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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共产党红色间谍对中美关系与中国命运的决定作用

——献给正要选举总统的美国人民

1948年11月,上海。大批上海人逃离上海,他们只带着简单的行李。

概述

美国共产党(C.P.U.S.A.)1919年9月1日成立,创始人为社会党左翼领袖鲁登堡,至1938年,美国共产党的党员数上升到七万五千人。1919年春,列宁邀请美国社会党左翼加入共产国际。此后,美国的左翼社会党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准备进行温和的社会主义革命,以最终夺取对政府的控制权,于是,这个党派的党员与红色间谍大量渗入美国政府部门,它影响、甚至左右美国对华关系的决策而祸及中华民国。

一、美国共产党暗流涌动

关于美国共产党和苏俄共产国际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的间谍活动之曝光与评述有许许多多,从美国左翼学者艾伦•施雷克教授和莫里斯•伊瑟教授的一场专题报告中所提供的资料,可以了解美国共产党暗流之梗概。美国共产党之所以被称其为暗流,是因为美国共产党进入美国政府各个重要部门并非堂而皇之,而是在美国总统罗斯福的默许下暗自潜入,于是形成了一张忠于苏俄的红色间谍网。

2008年10月11 日至25日,中国世界历史研究所通过社科院国际合作局“知名学者B类”资助项目,邀请当今美国左翼学者的主要代表——美国雅施瓦大学历史系的艾伦•施雷克教授和汉密尔顿学院历史系莫里斯•伊瑟尔曼教授来访,并在世界历史研究所作了题为“美国共产党和苏联的间谍活动——新的证据和注释”之专题讲座。

这一专题讲座尽管代表了美国共产党的左翼观点,然而,所涉及到的一些史料则颇有参考价值:

VENONA 和莫斯科档案还有的解密重新恢复了“传统派”和“修正派”学者间的辩论。以前被忽略的美共进行间谍活动的问题,再一次成为辩论的中心议题。约翰•汉尼斯与哈尔尼•克莱尔现在高兴地宣称:

“间谍活动的确是美共的经常性活动。”“传统派”不仅认为他们的观点可以用新的档案来印证,而且他们自认为他们拥有(占有)VENONA 和莫斯科档案。因此,VENONA 和莫斯科档案的公布,终止了进一步进行辩论的必要。根据他们两人的观点,“美共就是冷战年代在美国本土反对美国的第五纵队。”还有一些人甚至认为“任何美共成员都会因被选为苏联间谍而感到自豪。”

“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从事间谍活动和美共党员资格问题并不是可以分得清的。在二战期间,即便把在克格勃系统中的共产党员数量进行最大估算的话,在美共的大约50000名党员中,49700人是没有参与间谍活动的。在1944年,一个普通的美共党员更有可能是一个工人或公立学校的教员,而不会是在财政部的一个政策制定者。”

这就是说,二战期间美国共产党有五万党员,成为苏俄档案中的苏俄间谍有300人。这就好像中国共产党虽然是国际间谍组织“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并非每一名党员都是苏俄间谍一样。

“参加西班牙内战的美共成员通常用假名。美共领导人在到国外与共产国际打交道和到莫斯科的列宁学校学习时,会了解更多的秘密。一位名叫史蒂文•尼尔森的党员,1933年从莫斯科把指令带到在柏林的德国共产党地下组织。他后来在去西班牙为国际纵队工作之前,潜入中国上海,给中国共产党带去了经费。”

这就指出了美国共产党从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时期就已经与中国共产党发生了组织上的联系。

“尽管有人在解释VENONA 档案时说,任何美共成员在苏联的威胁下都会成为苏联间谍的。但是有证据表明,事实正相反。有些间谍认为,他们传送的信息没有伤害美国国家利益,他们的行为是无害的,是有利于美国利益的。这些人甚至认为自己是国际主义者,但是也认为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利益都是和苏联的利益相一致的。”

