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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石根的母亲为何因儿子考上北大而痛哭?

二零一六年八月,中国著名异议人士、北京基督教会长老胡石根,在被中共当局秘密关押一年多之后,被判处七年半重刑。胡石根在“六四”之后被判刑二十年、坐满了十六年黑牢。他成年以后有一半的时间是在牢房中度过的。当年,曼德拉被南非种族隔离政府判刑二十七年;今天,胡石根的两次的刑期加起来长达二十七年半,比曼德拉还要长半年。

法庭上,胡石根被控多宗罪:以宗教为平台散布颠覆国家政权思想,连洗礼片段也成罪证;意图联络反华势力,学习交流对抗政府经验,包括指派勾洪国到境外接受反华培训;煽动民众对抗国家政权,授意翟岩民组织人员到庆安(访民被警察枪杀事件)聚集炒作;与周世峰、李和平等人密谋颠覆国家政权,企图整合民运圈、维权律师圈、职业访民圈等群体壮大推墙运动的力量。

曼德拉被判重刑,是因为他确实组织武装斗争并运用暴力手段反抗政府,亦造成相当数量的人员伤亡;而胡石根被判重刑,只是因为他使用非暴力的方式批判现政权,他的做法合法且合理,中共当局找不到其他罪名,就连写文章、参加教会洗礼、朋友聚会吃饭等言行都一一罗织入罪。对照之下,可以得出结论:胡石根未必不如曼德拉伟大,中共政权却远比南非的白人政权更为邪恶。在南非,曼德拉出狱之后,成为民选总统,成为引领全国走向民主、法治、真相、和解的伟人;而在中国,胡石根不为广大民众所知,孤独地在黑牢中呵护着烛光般摇曳的理想。

习近平认为自己的权力基础比江泽民和胡锦涛更为稳固,惩治异见人士时便更有信心。江、胡时代对中国民主党案、刘晓波案等重大政治案件的审判大都秘而不宣;习近平则命令官媒大张旗鼓地报道一系列人权案件,并强迫当事人“电视认罪”,以起到杀鸡儆猴的威慑作用。在法庭上受审的胡石根,头发全白、神情憔悴,与此前在家庭教会中讲道时神采飞扬的模样判若两人。在他被秘密拘押一年多时间里,不能接触家人、律师,得不到任何来自外界的信息。他的家人为他聘请的律师被法院强行撤换,而当局为之委派的律师就像纳粹法庭上审判反抗者时官方指定的流氓律师,居然宣称当事人罪不可赦。共产党的法院成了上演荒谬剧的舞台。

胡石根的家人中,无人能旁听这场审判。胡石根的弟弟胡水根被警察从天津强行押送回老家江西,他对媒体表示:“他们压根儿没有让家属参加旁听。去法院问过开庭时间,他们说不知道。”胡水根是在网上看到哥哥被重判的消息的,他表示家人尊重哥哥“求仁得仁”的选择:“我哥就是这样一个人,就像判二十年那次一样,所有责任都自己担。家人再三劝过,没用。他认准的路就一直走下去。”

我看到这个消息,不禁想起此前基督徒作家锺道在为胡石根所写的访谈中的一个感人至深的细节:胡石根是文革之后的一九七九年考上北大中文系的,当他的母亲知道这个消息之后,不像其他父母那样喜出望外,而是痛哭流涕。胡石根回忆说:“母亲知道我容易闯祸,再加上离家那么远,她不放心,所以我考上北大,别人都很高兴,到我家来祝贺,她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还跟别人说:‘能不能想办法换个学校,换个就在南昌的学校。’人家告诉她:‘老太太,多少人想考北大考不上,你这考上了还要换?再说也不可能换啊。’母亲就死了心,无可奈何。我离家北上那天,母亲连门也没出,扶着门框流泪。……看来当初母亲对于后来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是有预感的。我的母亲在一九九九年去世,我被关押在北京二监,家里人向狱方申请我参加葬礼,没有获淮。家里人就一直瞒着我,直到有一天我弟弟在探监时,说露了嘴,我才知道,回去痛哭一场。”(参阅余杰、锺道合著《大地上的麦子:基督与生命系列访谈录》)

胡石根的母亲因儿子考上北大而痛哭流涕,不是喜极而泣,而是出于某种痛彻心扉的忧伤。他知道儿子那正直、善良、坚韧的秉性,到了首都那个“吃人不吐骨头”的“鳄鱼潭”当中,不仅不能风生水起、青云直上,反倒可能祸从天降、命运多舛。既然儿子不会选择同流合污,就注定了要头破血流。胡石根的母亲,一位饱经忧患的乡村老太太,在门口看着儿子渐渐远去的背影,生发出的是一种“人生识字忧患始”的自然而然的反应。从此,儿子将不再处于母亲的监护和约束之下,儿子需要为自己的理想、思想、言论和行为付出全部的责任和承担。

