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里约的奥运会正在进行中，不过，大家对奥运会的关注度大不如前了。据美国尼森调查统计公司的数据显示，美国人观看奥运节目的电视收视率要比伦敦奥运会时降低35%，因此，关注度的降低首先是来自新媒体对传统媒体的冲击，想必中国也是一样。在新媒体时代，观看和阅读的自主性大幅提高了，微博和微信的普及，让自媒体百花齐放，个性自由张扬。
关注度降低的另一个因素可能是人们娱乐方式的多样化。记得1984年中国首次参加洛杉矶奥运会的时候，许海峰拿到中国奥运史上第一枚金牌，当时举国欢庆，许海峰被当作民族英雄被歌颂，为此他还当选为全国劳模和新长征突击手。那个年代，人们的生活还不富裕，观看电视节目是非常重要的娱乐方式。如今，旅游、休闲、健身等活动花样繁多，大家都已经见多识广，不会被单一的舆论所左右。
那个年代，奥运会就如一场爱国主义运动，金牌被政治化了。这显然不符合奥运会的常识——《奥林匹克宪章》的“奥林匹克主义原则”条款中有这样一段话：“每一个人都应享有从事体育运动的可能性，而不受任何形式的歧视，并体现相互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的奥林匹克精神”。显然，奥运会所代表的是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体育活动，它所倡导的是全民体育，而不是精英体育。如果只是精英体育，那么，奖牌数量第一也不表明你就是体育强国。
审视奥运会的所有比赛项目，会发现绝大部分项目都是适合西方人参与的，因为没有一个中国的传统体育项目被纳入（日本和韩国分别有柔道和跆拳道被纳入），因此，中国能所有参加的比赛项目，并能拿那么多奖牌（仅次于美国），这已经超预期了。有些项目，如冰壶，在中国根本没有群众基础，就像两弹一星一样。因此，中国的体育实质上更多地体现为精英体育，对此，国内越来越多人开始诟病举国体制，因为这是花纳税人的钱。
与中国体育竞技的举国体制形成鲜明对照的印度。本届奥运会共有28个项目，印度只参加了其中15个项目，而且其中一半项目印度从未得到过奖牌。在过去30年里，印度只出过一个奥运冠军，他就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男子10米气步枪项目冠军阿比纳夫·宾德拉，一个名副其实的“富二代”。印度发展体育事业不靠举国体制，很多体育项目得不到国家的资金支持。运动员只能自己出钱，宾德拉的成功和他的家境有很大关系。
据说奥运会所有项目中，射击项目的培训费用是最昂贵的，而中国在射击项目上一直是奥运会的强项，这显然不是靠普通家庭的财力就能培养出射击冠军的。因此，中国军团之所以能够在很多国内不具有普及性的项目中获得奖品，靠得就是举国体制。但尽管中国和印度在奥运会的奖牌数量上有天壤之别，但从全民体育的角度看，应该都不属于体育强国。有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体育产业占GDP比重仅占0.6%，低于全球平均2%的比重，也低于巴西的2.1%和美国的2.9%，更是远低于排名第一的韩国的3%。因此，常识告诉我们，日本、韩国等国的奖牌数量虽然远低于中国，但它们却都是体育强国。
不过，随着国人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这些年来，参加体育运动的人数也在大幅上升，最典型的就是长跑运动的参与者越来越多。此外，大家对于举国体制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尽管目前对于举国体制褒贬不一，但至少大家对于哪些国家同样也是举国体制，哪些国家不实行举国体制有了很多的认识，这应该是有助于形成共识的。在我看来，发展全民体育的重要性远胜奥运奖牌的数量，而国人对于奥运会奖牌数量的关注度，已经不如以前了，这应该也是社会进步的体现。
聊了那么多对体育的感受，想表达的主题其实就是一个，常识很重要，如果这些常识大家都了解和接受了，便能变成共识，社会在很多领域的进步，就是靠共识来推动的。前面提到的关于奥运会和体育的常识，也不是一开始大家都能了解和领会的，需要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思想和现实走向文明的过程。
同样，经济领域中也存在很多常识不被接受的问题，或存在不少争议之处，比如，有不少属于常识性的问题，却还是没有达成共识。庄子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意思是多目标的情况下，一定要取舍，因为我们的能力是有限的，更何况A目标与B目标之间或许还会相互排斥。如去产能（或去杠杆）与稳增长这两大目标之间是否存在冲突呢？
最近有篇文章说，肯尼亚人擅长长跑，是因为他们的肌肉中慢肌纤维占比很高；而牙买加人擅长短跑，是因为他们的肌肉中快肌纤维占比很高。同样都是黑人，在我们看来都是田径场上的飞人，却因为一个在东非，另一个在西非，产生那么大的差异。以此类比，中国经济既要跑得快，还要完成三去一降一补，这显然是有悖常识的。习总书记在年初的一个会议上曾说：“经济发展面临速度换挡节点，如同一个人，10岁至18岁期间个子猛长，18岁之后长个子的速度就慢下来了。”