“他们认为,克格勃在美国的活动是短命的。在1945年秋天,在加拿大和纽约的苏联密码人员叛变了,使得在华盛顿的情报人员暴露。苏联人马上切断与他们的联系,VENONA项目破译了情报报告密码,在而后几年间,逮捕参与二战期间偷窃原子弹秘密的绝大部分人。麦卡锡主义出现时,指控有上百苏联间谍在美国政府内有影响的岗位上任职。”

“最近解密的莫斯科档案中的一个备忘录说,在1951年时,苏联的情报官员报告他们的上司在美国政府的国务院、情报部门、分情报机构和其他重要政府部门内,已经没有任何重要的线人了。我们现在才知道,在1953年对卢森堡夫妇进行处决时,美国联邦调查局已经悄悄地不把美共视为具有间谍性威胁的组织了。”

这就是说,美国政府的国务院、情报部门、情报机构和包括美国财政部的重要政府部门,在二战结束后,这些部门为美国共产党的苏俄间谍及其崇拜者、同情者等共产党势力所左右不是空穴来风,或者说并非不实之词的无端指控。

国共重庆和谈期间,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回到美国面对国务院官员的无端指责,突然想到:

“关于美国的对华政策,包括他给总统的报告,都是极端机密的文件,现在闹得满城风雨,如果不是国务院有人出卖了他还能是什么?”

恼怒之下,赫尔利发表了一个措辞强硬的演说,说他别无选择,只能立即辞职,理由是美国的对华政策被国务院里的一帮亲共的家伙左右着。赫尔利断然决定立即辞职。

这就说明美国共产党对于美国政府和美国政府的决策甚至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二、罗斯福和斯大林的历史渊源

苏俄是共产主义革命的指挥中心,斯大林则是指挥中心的总司令。他的帝国主义野心和侵略邻国领土的前科以至于众所周知。

上世纪的三十年代,社会主义之苏俄推行工业化建设,美国的罗斯福于1933年首任总统之后,紧随他的前任胡佛总统对苏俄工业化给予了更大规模的金融与技术支持,帮助斯大林完成了由农业国转向工业化的改造计划,苏俄工业化的大型项目有70%是美国援助的。

斯大林与希特勒同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动者,斯大林与希特勒同是贪婪的、残暴的用战争掠取别国领土的法西斯分子。斯大林除了这些,还有通过共产国际颠覆和统治全世界的野心。

然而,在两个法西斯国家因为分赃不均而爆发战争时,罗斯福不顾一切后果地选择了斯大林作为他的亲密同盟者。

1939年9月纳粹德国与苏联联合发动的波兰战役以及1940年的法国战役之后,纳粹德国的军队在1940年就很快就占领了中欧、西欧大陆、北欧和巴尔干半岛,1941年6月初,德国控制了欧洲包括法国、波兰西部、荷兰、挪威等16个国家的人力、物力资源。苏联在1939年9月苏德瓜分波兰之后从波兰得到了它51%的领土,从罗马尼亚拿走了南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从芬兰它拿走了卡累利阿、萨拉、里巴奇半岛等领土,在远东它与日本帝国分赃,获得了外蒙古。

所以说,苏德战争是两个强盗分赃不均的内讧,它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法西斯战争的本质上毫无关联。

而当苏俄在苏德战争中濒临亡国灭族的绝境,美国的罗斯福总统对苏联的军事援助包括各种型号飞机一万四千零一十八架、坦克和装甲车一万二千一百六十一辆、各种火炮和大量运输车辆、食品、钻石……总额约为110亿美元的援助。品种之全,可谓无微不至,数额之巨,相对于中国的援助,可谓天文数字了,而且,这些援助是无条件的。

在五十和六十年代,一些美国学者将东欧和中欧的共产化归咎于罗斯福,认为弗兰克林•罗斯福战时对苏联的“绥靖”是冷战的主要原因。据他们说:

