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在医院初次见到钱英华老人时，她正在楼道散步，白发凌乱，和许多在深山里耕作了一辈子的农民一样，脸上沟壑纵横。刚来的第一天，我们之间并没有多少交流，但从她稍显“洋气”的谈吐中，又感觉她不太像不识一字的农民。我问她是否读过书，她最先矢口否认，随着交谈逐渐深入，她最终承认年轻时曾受过完整的中学教育。我追问她为何不愿意承认这段经历时，她看着我：“一个农民，知识有啥用！”我表示想听她讲讲早年的故事，她摇摇头告诉我，医生说她是老年痴呆。
一
“我是被我大（爹）偷偷卖到陕西的！”74岁的钱英华说。
那一年钱英华21岁，因为长期吃不饱肚子，营养严重不良，全身已经开始大面积浮肿，手指轻轻摁一下小腿，就会立马凹下去一个深坑。那天夜里，父亲点燃一盏煤油灯，她看见母亲躺在炕上、两个弟弟妹妹光着身子紧紧挨在一起，半张着嘴，双眼紧闭，全身上下只剩了一副皮包骨头。她说，那是自己几天来第一次从炕上起身，她赶紧扫视了一遍屋子，数了数，和自己在内，炕上一共七口人，本来有八口，哥哥在两天前就饿死了，具体埋到了哪里，到现在也不知道。
父亲有气无力地告诉她，家里实在没有办法了，要将她送到陕西一户亲戚家去。面对父亲突然而至的通告，她没有多问一句，甚至连地址也没有问。接她的人是后半夜来的，一进门把半袋玉米扔给父亲，扛起她转身就要走。她母亲抱着半袋玉米从床上爬下来，从口袋里抓出一把，朝她棉衣破开的小口塞进去，又另外抓出一把撒在女儿头上，母亲趴在她脚下，嘶哑着嗓子喊：“活下来，走夜路饿鬼多，女子，甭怕！”钱英华跟我讲，这是母亲留给她的最后一句话，一个字都差不了。那晚，她哽咽着搀扶母亲回到炕上，将落在头发里的粮食又一一捡拾下来，摊在手心，死死攥紧，看了一眼破席上的弟弟妹妹后，便转身离开了家门。此后五十多年，她再也没能回去。
“没想过找找哥哥的坟吗？”我问。
“嗨，要有坟就好了。八成是让人刨出来给吃了！”钱英华讲这句话的时候，一绺白发掉下来挡住了眼睛，但她没有去拢。
“后来为什么不回去看看？”
“刚出来的时候想过回去，但回去也没吃的，半袋玉米，再添一张嘴，撑不了几顿，干脆就断了念想。”
“带你走的两个人你认识吗？”
“那晚他们一进门，我就知道是人贩子。”
“那为啥还跟他们走？”
“饿呀，跟着他们走，兴许有活路，躺在屋里只有等死，还有弟弟妹妹，半袋玉米可是能救好几条命的。”
六十年过去了，说起离开家的那个夜晚，老人依旧记忆清晰。村子静的可怕，漆黑一片，除了远处若隐若现的鬼火，不见一丝亮光，连狗吠声也听不到。当天晚上和她一起走的还有村里其她三个孩子，她们被一辆毛驴套车拉着出了村口。幽暗的夜里，几个人背靠背坐在一块，虽然互相熟识，但一路上没人开口说过一句话，也没有人回头多看一眼，长久积攒的饥饿感已完全吞噬掉了她们的其它情绪。
“真的，后悔那晚没多看几眼，人一饿疯，就没人性了！”钱英华长叹一口气。
“怨父亲吗？”
“不怨。那时候都没办法，当初要不跟人贩子走，我也活不了！”
“至少一家人能在一起呀！”我笑着说。
“有啥用！眼看着一个一个断气，想哭一场，好多天不吃不喝，眼泪都挤不出来！”她低下头，用手绢擦擦眼角。我递给她一包纸，她没有接。
二