不过，目前关于中国经济增速未来将不断下行这样一种“常识”，还没有达成共识。不少知名经济学家甚至还认为，当前总供给大于总需求，说明中国经济的实际增速还低于潜在增速，只要刺激到位、改革推进，经济还是可以维持高速增长。但他们似乎没有去研究供给过大的根源——银行信贷支持大型企业的投资扩张，形成无效产能，这一方面使得企业的债务高企，中国非金融企业的总债务占GDP比重达到160%，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也是全球各国企业部门中债务率最高的，另一方面则导致银行不良资产大增，威胁到金融安全。
我发现，凡是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很大的经济学家们都提出一个共同理由，就是认为中国的人均GDP水平并不高，8000美元左右，离高收入国家的人均水平还有很大距离，于是便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空间还很大。我觉得，平均数只是一个小学的算术常识，研究经济的，至少应该了解高中数学常识吧，比如正态分布就是高中数学课上教的常识，它告诉大家，很多现象都符合正态分布，居民的收入分布也是一样，高收入国家的人口与低收入国家人口一样，在全球人口中的占比总是很低的，大约各占20%左右。如果中国成为高收入国家，那么，高收入国家的人口占全球人口占比就要达到40%了，这显然不符合二八定律。
因此，人均这个概念可以用来鼓励后劲，比如，老师对后进的学生说，你的数学成绩落后全班的平均成绩20分，但你是有潜力的，只要努力，一定能赶上。但如果把人均收入水平离高收入水平还有一定距离，作为增长潜力巨大的学术依据，就有点天真了。假如中国的人均收入真能达到高收入国家水平，那至少先得缩小国内不同地区间的贫富差距，如果这个能做到，赶英超美才有说服力。最近的央行报告称，“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最高的省份比最低的省份高出约四倍”，说明在国家财政连续那么多年实行巨额转移支付的条件下，在西部大开发的政策倾斜已经推行17年的情况下，在中西部大量农民已经迁移至东部之后，国内区域间的人均GDP差距都缩小不了，说明人均GDP水平要大幅提升是有难度的。
或许你会质疑，过去中国的人均GDP不是上升很快吗？是的，但正是因为过去上升很快，所以，今后就未必能够继续那么快，因为劳动年龄人口在下降，流动人口在下降，劳动参与率在下降（劳动力成本上升，带来投资意愿下降），富人阶层在向发达国家移民，资金在外流（富人移民带走资产，不利于GDP），而债务却在高增长（银行贷款用来借新还旧）。因此，在我看来，未来经济下行是常识，但目前看来，常识还远未达成共识，或许再过三、四年，当危机显性化之后，共识就会慢慢形成。
最近，国企改革的力度也在加大，关于国企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没有任何异议，因为大家的共识都是“中国只有靠改革”，但国企改革究竟怎么改，似乎也未形成共识。那么，国企改革有哪些常识呢？第一个常识是国企效率总体不高，尽管改革能够提高效率，但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并不支持国企整体效率的提高，毕竟国企改革不是现在才开展的，从90年代初开始算起，至少经历了20多年时间了。财政部的数据显示，1-6月份国企的利润总额同比下降8.5%，但私营工业企业的利润却增长了8.8%（国家统计局）。
国企效率总体低下，并不是中国的独特现象，西方国企也是一样，国企的通病既然都是常识，但如何改革却没有固定模式，更谈不上共识。比如，南北车的合并，宝钢与武钢的合并，实际上也不能算做是真正意义上的改革。正如5月9日《人民日报》刊登权威人士答记者时回答的那样，“我们强调要多兼并重组、少破产清算，但对那些确实无法救的企业，该关闭的就坚决关闭，该破产的要依法破产，不要动辄搞”债转股“，不要搞”拉郎配“式重组，那样成本太高，自欺欺人，早晚是个大包袱。”
西方国家普遍采取的国企私有化方式，事实证明也并非国企改革的万能药，而目前中国推行的国企改革模式究竟能否真正解决国企存在的越来越严峻的问题，也是未知数。常识告诉我们，当债务的增长快于所有者权益的增速或利润的增速时，危机就迟早会爆发，当前，国企的债务增速17.8%，所有者权益的增速为10.3%，利润的增速为负8.5%。常识也同时告诉我们，不管选择哪一种改革路径，目标应该是把目前国企的83.5万亿的债务降下来，把盈利提上去，这应该成为共识。至于纠缠于单个国企是否实现保值增值，那真的很无聊，因为国家应该关注的财政而不是企业财务。国企改革不应是玩文字游戏，玩概念，花拳绣腿，重复折腾。
相信时间总是可以铸就文明，历史总能检验真伪，在今天这样的信息互联互通的开放时代，常识的普及速度越来越快，终究能够形成共识。虽然其过程可能非常曲折，分歧也不可避免，成本也会非常高昂，但唯有历经磨难，才会体验到常识是何等珍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