“不论是由于无知、愚笨或是背叛,罗斯福进行战争和推行美国外交所用的方式保证了战后共产主义的扩张。”

他们谴责总统罗斯福:

“总统于1941年无条件地把援助扩大到斯大林,而不要求可能限制苏联野心的政治许诺,从而失去了宝贵的时机,那时俄国军队在希特勒突击军团面前像牲口一样大群地向后撤退,斯大林除了人员以外,缺乏任何东西。”

由于美国总统罗斯福并不是一位正直无私的美国领袖,以及他与苏联的大独裁者斯大林之间的历史渊源,分别于1943年11月28日到12月1日在“德黑兰会议”和1945年2月4日到12日在“雅尔塔会议”上,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秘密向斯大林签署了出卖中国、背叛盟友的“德黑兰决议”和“雅尔塔密约”。

1944年罗斯福出于“德黑兰条约”的需要,利用日军“一号作战计划”的强大攻势消灭或削弱蒋介石领导的军队,向中国延安派出了颠覆中华民国的美军驻延安观察组——“迪克西”使团,又进而与中共毛泽东集团搞了一个颠覆中华民国的迪克西计划,这个计划的大体内容:

利用日军“一号计划”大举南下之际,将“美援”转向中共,而让国民党军队被困,灭于南疆;再乘北方空虚;由共产党军队配合美军登陆,与进入满洲之苏联红军相呼应,并乘势向全国进军,从而置国民党于无立锥之地。此颠覆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计划被称之为“迪克西计划”[1]详见[2][3]。

有人认为美国罗斯福拉上英国丘吉尔与斯大林签署了侵害中国领土主权和权益的“德黑兰决议”和“雅尔塔密约”,是为了节制苏俄共产主义势力向欧洲渗透的交换条件,如果罗斯福在苏俄危亡之际以军事装备和战争必须物资的援助之时,规定“斯大林不向欧洲和美国渗透共产主义”作为援助的交换条件岂非更为有效?

其实,罗斯福对于共产主义、对于共产党势力至少并不反感,更不畏惧,罗斯福当选为美国总统之后,暗自怂恿、支持美国共产党进入美国政府的重要部门,在国际上倾力支持世界共产革命的中心及其首脑斯大林,这如何解释‘罗斯福及其继任杜鲁门为了将共产势力阻隔于苏、欧之间而对于斯大林妥协’之说呢?

所以,那种以德黑兰决议和雅尔塔密约作为阻隔共产势力渗入欧洲的交换条件之说不在情理之中,而且不符合事实。罗斯福与斯大林之间的配合极其默契,可谓尽心竭力。

笔者以为,德黑兰决议和雅尔塔密约,虽然有多重原因,然其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美国共产党的暗流背景所主使,是美国共产党受斯大林主使和操纵的这股暗流,推动了美国罗斯福、杜鲁门总统的决策,推动了世界共产革命。事实上,美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早已结为一体,是在列宁和斯大林指挥下的统一行动体。

美国共产党的党员数量虽然不大,但其能量巨大,他们在罗斯福总统的默许下进入美国政府的主要部门,执行着共产国际的指令,可谓暗流涌动,激浪拍岸,以致给太平洋彼岸的中华民族带来灭顶之灾。

三、美共暗流祸及中国

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在抗战胜利后,在美国总统罗斯福和杜鲁门的指示下首先为促使在中国组建一个多党合作的联合政府,经过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周旋和不懈努力,他来回于重庆与延安,双方说合,结果还是失败了。

成立国共联合政府,只是罗斯福、杜鲁门对于公共舆论的忽悠,是一种掩人耳目的假像,其目的是掩盖他们肢解中国的阴谋。

其实,赫尔利大使从美国总统罗斯福与斯大林丘吉尔签署雅尔塔密约开始,对美国政府出卖中国的政策已经不满了,密约签订后,赫尔利及时从重庆赶到了华盛顿,面见已病入膏肓的罗斯福总统,硬是要看“雅尔塔密约”的原文。在得知这个“令人震惊的密谋”之后不久,赫尔利前往伦敦和莫斯科两地,分别游说丘吉尔和斯大林:要英国做个“民主表率”,把香港归还给中国;要苏联遵循“文明规范”,不要侵占满洲和其它中国领土(包括外蒙古)。结果他被两位元首斥责和辱骂。

