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杂志社声明（第四号）
关于与中国艺术研究院脱离“主管主办”关系的声明
本声明基于以下事实：
1、《炎黄春秋》是1991年由杜导正等人完全自筹资金创办的杂志，其主管主办单位原为文化部，2004年转为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2014年9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以“社会群众团体不得作为媒体的主管主办单位”为由，要求《炎黄春秋》杂志变更主管主办单位。同月，中国艺术研究院发出《关于申请担任〈炎黄春秋〉杂志主办单位的请示》，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于9月15日发出批复同意（新广出审［2014］1226号）。
2、2014年12月，在有关部门的协调下，我社与中国艺术研究院作为同在国家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注册的平等的事业法人单位，签订了《中国艺术研究院与炎黄春秋杂志社协议书》。作为维系双方关系唯一有效的法律文书，《协议书》约定“《炎黄春秋》的主管主办单位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转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同时，也约定“《炎黄春秋》发稿、人事、财务等方面，在遵守国家宪法及符合宪法的相关规定内，拥有充分的自主权”，双方在合作中如“遇到问题，本着相互尊重的精神，平等协商解决”。
3、2016年7月13日，中国艺术研究院在未与我社沟通协商，更未经我社同意的情况下，向我社发出《通知》，单方面宣布《协议书》“自行终止”，撤换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总编辑、法定代表人、副社长等领导成员职务。此后数日，中国艺术研究院派出“接收”人员，强占我社办公场所；窃取我社官方网站密码，并在网站上发出多篇非法文件；要求我社编辑部交出待发的2016年第8期稿件；派出多名安保人员进入我社办公场所，盘查我社工作人员出入，甚至提出非法的人身“搜查”。在此情况下，我社的正常工作秩序难以维持，被迫于7月17日宣布停刊。
4、从收到中国艺术研究院的《通知》之日起，我社曾多次以书面和口头方式，要求该院收回其撕毁双方协议的《通知》，回到双方约定的关系上来。但对方反而以强硬态度要求我社交出公章，与其派出人员“进行交接”，接受对此前10年的财务状况的“审计”。在我社拒绝接受其非法要求的情况下，中国艺术研究院采用非法手段私刻了炎黄春秋的公章、财务章、合同章等印鉴，在《炎黄春秋》的官方网站上“公告”；并发出“致读者”，宣称“2016年第8期《炎黄春秋》将如期和大家见面”。
5、为维护双方协议的有效性和严肃性，7月15日，我社委托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依法向北京市朝阳区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中国艺术研究院单方终止《协议书》的行为无效。北京市朝阳区法院于7月28日组成合议庭，以“该争议系中国艺术研究院作为主管主办单位与被管理单位之间内部管理事宜，不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纠纷”为由，裁定：“对炎黄春秋杂志社的起诉，本院不予受理”。
至此，我社维护双方《协议书》有效性和严肃性的各种努力均没有结果。
有鉴于此，炎黄春秋杂志社声明如下：
1、中国艺术研究院与我社为平等的事业法人，双方的“主管主办”关系，有赖于双方《协议书》确立和维持。该院在其“主管主办”期间未向我社投入任何资产。现该院单方面宣布“《协议书》自行终止”，也就“自行终止”了其作为我社“主管主办单位”的资格。在目前情况下，我社只能被迫接受事实，宣布：自7月13日单方面撕毁协议之日起，中国艺术研究院不再是我社的“主管主办”单位。
2、既然中国艺术研究院“自行终止”对我社的“主管主办”资格，其发出的免去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法定代表人）、副社长、总编辑等领导成员职务、任命炎黄春秋杂志社新的领导成员的所谓《通知》自然无效；该院也丧失了审计我社财务状况的资格。
3、我社强烈抗议中国艺术研究院私刻我社印鉴的违法行径，声明：我社的公章、财务章等印鉴仍然合法有效，中国艺术研究院私刻的我社印鉴无效，请相关部门和公众注意鉴别；我社将向公安机关举报中国艺术研究院私刻公章的违法行为，并请求有关部门依法追究相关机关、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
4、虽然《炎黄春秋》杂志已宣布停刊，但我社仍合法持有《炎黄春秋》杂志的刊名、刊号。如果中国艺术研究院盗用《炎黄春秋》的刊名、刊号出刊，只能是非法出版物，我社将依法向文化市场监管部门举报，并保留对其侵害我社合法权益追索经济赔偿的权利。
5、我社强烈要求中国艺术研究院撤出“接收”人员和安保人员，归还我社的办公地和官方网站的控制权，撤回在我社网站上发布的有关文件，以恢复我社的正常工作秩序，为《炎黄春秋》杂志的复刊创造条件。我社由杜导正为社长的社委会领导机构不变，事业法人地位和法定代表人不变，除暂时不能正常出刊外，工作秩序不变。
6、经我社社委会研究决定，致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请求该局撤销其“新广出审［2014］1226号”批复，让我社重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管，或在我社接受的前提下，重新考虑我社“主管主办单位”的安排。
炎黄春秋杂志社（公章）
社长、法定代表人：杜导正（签字）
2016年7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