钱英华的父亲叫钱立仁，抗战时期上过几年中学，抗战胜利后回到家乡，在甘陕交界一带当乡村教师，他教书不要学费，只收一些学生送来的豆子和玉米。钱英华的母亲姓李，没有名字，出生在一个地主家庭，简单识得几个字，嫁到钱家以后，耕种几亩薄田，照顾一家老小，前前后后一共生养了六个孩子。一家八口人，虽然种田不多，但凭借祖上积攒的家财，加之母亲娘家人的照顾，生活倒也宽裕，照钱英华的话讲“二十岁之前，我每天夜里都躺在毛毡、枕着蚕丝枕头睡觉。”那时，钱家在县城有一座祖宅，宅子有三进院落，在她的记忆中，幼时家中常常有雇来的长工走动，宅子早先人气很旺，但解放后一段时间，大院里逐渐就剩下了自家几口人，平时除了父亲咳嗽的声响和园子里的鸟鸣，很少有外人来往。父亲设馆教徒也不在自己家里，他也不准许学生上门请教，在钱英华的眼中，父亲就是一个“铁面夫子”。
“我是老二，我娘爱我，我大（爹）不爱我。”
“是因为后来把你偷偷卖了吗？”我开玩笑说道。
“咦，才不是。说出来不要笑话。我爱念书，我大（爹）识字有文化，可我大（爹）不教我，连话都不和我说。他不给我纸和笔，我就自己去找。我跑到人厕所捡手纸，把粘着的屎抠掉，抚平，拿针线穿在一起当本子，本子写的可满了，我大（爹）一回来，我就拿给他看，把我大（爹）恶心地拿胡子堵鼻孔哩。”
“那您这是自学呀！”
“也不是，我进过学堂，我们那个地方有个街道，长二里半，外头人叫甘肃人‘炒面客‘，喊我们时叫‘二里半’。街上有小学、初中，没有高中和大学。学校里头先生好，教的也好，让上学时每人削一根荆条带着，先生打谁，谁就要先把荆条递给先生，上课时先生在黑板上写，学生就拿荆条在地上画。我爱写字，拿荆条在墙上到处画，把学校四面墙都画满了，先生看见也不管。后来一直念到了初中我就不念了，我大（爹）不供，全靠我娘一个人种地养鸡卖钱。”我注意到，说起父母，老人总是笑的像个孩子。
“我娘是个老实人，平时很少出门，养了几只鸡，下了蛋，我就自己摸出来，哄我娘说给她去换好吃的。我拿鸡蛋换一点东西，剩下的都用来换铅笔。我娘爱看我写的字，但她四十岁头上就饿死了，死在了哪儿，我也不知道。”母亲去世的消息是钱英华离开村里将近十年后才知道的，那场大饥荒不仅夺走了母亲的生命，连同她的父亲和两个弟弟妹妹都无一幸免。之后四十年，每到逢年过节，钱英华都要朝着故乡的方向烧纸奠酒，她说，人没了，鬼魂还在，鬼魂不会饿肚子，它们认识路，看到亲人烧的纸，还会再找回来。
我想继续问下去，想知道当年她是如何获知到父母的死讯，还有那半袋玉米的具体情形。然而，即使时间已走过了四十年，当年的妙龄少女也已成七旬老妇，但谈起父母的死讯，她一直偏着脑袋，斜视左右白墙，落寞的眼神中流露出些许不甘，还掺杂些疑惑和不解，像一个突然被抢走玩具的孩童一般。钱英华咂了一口唾沫，身子倒在墙角，慢慢合上了眼。于是，我们之间的谈论立刻陷入一阵沉默。
事实上，从她刻意掩饰却偶尔宣泄的语气和表情里，我能听明白十年后才在异乡获知双亲俱亡的消息时，她精神上所遭遇的强烈冲击，但我没有办法进入她的情境去进一步理解，更无法体会这四十年来，她是如何在心里将这件事一直妥善安放，同情之余，看到她突然陷入沉默时痛苦的深情，只能尝试着安慰她道：“那场饥荒好像饿死了不少人！”
她不说话，抬起眼皮，看着我，眼神呆滞，好半天之后，望向窗外：
“饿死好，饿死就一了百了了，不受罪。那年头，活人比死人难受！”
三
钱英华的老家在崇信，这是位于甘肃省东南部的一个小县城，以出产优质煤炭出名，翻过关山，只消步行半日，就可以到达陕西最西面的县城。1959年春天，饥荒和风沙一起席卷了甘肃全境。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当许多人都把这场灾荒视为突然而至的不幸时，钱英华老人坚持认为，灾荒的突然降临并非偶然，其实在头一年（1958）冬天已经出现了征兆。