1944年6月,在罗斯福总统的强烈要求下(实际上是以军援胁迫之下),蒋介石被迫同意让美国的美国驻延安军事观察组(又称迪克西(Dixie)使团)赴延安。

迪克西使团的颠覆意图非常明确,其组长包瑞德向欢迎他们的共产党人宣称:

“国民党政府已经死亡!”[4]。

随即,他们制定了一整套改变中国现状的军政计划:

利用日军“一号计划”大举南下之际,将“美援”转向中共,而让国民党军队被困,灭于南疆;再乘北方空虚;由共产党军队配合美军登陆,与进入满洲之苏联红军相呼应,并乘势向全国进军,从而置国民党于无立锥之地。此颠覆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计划称之为“迪克西计划”[1]。

这一“迪克西计划”显然是根据罗斯福的旨意而出笼的。然而,就在该计划(包括提议邀请毛泽东访美)报批华盛顿之前,其电文被赫尔利大使截获了。赫尔利怒请华盛顿召回颠覆者(美国在华外交官),美国国务院的两名高级官员艾奇逊(George Atcheson)和文生特(John Vincent)随被美国国务院召回,转而被任命为白宫中国科科长和战后驻东京的麦克阿瑟总部的顾问。

在赫尔利看来,谢伟思等人的复出是“亲共分子”得势,证明了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游移”,而事实上,美国总统从罗斯福到杜鲁门,已经成为斯大林长期颠覆中国政府所利用的工具了。所以,赫尔利的演说,遭到来自国务院和政府文员的反对也就不足为奇了。

赫尔利回美国是要促成政府对蒋介石的进一步支持,迫使中共承认蒋介石的领导地位后,再找时机迫使中共交出军队。于是,赫尔利回美国后的演说、宣讲,呼吁美国政府只有坚决支持国民党蒋介石领导的政府才能和美国的利益具有一致性。

赫尔利从美国驻华大使馆赶回美国的谢伟思、艾奇逊等亲共分子,甚至他们一伙就是美国共产党员,他们又出来工作了。

于是,白宫中国科科长文森特提出对蒋介石的援助应该是有条件的:

1,认定美国对华军援之目的,是要借此建立一个强大、安定、统一的中国,建立一个具有代表中国人民意志,能负起自由、安定、和平与国际义务的责任政府。

2,中国现政府是美国所承认的,但它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这个政府无力,军队贪污,政治上缺少人身安全、出版言论自由的保障,已经引起了普遍不满。

3,反对派有中共、民盟和川、湘、桂的军人以及青海、新疆、宁夏等半独立的省份。中共虽经10年打击,仍有坚强的力量,在冀、鲁、晋、陕、苏、皖各省的若干地区,控制了二千万到五千万民众。我们虽然通过外交使节、军事人员劝国民政府采取具体措施建立宪政,以求自由的统一与安定,但是否有结果,尚待观察。

4,因此,我们的援华政策必须注意现在的实际形势。至于中国的经济力量是否能支撑这样庞大的军费,也须予以适当考虑

5,军援的规模限于达到对内能维持地方安宁,对外能担负起国际义务。除了美国之外,中国没有别处可以求援,所以,不必担心国民政府会向别国求援。

6,苏联虽然有可能与美国争夺援助中国,也会因美国援华而对美国产生疑虑。但目前美苏正在合作,苏联又在考虑从中国东北撤军,所以美国应力求避免苏联的疑忌。

文森特还特别提醒白宫,在华美军不得卷入中国内战,也不支持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美国的援助物资不得用于内战。

