凯为“民屠”,岑春煊为“官屠”。张之洞得名大概是因为他主张废科举,断了大批“士”的上升之路,袁世凯则是因为镇压义和团,杀了不少大师兄、二师兄之类的团民,而岑春煊的“官屠”之名,却是从他立志整顿吏治这儿来的。

岑春煊的发迹是因为1900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西太后老佛爷仓皇出逃,一路上缺兵少将,餐风露宿,担惊受怕,在这紧要关头,第一个赶来勤王的地方官,就是岑春煊。有岑带来的千把兵马,不管顶用与否,老佛爷总算心里塌实了许多。从此以后,当时还是个按察使的岑春煊,深受老佛爷的宠信,一路官运亨通。在朝中与瞿鸿禨、肃王结为一党,跟袁世凯和庆王,张百熙对抗。这个少数民族出身的新贵,得意之后,发誓要澄清吏治,自从当了两广总督之后,随即刮起了一场肃贪风暴,上任不久,即大行参劾,行动之卤莽,手法之草率,举国震惊,岑的下属更是胆战心惊,人人自危。

晚清走到20世纪,吏治之滥,已经到了病入膏肓的地步,贪污腐败,已经成为官场普遍的问题,原先制约腐败的机构监察系统也已经失灵,而且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密折制度也无形作废,满朝文武,没有人为了贪污去上折打小报告。严格的说,朝廷所有的官都是买来的,即使科第出身,要想混个好缺,也非花钱打点不可。想当官的人们,光花钱买官还不行,还要买缺,买了缺之后,想要早点做上官,还得买排队优先的位置。得官的成本在提高,做官的成本也在提高。由于各级官吏都是买的,大家都需要早点收回成本,尽快赢利,因此对下属的孝敬都很在意,冰敬、炭敬以及各种“敬”,花样出新,刮来的地皮,虽然肉痛,但都免不了要拿出部分来打点上司,一层一层供上去,直到中央。这个时节,官员更换的周期也在缩短,凡是好一点的缺,轮换的频率都非常高,有时一年不到就得换人,所以大家一上任,气还喘不匀就要张罗捞银子,否则离任的时候就有可能收不回成本,要知道,那时候许多人是借了高利贷买的官。

在这种情况下,要想肃清贪污,整顿吏治,不从制度的根本着手,无论采用什么手段,基本上都是无效的。不过,就现实而言,贪还是要反的,尤其在新政的改革时期,如果不反贪,改革很可能会变质,只是在反的同时,制度建设要跟上。客观地说,个别封疆大吏的肃贪行为,对于所属地方的“官场投资人”来说,的确是一场灾难,一场跟别的地方比较起来感到很是委屈的官灾,无怪乎人们要称岑春煊为“官屠”,尽管如此,岑的反贪还是具有正当性。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岑的反贪,也是反给朝中的庆王奕劻看的,因为这个奕劻贪财好货,已经为人所共知,在地方的反贪,实际上是间接打击朝中的对手。不过,毕竟刀是直接砍到两广的地方官头上,真正痛的,还是这些人。

以往,一上来就宣称要整肃吏治的地方大吏其实很多,不过这种宣称多是博取名声的一种手段,顶多三板斧下去,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更卑劣的也有,是将反贪作为贪的手段,一吓唬,孝敬就送上来了,晚清某高官有秘诀,说是对下属得连骂带吓唬,一骂则皮袍人参来,二骂则珠玉钻石来。像岑春煊这样来真的人当然也不是没有过,不过,大家可以利用各种关系,采用各种手段,最后使得最高层对他的印象变坏,让他不锒铛入狱,也官位不保。可是,西太后是个深受戏剧“毒害”的女强人,有仇必报,有恩也必报,对岑春煊的那份感恩之情,一时半会儿难以消除,反对岑的人,无论是捅出经济问题,还是桃色新闻,估计对“圣眷”太隆的岑春煊,都无可奈何。

官屠不走(当然死了更好),官难不已,怎么办呢?于是利害相关的人,大家凑钱,在香港开出赏格,有能使岑屠离开两广者,赏港币百万(那时钱很值钱,百万已经不是小数目)。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也必有智者,很快就有人想出了办法。当时,西太后最恨的人除了光绪,就是康有为和梁启超,虽然朝廷实行的新政,基本上是抄康、梁的作业,但好记仇的西太后,却一股脑地将戊戌以来所受的磨难和委屈,都算在康、梁头上,硬是对他们不依不饶。得不到赦免的以康、梁为首的保皇党人,则在海外一个劲地诋毁西太后,鼓吹把权力交给光绪,声声都触到了西太后的痛处,反过来更令这暮年的老太婆难以容忍。

于是,政治问题,成为倒岑的突破口。虽然岑春煊跟保皇党人素无瓜葛,但制造出他们之间的“联系”倒也不是没有办法,有人取来梁启超和麦梦华(保皇党另一个中坚人物)的照片,翻拍后与岑春煊的照片洗在一起,岑居中,梁、麦二人旁立,合成一张,然后将之流传到社会上。那个时候,照相术传入中国不久,人们对这种移花接木的把戏还不了解,于是海内哄传,报刊纷纷刊载,成为一时的新闻。当然,西太后老佛爷最终也知道了此事,而且亲眼看到了那张合影。

自西太后回到北京,朝廷实行新政以来,明明是在翻戊戌的旧账,虽然老佛爷不承认,可是上流人士,莫不心知肚明。在海外的保皇党人,对于新政也不免有些牵挂,而朝野上下,私下跟康、梁来往的,也大有人在,从某种意义上说,保皇党人也或多或少地参与了新政的设计和实施。五大臣出国考察立宪,最后的考察报告,据说就是梁启超做的。对于这些事,西太后虽然不可能都知道,但多少是知道一些的,只是新政的改革,本来在历史上就欠着账,已经行将就木的她,实在是没有精力也没有可能全然肃清康、梁的影响,所以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换一个角度说,西太后与光绪皇帝是政敌,虽然光绪眼下有病在身,但西太后也没有把握,让这个三十多岁的人死在自己个七十多岁的人前面,别人的预期是什么,不问可知。所以,人们为了“后那拉氏时代”的前程计,跟保皇党或者说跟光绪套套关系,也在情理之中。

恰是由于有这种“情理”在,西太后看到岑春煊与梁启超和麦梦华的“合影”之后,不由得不相信,不由得不发怒。西太后也许可以不认真追究别的人与康、梁不清不白,但决不允许自己信任的人与政敌有牵连。于是,岑春煊被一纸上谕开缺晋京。

后来,虽然岑春煊最终还是洗清了自己,但在多疑的老佛爷眼里,毕竟有了一点疑虑的阴影,隆隆的“圣眷”风光不在,岑春煊的反贪风暴就此风止云散。巨贪奕劻和袁世凯一直得势到了西太后归西,毕竟在西太后眼里,政治立场上的问题,要比贪点钱财要严重得多,贪财的人,忠诚必然是可靠的。

官屠的刀钝了,最欢喜的当然是两广的地方官,大家又欢天喜地,付了一百万港币,该干什么干什么去了,全国的官员也都松了一口气,安定团结的局面继续维持。可是,不知不觉的,新政,靠着腐败官员操作的新政,却越来越不成样子,到处民怨沸腾。改革的失利,使得清朝最后一点统治的合法性依据也丢掉了,没有几年,大龙旗就变了颜色。

反贪,反反贪,政治反贪,政治反反贪……,历史从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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