“还没熬到腊月，面就不够吃了，只能掺些谷子。”
“那一年春节应该过的比较苦吧！”
“忘不了，初一、初二、初三早晨喝的都是面糊糊，淡的能照见娃娃。我娘本来在山里存了几袋粮，后来都叫亲戚上门借走了。”
“有人还吗？”
“拿啥还？人都开始偷偷剥树皮吃了。”
“吃树皮还要偷偷剥？”
“政府专门派人下来，不让剥，说剥了树皮，树就活不了。刚开始还有人管，后来管树的人自己也剥着吃了。没办法，都饿急了眼，先是树皮，后来连树叶子都捋下来吃，最后是草根。你想想，农历六月，全村的树都光秃秃的，一眼看过去，煞白煞白，瘆人得很！”
她把衣襟捋上去，腹部露出一道长长的刀疤，像蜈蚣一样趴在肚子上，看得出来，是一道旧伤。
“我二十五岁时手术留下的。子宫瘤，切出来，足足九斤半。”她用手比划着，笑着跟我说。
1959年那个安静的夜晚，钱英华跟人贩子离开村子后，便沿着陇马路一直往南走。她们一行共有六个人，两个人贩子，一头毛驴，车厢里装着柴草，草底下藏了一袋玉米，六个人的口粮——炒面袋子则绑在两个人贩子腰上。她们一路尽量绕过村庄，即使如此，沿途也随处可见逃荒的难民。“大人孩子都齐刷刷倒在路边，不知死活。死的人像麦杆一样摞在路上，身上有衣裳的是还留有一口气，没衣服，只盖一层草的，就是已经断气了。”
“看到这么多死人当时心里怕不怕？”
她想都没想，径直告诉我：“不怕，死人太多了！活人比死人难熬，一路上感觉哪里都有可能是自己的坟场。生和死不重要了，最难受的时候恨不得一闭眼就死，当时唯一念想的，就是在咽气前多吃上几口炒面，活着挨饿，死了总不能当个饿死鬼，不然阎王都不收。”
崇信到陇县，直线距离将近110公里，如今开车走山路只需要不到两个小时。钱英华回忆，她们当年六个人赶了四天山路，还没走过去一半。人贩子每天只给四个女孩一勺炒面，其它时间只许她们喝山里的溪水。山水冰凉，喝进肚子，常常疼的难受，碰巧来了例假，她恨不得剪开肚皮给倒出来。钱英华说自己后来得的子宫瘤，就是在那时候留下的病根。
“白天在野外走，晚上住哪儿？”
“那个年代的人穷，盖不起房，都兴挖窑洞。人逃荒，带走被褥，把破窑留下，后面逃荒的人赶上来再住。有一晚，我们六个人找到一孔窑，地方比较偏，啥也没想，摸黑推开门倒头就睡。第二天早上有个姑娘大声喊叫，吓得我爬起来一瞅，头皮发麻，脊梁骨嗖嗖地凉。惨呐，一家五口，全部直挺挺靠在一起死了，皮包骨头地，连狼都不愿意啃。喊叫的那个姑娘头一晚就枕在死尸脖子上，吓的丢了魂，再没能缓过来，没过几天就死了！”
“还有其他五个人呢？”
“一个死在了半道上，我一到陕西实在走不动了，她们分给我一半炒面，就地拿我换了一袋玉米。另外两个跟着人贩子继续往南走，后来是死是活，就不知道了。”
说到这儿，钱英华跟我要了一杯水，我把手里冷冻的冒还着凉气的矿泉水递给她，她摆摆手：“我不喝冷水，一喝肚子就疼。”说话的同时，她习惯性用手捂住肚子，眉头紧锁，样子看起来异常痛苦。
四
用一袋玉米买钱英华回去的陕西人姓梁，叫梁存礼，是当地的生产队队长，贫农成分，家里一共六个儿子，梁存礼是老五，全家八口人挤在一间单面厦房里过活。梁家的老大娶了一房媳妇，后来难产，没能搭救过来，老二和老三当了上门女婿，老四天生疯癫，光棍一条，钱英华到梁家时，最小的老六还没有成人，到了第二年，老六在山里夜路，滚进深沟就给摔死了。