文森特的方案实质上是执行毛泽东意愿的美国政府援华方案,其方案从文字上似乎冠冕堂皇,文森特掩盖了中国大陆的实情,掩盖了蒋介石对于和平建国的愿望和努力,而竭尽全力美化毛泽东,同时诽谤、中伤和抹黑国民政府,掩盖了苏联对于毛泽东的援助和斯大林对于中国的野心,尤其是掩盖了在苏俄的怂恿与支持下中共党军在东北、华北地区的实际占领那些事实。文森特方案,显然颠倒黑白,有着共产国际的背景,但他左右甚至决定杜鲁门政府的对华决策,这是显而易见的。

文森特的方案受到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反对。但三部协调委员会却在1945年10月22日的会上讨论通过了。国务院在11月7日又将这一方案通知美国驻华大使馆,并说明,要以此方案中的内容作为对华工作的指导。

由此可见,在美国的共产党的势力对决定美国政府的国策是举足轻重的,甚至可以左右和决定美国政府的政治和国策方针,美国共产党按照斯大林及其共产国际的指示办事,那么,美国总统罗斯福和杜鲁门为什么对斯大林也是言听计从?事实上,美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列宁和斯大林甚至罗斯福、马歇尔、杜鲁门早已连成一体、搅成一团了。

1945年11月28日,马歇尔接受了美国总统杜鲁门作为总统特使来华,肩负着一个冠冕堂皇的、促成中国停止内战、各党派组建联合政府的使命。

美国总统杜鲁门赋予马歇尔的这一和平使命,本身就是缘木求鱼,是不可能实现的,而可以实现的使命则是推动和落实雅尔塔密约,助毛反蒋,完成肢解中国的前提,整垮蒋介石及其领导的部队,这是他出使中国的真实使命。

正如驻华美军总司令魏德迈将军所说:

“……因此,日本侵略的结束并不意味着着和平而是内战的再启。”

魏德迈将军还说:

“我在1945年12月到上海机场迎接马歇尔将军,他给我看了总统的指示,我表示他所给我看的任务不能完成。……希望通过联合政府对可能战争的解决似乎于我看来是美国政策没有现实的基础。”

马歇尔实际上不是不偏不倚地调解国共矛盾与纠纷,而是助毛反蒋。

当国军在东北战场获胜时,他就用停战命令偏袒失败者一方,用停止军事援助制裁胜利者一方。然而,他的停战命令和军事制裁只对蒋介石一方有效,共产党则不受其制约,毛泽东的实力大增。所以说,马歇尔来华是暗中救活了毛泽东,整死蒋介石。

马歇尔于1945年12月20日来华,来华后的第一个停战命令发布于1946年1月10日,毛泽东的党军已经全面占据了东北,还有长江以北的中小城市和农村,而国军的精锐尚在南方和西南边陲。这一停战命令中规定:

双方军队自1月13日午夜起就在各自位置上停止军事行动,其目的在于阻止国民政府接受中日战争中失去的国土,承认中共占据这些国土的合法地位和权利,取缔民国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二战中国战区统帅蒋介石的军权。

1946年3月27日,毛泽东的中共党军已经全面占领东北七个半月,马歇尔领导的军事调停小组签署“东北停战协议”,其目的如前所述。该协议虽然由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主持,中国国民政府代表张治中,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签署,所谓三方代表,张治中只是由周恩来、马歇尔牵动的木偶。

4月1日,蒋介石终于忍无再忍了,他在在国民参政会指出:

“我们中央对于东北的职责,只有接收领土……军事冲突的调停处,只有在不影响政府接收主权、行使国家行政权力的前提之下进行。”

