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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黑与红之恋——队医曾琳

曾琳,1968年于荣县

作者按:这是一个黑崽子的经历。有过三次“黑与红之恋”失败而不知悔改的蔡楚,从17岁初恋,直到36岁,稍近人道的日子才找到归宿。在反人性的革命年代,“饿不许说饿”,“爱不许爱”。对“把一生交给党安排”的工具论,我深有感受,即使你甘作一颗螺丝钉,一个黑骨头也没有装配进红色革命绞肉机连轴转的命运。所谓共产、共产的革命,不过是一些权力狂的借口和谎言。

1968年下半年,我所在的石油筑路处土建中队,被从威远县越溪镇附近的一条小山沟里,调到大邑县䢺江区花水湾,修建一口井场的土建设施。之前,因远离处机关,医疗条件差,调来了专职的女医生曾琳。

曾琳与我同岁,毕业于解放军卫校。其父母都是党员,在重庆某兵工厂工作。她自幼跟着姑妈长大,其姑父时在宜宾军分区担任政治部主任,姑妈在《宜宾日报》作编辑,当然又是一对党员夫妻。曾琳除根红苗正外,还高挑的个子,瓜子脸,大眼睛,挺拔的胸脯,笔直的鼻梁,一双油黑发亮的辫子常搭在白大褂前——这在土建中队一大群中老年人面前,显得鹤立鸡群。

土建中队大部分人员,借住在花水湾栗子坪电站的宿舍楼里。我与沙世谦、陈弋、熊德雄等人离群索居,借住在老乡家。在当时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形势下,我们有了一点小天地。比如,听陈弋讲他如何在57年,因与院长的千金讲恋爱,被北京航空学院打成右派的故事。再如,雨天不好施工,我可以去乡间小学教孩子们唱捷克斯洛伐克名歌《牧童》:朝霞里牧童在吹小笛/露珠儿撒满了青草地/我跟着朝霞一块儿起床/赶着那小牛儿上牧场……这在当时有点冒险,会被扣上宣扬“封资修”歌曲的帽子,好在山乡小学老师不知歌的来源。

我听了陈弋的故事心中很不服气。恰好,我62年的初恋,也是因为我出身成份旧军官(我父亲曾任黄埔军校教官),没有前途而分手。刚好曾医生出现了,她又那么漂亮,可以说对她一见钟情。我就利用感冒发烧卧床休息的机会,趁她上门打针的机会,大胆向她提出耍朋友(谈恋爱)的请求,同时,想试试挑战这等级森严的婚姻规则。她羞红了面孔,却没有拒绝,说考虑几天答复我。我心里一直七上八下的,焦急地等着她的允诺。

在青春期的热昏中,好不容易捱过几天,一天傍晚她把我叫到医疗室,关上门与我交谈。万万没有想到她的生活中也有曲折。她说,解放军卫校毕业后,她顺利分配到某部队当卫生员(护士)。当时她已是团员,正在争取入党。不想,没有处理好个人问题:当一位年轻军官向她求爱时,她没有向组织汇报,并开始与该军官约会。一次他俩关上门在拥抱接吻时,门被一群人敲开,来的人说他俩乱搞男女关系,并把他俩抓到部队团部处理。后来她才知道该军官在乡间已订婚。结果该军官被军纪处分,她被部队作退伍处理——原来,革命也要吞噬自己的儿女。我向她表示同情,并诉说了我的过去和家史,我俩的心融合在一起,开始耍朋友。

1968年上半年,伴随着造反派大联合的呼声,我从红村归回土建队“促生产”,那时的《石油怒火》报上由石油战区军管会通报表扬我回队闹革命,因1967年7月3日我主持过石油战区贯彻《红十条》的万人誓师大会,身上披着造反派的光环,在石油战区还算小有名气。在文革造反大潮中,伴随着重新洗牌,所以“黑与红”之壁垒在她心中有所松动。再说,她有自卑心,认为自己被处分过,与我之间还算同病相怜,加上年龄相当,都有一些特长,“黑与红”的壁垒自然视而不见。于是我们立即陷入青春期的热昏中。