钱英华讲，她当年是被梁存礼背着走进梁家的。那一年梁存礼26岁，身材高挑，又黑又瘦，走路稍微有点儿驼背。两人初次见面，啥也没说，梁存礼把钱英华直接甩在背上，解下一根麻绳把两人的腰紧紧捆在了一起。“我瘦，他也瘦，趴在他背上，骨头碰骨头，硌的我生疼。但又不敢喊，若让我自己下来走，我更受不了。他这个人老实，平路背我，上坡路也不放下，累了就在树上靠会儿，当时我就想，这家人肯定有粮，不然哪来这么大的劲儿。眼睛一闭，心想，这回总算能吃顿饱饭了！”
“还能记起来第一顿吃的啥不？”我问。
“吃个啥呀！我还没进门，老远就闻到了煮苞谷的味道，你别说，这人呐，还真怪，都饿到那个份上了，可鼻子比狗还灵。一小锅细珍（西北地区用玉米磨的碎粒煮熟的粥），五口人围在锅头边上干巴巴望着，谁也不说话，我喝了一碗，没饱，又喝了一碗。两碗细珍下肚，眼睛看东西都亮了。我瞅见梁家老大蹲在门槛上，我一看他，他就躲我。我就纳闷，这个人怎么不喝粥呢？”
“为啥？”我追问一句。
“这还是老梁晚上悄悄告诉我的，原来他们家每一顿饭都有定量，数人头，一人只分一碗，老大的那碗叫我给喝了。本来心里还挺高兴，一听这话，喝下去的细珍消化了一半。唉，逃来逃去，还是逃到了一个没有粮的屋里。”
“最让人心酸还在晚上，我在娘家那会儿，姐姐妹妹们睡一张大炕，毛毡、缎花被。梁家倒好，五口人挤在一张炕上，一床被子黑的像抹布，晚上你拽过来、我拽过去，我睡在中间，就没敢伸脚。”老太太拍拍手，大笑起来，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就这样，21岁的钱英华，26岁的梁存礼，两个年轻人在喝一碗细珍后就算结成了夫妻，没有任何结婚仪式，没有洞房花烛。这段饥荒年景中偶然缔结的姻缘一直延续下来，按照如今的说法，历经五十三年风风雨雨，他们早已跨入了许多年轻人羡慕的“金婚”殿堂。
“我对不住老梁，没有给他留下一儿半女！”钱英华叹了一口气，伸手去拿桌子上的卷纸。我问她：“是家里粮食短缺，养不活？”
她摇摇头，用纸擦擦眼窝。“其实饥荒到第三年打春就缓了。那时候屋里情况也慢慢好转，有一段时间，我老感觉肚子疼，一走下坡路就疼，也没管。后来肚子慢慢变大，我以为是怀娃娃了，还挺高兴，越往后越大，走路不拿手抱紧就疼的受不了。大概过了九个月，老梁害怕了，带我去公社卫生所，人说不是怀娃娃，又跑到市里看了一趟，坏了，是子宫瘤。肚子上开了个口子，把命保住了，但医生说我不能再生娃娃。”
钱英华告诉我，孩子的事情是她一生解不开的心结。当年是梁家人带她熬过了那场饥荒，没给梁家留个种，她心有愧疚，四十多年以来，她想尽了各种办法，把县医院的门槛都快踩烂了，自己也熬成了药渣，可肚子始终没有响动。她也四处求神问药，曾听人讲，把神像阴部刮下来，放在炕席底下枕着睡，就能怀上孩子，她偷偷照做了，依然没有用。
“那这些年想没想过领养个孩子？”
“抱过一个，是老大家的，给娶了媳妇就立马分了家，过不到一起。浇树浇根，交人交心，领养的儿子，没有心！”钱英华情绪突然变得很激动，长叹一口气，摆摆手，表示不想再说下去。
过了一会儿，她提高嗓门扬起头，这次是主动跟我讲：“孙子孙女比儿孝顺。孙子是大学生，在西宁，一回家就来看我和他爷，我不叫他名字，叫‘大学生’。谈了一个对象，我见过照片，个子大，眼睛大，比牛眼睛还花。我那孙子晚上钻被窝打电话，背着我，说完话还要亲几口手机，以为我听不见，其实我听的可亮净了。”钱英华开心地大笑起来，这是她今天第一次笑出声音，双手情不自禁地轻轻拍打着腿面，头仰到脊背，半张着嘴，满口牙已全数脱落。
五