并指令新1军、新六军、第71军,北上军事接管东北全境,限令4月2日接管四平。

1946年4月14日中共的东北民主联军首先攻占了长春。

4月18日至5月18日,国共两党为了东北在四平决战中,30万东北民主联军伤亡过半,林彪率残兵溃败于松花江以北。

在对共军不利的情势下,6月5日,调停小组又签署为期15日的停战协定,6月6日,蒋介石被迫命令国军停止追击,使林彪有了喘息和重振旗鼓的机会。

7月29日,美国拒绝签发向中国出售武器,8月8日宣告“对华实施武器禁运”10个月。原已于6月14日向国会提出的“对华军事援助法案”和援助‘八又三分之一’个空军大队和经济援助的计划也同时终止。

美国的全面武器禁运直至1947年5月26日(10个月)[6][7],而实际禁运时间延伸至1948年11月以后[7]。这批姗姗来迟的军火,其中能用的很少。华北剿共总司令傅作义开箱时,发现数量不及批准的十分之一,而且多数器材残缺不全,有炮无架,有枪无膛,形同废铁。国军的69个美式装备师由此而形同虚设。

例如运到天津的200万美元的军火根本不能用,据孙元良回忆,这是傅作义投降的原因之一。

一名前美军上校姆提(L. B. Moody)事后批评美国政府对国民党的虚假援助,他说:

“来自太平洋岛屿,数量几十亿的发霉香烟、空气枪、廉价炸弹以及一些报废的汽车。美国国务院……竟将这些废物与供给中国的那些有限数量的武器装备合并起来计算,声称已援助中国数十亿美元……。”

又如台湾学者邵宗海写道:

正如尤塔莉在她所著的《中国故事》一书中所说:

“国会及美国民众都没有被允许去确实了解美国对华援助的实情。”

“第一个例子发生在欧洲胜利后。魏德迈将军……建议美国政府供给德国轻型武器及军火给中国,因为……型号相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迅速通过运送提议。当第一批二万支步枪由德国港口运往中国途中时间,却被一封印有白宫信笺并由居里所签署的禁令所制止。……另一项事实,……日本投降后,从印度运往中国的租借武器被中止,且大部分装备及武器也被销毁或投入海中。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已遭破坏、或破损的武器,都被算入抗日战争胜利前美国援华租借物资之内。”

美国对蒋介石武器禁运毫不含糊,而斯大林对中共的军事援助则空前庞大,他们利用重庆和谈赢得了备战的充裕时间,武装中共党军现代化,准备夺取中国政权。

美国政府对华武器禁运是在下列背景下生效的:

白宫中国科科长文森特提出对蒋介石的援助应该是有条件的(六条)。文森特还特别提醒白宫,在华美军不得卷入中国内战,也不支持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美国的援助物资不得用于内战。

马歇尔最终于7月29日做出了“对华武器禁运”的决定,此决定的背景:

雅尔塔密约后,斯大林从东北根据地大规模援助中共武器装备之后;

“李公朴、闻一多”暗杀事件发生后的半个月,费正清在美国《大西洋杂志》发表专文,题为《我们对中国的改观》,把整个事件诠释为国民党暗杀民主人士,指责国民政府蒋介石独裁专制之后;

毛泽东呼吁“美国停止对华军事援助法案”的一个月之后[8];

宋庆龄发表:“要求促成组织联合政府,呼吁美国人民制止美国政府军事援助国民党”一周之后[9]。

林彪在东北战场四平会战溃败之后。

马歇尔“对华武器禁运”的决定,与中国共产党、美国共产党以及斯大林之间的配合,相互呼应、紧密无间、似乎是天衣无缝。

所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在他的抗议演说中指责:

“美国国务院外交官的亲共行为并有支持其它列强重新宰割亚洲的野心。”

也指责了杜鲁门总统的新政策:

“杜鲁门支持英、法、荷三国殖民主义及苏俄帝国主义,而不支持为自由而战、艰苦抗日的亚洲国家。”

赫尔利在美国国家新闻俱乐部指责国务院的外交政策:

“我们国务院某些职业外交官,支持武装中国共产党,使得传统的美国对华政策变质。另外一些外交官支持帝国主义的集团。这两种职业外交官,那时都遵循分裂中国的政策。”