胡石根母亲的眼泪,象征着长久以来中国底层民众对中共政权的恐惧与疏离。这个政权需要的是唯唯诺诺的奴隶和奴才,这个政权无比敌视有知识、有文化、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现代公民。中共统治中国的半个多世纪,施行的是“优败劣胜”的“逆向淘汰”机制:那些最聪明、最勤奋、最有创造力和想象力的人们,最先被压抑、摧折、迫害乃至虐杀。中国有足够的监狱,将刘晓波、许志永、张海涛、胡石根们全部关在牢房中。反之,那些最卑贱、最阴毒、最无耻也最残忍的家伙,则一路过关斩将。

所谓“母子连心”,胡石根的母亲本能式的预感没有错:北大带给胡石根的不是荣耀的冠冕,而是更决绝的反抗者的心志。北大有两个截然相反的传统:一个是反抗者的传统、自由主义的传统,是蔡元培、胡适、陈独秀、傅斯年、林昭、胡平、王丹、许志永的道路;另一个是升官发财的传统、“官学”的传统,是聂元梓、陈希同、李克强、林毅夫、厉以宁、胡春华的道路。两个北大彼此为敌,就如同金庸小说《射雕英雄传》中“左右手互搏”的老顽童周伯通一样。前一个的北大,乃是北大的本色,尽管被后者所污染、所遮蔽,但百年来如同潜流般汩汩不绝。那样的北大符合爱因斯坦对学校教育的定义:“学校的目标必须是培养能独立行动和思考的个人,而这些个人又把为社会服务视为最高的生活问题。”胡石根义无反顾地加入到有“反骨”的北大人的序列之中。我为有他这样一位北大学长感到自豪。离开北大的这些年里,我一路旁观了北大从崇尚独立和自由价值的最高学府蜕变成专门培养官员和既得利益者的“准党校”的过程,渐渐耻于表白北大人的身份。这一次,胡石根的受难,为北大争了光,让北大中文系在面对培养出刘晓波的北师大中文系时不致羞愧。

胡石根与现任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是同班同学,两人的处境和命运却有天壤之别。胡石根曾任北京语言学院讲师,若不是在“六四”的刺激下走上反对派道路,他或许成为学界大佬,或许像胡春华那样“学而优则仕”。但是,“六四”的枪声让胡石根与中共政权“断袍割席”,他不能再跟这个杀人如草不闻声的政权同流合污。在“万马齐喑究可哀”的九零年代初,胡石根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毅然出面组建反对党并密谋散播呼吁平反六四的传单,果然成为当局除之而后快的“国家的敌人”。从此以后,胡石根与胡春华便再无交集。在此刻,胡石根是苦难深重、人人躲避的贱民,胡春华是春风得意、前途无量的高官;在未来,胡石根将是先贤祠中的民主先驱和自由英雄,胡春华则是专制制度的绞肉机中一颗遗臭万年的螺丝钉。

习近平时代的官媒,在妖魔化异议人士时无所不用其极,从生活作风、个人道德到金钱、财务状况,每个领域都恨不得挖出万千隐私来。然而,当局无法丑化胡石根,胡石根几乎就是一个透明的、无懈可击的人。他当庭陈述的那些言行,有哪一项是名副其实的“犯罪行为”呢——“我多次在‘同城饭醉’中,向一些律师、访民大谈自己的‘和平转型’理念,提出转型的‘三大因素’三个阶段和‘五大方案’。我把这些理念灌输给其他人,就是想达到‘颜色革命’的目的。”央视赤裸裸地进行扭曲报道,胡石根明明是说自己“不认罪”,“不”字却被央视私吞,新闻标题变成了“胡石根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德国媒体评论说,此次审判呈现出的真相是,中国的民主法治状况大幅倒退,堪比文革时代。

圣经中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说的就是胡石根这样坚强到“愚拙”地步的基督徒。上帝喜欢这种单纯与信靠。有了上帝的帮助,基督徒胡石根必定能将黑暗的狱室变成光明的布道所。一九六九年,曼德拉在狱中的一封家书中写道:“一个新的世界是要靠那些一直活跃于斗争的舞台上的人们,那些注定要经历风雨的人们,那些在斗争中身体会受到严重伤害的人们才能创造出来的,而不可能依靠那些远远站在一边观望的人们来创造。只有那些在最黑暗最残酷的日子里也能坚持真理的人们,那些努力了上千次上万次的人们,那些从来不会被侮辱、羞辱甚至失败所打倒的人们才能配得上至高无上的荣誉。”愿这段话能安慰胡石根等心甘情愿的殉道者及他们的亲人朋友,也愿这段话能激励更多的中国公民与胡石根们一起并肩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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