过了几个月,井场的土建设施完成,土建中队又回到威远县越溪镇附近的余家寨维修公路。我与曾琳之间的关系发展很平稳,虽然彼此间偶尔也斗斗嘴,但由于她父母和姑妈一家不了解情况,所以我们有过一段难以忘怀的幸福日子。当时,在“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下,石油战线是半军事化的集体生活,据说要工改兵,因65年底已做过初步的政审,成都800多人,只剩下几十人。何况不能改兵,也有留下转正成正式工人的可能。当年随军职工很多,至少她改兵的可能大,所以,我们存在着幻想,在山沟里得到正式工作,找一条出路。

然而,曲折于我却是早已注定的遭遇。69年秋天的一天下午,曾琳姑父的军用小吉普车突然降临土建中队,而且,她姑父说要她马上离开土建中队,跟他一起到“红旗村”处机关办理调离手续。我想送送曾琳,就跟他们一起去了处机关。没有想到,我俩难分难舍,告别的时间稍长了一些,即被她姑父呵斥:你俩干脆下山到东兴场街上住旅馆去吧!我无言以对,只能徒步走十多里山路,黯然回到土建中队。

我明白我与曾琳之间的恋爱就此了结,但没有想到,过了两天从处机关传来不幸的消息说,当晚他们的吉普车翻到沟里了,而且车上四人死了俩人,其中有曾琳。我当即泪流满面,并向队上借款15元,换上一套黑衣,走了六十里山路赶到荣县,准备去向曾琳作最后的告别。

到荣县公安局问询后,我如释重负,原来车翻到沟里后没有人死亡,只有一个女人的伤较重,在自贡市第二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山沟里的消息,犹如当时的小道消息,不可不信,又不可全信。我决定马上赶到自贡去探望曾琳,即使她残废了,仍然是我的爱。

到自贡市第二人民医院住院部外科病房,找到曾琳的床位时,她很诧异,我见她头被剃光一头纱布很是伤心。当晚,她把姑父留下照顾她的一位年轻军官赶走,我俩在医院庭院的休息亭中约定,一旦我俩有了正式工作就结婚,她绝不会嫁给那位照顾她的、刚从越南前线回来的年轻军官。

谁知,第二天中午她姑父和姑妈就赶到医院,把我和曾琳叫到休息亭中训话。她姑父和姑妈说,他们一家都是红五类,而我的家族是黑五类,彼此没有调和的余地。最让我刻骨铭心的一句话是:“你的骨头都是黑的,如与曾琳结婚,会影响我们一家的政治前途。”他们要我马上离开医院,并从此与曾琳断绝来往。在曾琳送我出医院时,她流着泪说会给我写信。

几天后,我在山沟里接到曾琳的来信。她说,她姑父和姑妈给她安排在省建一公司医务室工作。最让我舒心的是,她仍称呼我为“亲爱的”,并约我年底在荣县见面。当然,这是一个温馨的年底,我们在荣县度过了形影不离的三天,虽然不能同床共寝,但每天都是到晚上才依依惜别。

1970年1月初,我突然被筑路处土建队的群专队揪出来批斗,一直延续到6月中旬。批斗的目的是要我交代在成都参与地下文学组织“星四聚餐会”的罪行。一些无聊的混混,也追问我与曾琳之间的关系到什么程度,甚至说我拉无产阶级的接班人下水。

一天,陈弋的女朋友小杨把我叫到一边,说曾琳到队上来了,但土建队革命领导小组不允许她见我,还要她在批斗会上当面揭发我,被她坚决拒绝。我明白曾琳的心意,但我的处境短期内不会改变,因此,我不愿意再耽误她。思来想去,我决定到处机关开水房旁边等她出现,并请小杨把我的想法告诉曾琳。

第二天傍晚,曾琳终于出现在弯弯的石道上。我迎上前去,彼此对视了约两分钟。没有言语,静静的能听到对方的呼吸声。像是用心灵在告别,又像是时间为我俩停滞了片刻。我明白,“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雨霖铃》,柳永)我的黑与红之间的恋情又被革命的浪潮吞没。

2016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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