还说:

“杜鲁门欲在历史上,伪称他也是一位反对帝国主义在亚洲殖民的勇士,但他却指示我重新建立苏俄在中国的霸权。赞同苏俄共产帝国在中国拥有的特权,伤害中国的自由与独立。”

1950年2月9日林肯诞辰纪念日上,麦卡锡在西弗吉尼亚州的共和党妇女俱乐部发表了“国务院里的共产党”,指责杜鲁门政府涉嫌与共产党员纠结不清,后来又在参议院中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清查美国政府中的共产党”活动。

1951年6月14日,麦卡锡借杜鲁门撤换朝鲜战争中的美方总司令麦克阿瑟,在国务院发表了生平最长的一次演说,直接指责杜鲁门政府对外政策重要制定者、曾任驻华特使、国务卿和国防部长乔治•卡特里克•马歇尔将军。

1951年6月14日,麦卡锡在国务院公开指责杜鲁门政府对外政策的重要指定人乔治•卡特莱特•马歇尔将军应该对中国成为共产主义国家负责。

在这篇演说中,他抨击马歇尔是“叛徒”甚至是“谋杀者”,在担任杜鲁门总统派驻中国的特使调停国共两党冲突期间暗中支持中国共产党,“出卖中国国民党”;在国务院任职期间制定了对蒋介石集团不利的政策,“帮助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后来,麦卡锡还出版《美国从胜利后退:乔治•马歇尔的故事》,并广为散发。同时受到麦卡锡指责的还有时任国务卿的艾奇逊等人。

麦卡锡经常与杜鲁门总统发生冲突。麦卡锡抨击杜鲁门总统和民主党对共产党员态度软弱,甚至指责民主党“叛国二十年”,指出其与共产党员结盟,因为民主党政府在雅尔塔会议及波兹坦会议上对苏联让步,当时日本国土已经变成了焦土,中国陆军已经全面转入反攻,然在波茨坦会议上没有勒令日本天皇无条件投降的日期,或立即投降,而是等到在斯大林的远东军区对日宣战之后,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

上世纪的40年代,斯大林主旨的美国共产党暗流涌动,不止影响美国,其暗流直至冲向世界,祸及中国。

结论

中国大陆的沦陷,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不是国民党腐败无能、不是什么《北平无战事》之类的骗人鬼话所致,不是中国人民选择了共产党、甚至称之为“这是历史的选择”,而是美国总统罗斯福和他的继任杜鲁门、英国首相丘吉尔与斯大林还有美国共产党红色间谍与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搅合到一起,形成了肢解中国的国际阴谋之后,是国际阴谋对世界上即将实施民主宪政的中华民国的联合谋杀。

结束语

大陆沦陷后,蒋介石带着三民主义之《中华民国宪法》迁都到台湾。蒋介石逝世十三年后,蒋经国宣布了中国民主政治的重新开始:

我知道我是独裁者,但是我是最后一位,我以专制来结束专制。

今后只有国家、民族和三民主义的万岁,没有个人的万岁。

政府在那里,法统就在哪里,没有永远的执政党。——蒋经国

【参考文献】

[1]诸玄识《梳理民国》:《中美文化对立》2012-09-07。

[2]华钟:《论解放战争的五大特征》黄花岗杂志总第48期

[3]华钟:《论中共政权的非法性与中华民国的合法性》黄花岗杂志总第49期

[4]诸玄识:历史揭秘:《颠覆国民党政权的国际阴谋》2010-10-19

[6]胡美,任东来:《美国研究》2007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7]网易新闻:《东北决战真相:马歇尔迁怒蒋介石,停止军火供应》2008-09-10

[8]《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本

[9]宋庆龄:上海声明:《要求促成组织联合政府,呼吁美国人民制止美国政府军事援助国民党》1946-7-23

[10]《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

《黄花岗》2016 年第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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