自从确认彻底不能生育孩子，钱英华在梁家的地位就更加低下。父母去世的消息在十年后传到梁家时，唯一支撑她活下来的勇气，只是这段看起来很偶然的婚姻。“老梁是个好人，会疼人！”钱英华笑着说。
梁存礼在公社当过十年书记，大字不识一个，其拿回来的公文都由钱英华念给他听，给社员讲话用的稿子，大部分也出自钱英华之手。她头一天写下来，熬夜一遍又一遍念给丈夫，第二天再由梁存礼在大会上背出。钱英华告诉我，当年会识字的妇女少，公社上面要调她到县妇联工作，但婆婆坚持不让她走，没办法，她只能屈从。
“现在后不后悔？”
“咋能不后悔。当时我没去成，公社另外一个女人代替了我。她只念了几年小学，后来人从县妇联一直爬到了市妇联，吃上了公家的饭，一辈子活吃死埋，成了城里人，就没再回来过。”
她说到这里，从枕头底下拿出一叠医院的缴费单子，厚厚一沓，用铁夹子夹着。“要是没有养老保险，这些钱，我们老两口卖血卖房也交不够。”
钱英花开始小声自言自语，哈欠连连，看起来倦意十足。病房里另外一位老人的鼾声逐渐响起，过堂风穿过楼道，掩盖了行人轻悠悠的脚步声。我一看表，不知不觉间已到了饭点，于是，不打算再将谈话继续下去，便拿出一本小说，坐在床边，随意翻看起来。
“看的啥书？是小说不？我也爱看小说，最喜欢《红岩》，年轻时蒸馍馍的空隙也拿起来看，一看就把时间忘了，锅里水都烧干了还不知道。现在眼睛不行了，不戴眼镜，根本看不清楚。三年荒一个秀才，我是彻底荒了！”我把书收起来，给她倒了一杯开水。
“现在社会比过去好，人老了进养老院，城里人都兴这个。你们老两口以后不用愁！”我笑着把水递过去，趁她喝水的档口，钱英华只是喝水，从她的眼神中，我看得出来，她并不认可我讲的事。
再见到钱英华是在第二天早晨。我带给她一本新的《红岩》，接过书，她把眼睛凑在扉页上，手指蘸一口唾沫，翻开第一页，打量了好一会儿：“比过去的纸好多了，白，字大，也黑！”
她跳下病床，执意要给我书钱，我再三推辞。她又把书翻过来，手指放在书底的标价部分，说屋里光线不好，她没带眼镜，要到楼道窗户底下去看。我提出要和她拍一张照片，老人把书捂在怀里，笑呵呵把我的手拉过去，用力握在她手心。
“昨天你说北京的那个养老院，叫幸福院，和养老院不一样。”
“幸福院？”
“对，就叫个这，幸福、幸福，人进去一辈子不愁吃穿，不饿肚子。”她说这话的时候很认真。我想解释几句，欲言又止，话到嘴边又赶紧收了回来。其实，有时候谎言，又何尝不是一种成全。
钱英华把账单重新压在枕头底下，直起腰身，抱着《红岩》，眼神投向窗外。我顺着她眼神所指的方向看过去，那时，远处山头上，麦茬金黄，玉米翠绿，蜿蜒曲折的山间小径上，几个赶路的黑影正在慢悠悠移动！
后记：就在和钱英华交谈后的第四天，老人接到住院部通知，要他们当天挪出床位出院。临别时，我给老人看了存在手机里的合影，她摸摸手机屏幕，自言五十年了没有拍过一张照片。我拿手机给钱英华和梁存礼合照了一张，又在医院外的照相馆洗出来四张，交给她们。钱英华手捧照片，一个人来到她看书的走廊窗台下面，仔细端详，连连惊叹，惋惜道把头发没好好梳一下。她拿照片转身去了趟厕所，回来后我发现她眼眶湿润。在电梯口临别时，老人说这是她们老两口第一张合照，她已是多半截身子入土的人，会把照片带进棺材，又叮嘱我要乐观生活。我目送她们缓缓离开，逐渐意识到何谓永别。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名字除姓氏保留外，其余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