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884工厂食堂，已经停用多年
8月27号下午，我在白银市红星街一家酒店，手机弹出一条新闻：白银市连环杀人案告破。我一时不信，迟疑一两秒，喊醒旁边正瞌睡的冯睿，把手机拿到他脸前，对他喊：案子破了。冯睿看了手机再看我，口中喃喃，开电脑验证消息，不停地说，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一分钟后我们各自打电话。他打给那几天刚在白银见过的一堆朋友，每次接通他就喊一句“案子破了”。我第一个电话打给了崔向平，他是连环杀人案其中一个受害人的弟弟。头天晚上我们才见过。
电话通了，我跟他说，案子破了，人抓到了。崔向平不信，问哪里看到的。我把新闻发给他，他还是不信，只问：这个确定吗？
挂了电话，开电脑，消息已经在网上传开了。出门下楼，路过酒店大堂，我想问前台一句“知道案子破了吗”，忍住了。五天前办入住时，我顺口问了一句连环杀人案，前台立马说，杀人狂，都知道，网上又在传。
白银这时天快黑了，两个卖快餐的摊贩推车出来，出租车堵在红星街上，红灯亮在十字路口，路人也多过了白天。我一个人也不认识，没方向地往街上走了一段儿。一看见行人交谈，心里就想，他们一定也是知道了消息。
五天前的8月23号，冯睿和我到了白银。我想写稿，他想拍部电影，我们竭尽所能寻找有关“白银杀人狂”的资料和线索。朋友见了一拨又一拨，每场饭局都离不开白酒，一桌比一桌能喝。饭馆里总能听见包厢里的划拳声，我停在门口看了几次，划拳的人左手拿酒，右手比划，嘴里高喊，眼睛通红。我们试着不停把话题拉到杀人案上。教师、警察、工人、老干部，每个人都能就着“白银有个杀人狂”说一段儿，猜测凶手的职业、年龄、籍贯，想象他的长相、杀人动机，推断他是否还在人世。说到最后，都是同一句话：这么多年没破案，这人怕是抓不到了。
白银城小，横竖几条街，走着走着，抬头又回了原点。九个受害人都在市里，人民路、水川路、永丰街、棉纺厂、胜利街，有一个下午，对着资料里的案发地，我把大半个白银市区走了一遍。永丰街的平房早拆了，棉纺厂成了商业小区，水川路的老房子是在建的工地——案件资料里的门牌号几乎没了用处。走在这些失去原貌的旧地，我拉住不少人问起，每个人都点头说知道，再追问，每个人又都摇头，太久，记不清了。在水川路，一个老者坐在路边打麻将，被我问起，他抓起我的手，又抓了抓自己的衣领，笑了一声，看着我说：我就是那个杀人狂，抓我走吧。满桌人都笑。
走了一圈，只有氟化盐厂家属楼还在——1998年，崔姓受害人殒命其中。老楼已经没人住了，案发后，家人住到了旁边的新楼里，隔着窗子一眼能看到老楼。8月26日夜里，受害人的弟弟崔向平回忆着他遇害的二姐，开车带我到了这个院子，拿手机打了光，站在楼下，指着案发地。18年前，他才16岁。他说着说着，背对我就蹲了下去，脸一直朝着当年姐姐受害的地方。
第二天，8月27号晚上，我继续在白银街上走，不知走了多久，天还没黑透，远处有烟花天空里炸开。我问崔向平，放烟花了，是市民在庆祝吗？他回答说，不知道，可能是。
一夜之间，往事好像有了一点变化。几天后，冯睿写了下面这篇文章。
这不是“杀人回忆”
作者：冯睿
白银往事。
写下这四个字的时候，我回到白银已经四天——在离开整整十八年之后。这次归乡源于半个月前那篇“白银连环杀人案”报道，我想围绕这个神秘的悬案做一个故事，能拍成电影更好。
这四个字写完，下面是一片空白。
在此之前的十八年，我基本上把所有关于白银的记忆都封存了。一定程度上我讨厌这里，在这个边陲工业小城度过家庭失和的童年和郁闷的青春期，还有一次未遂的暗恋。我曾经站在中学门口的过街桥上，对着校门振臂高呼：我一定要离开这个鬼地方。
那座我站立高呼过的桥，跨过沙土沥青铺成的破路，往返的都是应该报废的大货车，它们扬起的尘土被我们吸进肺里。有一年，下了一场难以形容的大雨，山洪顺着这条路从校门口冲过，卷走了一个中学女生。我父亲一身泥水地回来，作为中学老师，他目睹了那起不幸。
后来才有了桥。这是我回想起的第一座桥。
你看，记忆并没有丢失。在看到这个悬案报道的下午，它们突然扑面而来，不分时序，没有逻辑。悬案就像一把锤子，它敲开了我脑里关于白银的声音、环境、面孔和味道。
就像，有时候，天空是红色的，重工业城市在鼎盛时期，所有工厂一起努力地排放着毒烟构成了这一奇幻时刻，喜欢的女孩冬天里的白色羽绒服会落上莫名的黑灰。
这就是白银的隐喻：她曾经落后的工业环境养育着也同时伤害着这个城市生活的所有人，我们曾经深陷其中，而不自知。
对于很多曾经和仍然生活在白银的人来说，这件悬宕二十八年的连环凶案，是一个伤疤，甚至是耻辱。
“外面的人只会因为这种事才知道我们白银。”他们对我说。我或许已经成了一个他们眼中“外面的人”。
白银就像一个孤岛。我一度没法跟人讲清楚我的出生地到底在哪里。
“你们白银产银子吧？”“对，小时候家里做饭都用银锅。”
“你们那里是骑骆驼上学的吧？”“对，我们中学都是用移动帐篷上课的。”
这种无脑对话时常在社交中发生。后来，我索性介绍自己是兰州人，就像嫌犯高承勇一样——在白银杀人的兰州榆中人。
这样简单了很多，“拉面”和一句《董小姐》里的“给我一支兰州”，就可以结束这个话题。
后来就更简单了。对对对，我的故乡就是那起连环奸杀案发生的地方。
在官方语境里，这个无中生有的矿业工业城市曾经体现着“舍命奉献”的开拓意志，一个叫“深部铜矿”的大矿坑是这个城市的开端，催生这个矿坑的上万吨炸药和四百多米高的蘑菇云同时也是白银这个城市出生瞬间的大风景。
我站在这个大矿坑边，如果不是看到货车轧过的轨迹和已经破败的房屋，我会坚定地认为这更适合拍摄科幻电影，和周围荒芜的西北风貌一起，这实在太外星球了。
从建国后发现铜矿，“建设三线厂”，进山进沟搞军工开始，近三代人被埋葬在这个孤岛上。我就是第三代。除了城市绿化人工种植被外，这里最常见的两种野外植物就是芨芨草和骆驼草，根系很浅，随风逐水。它们和巨石是最常见的风景。
前两代为了建设扎根在白银的人就像被搬来的石头，风吹日晒不再移动，而我这种想方设法逃离的人，就像没根的草，被西北风吹到了更远的地方。
这个城市围绕白银公司的生产生活而建立，没有大规模的人员进出，人口数目几十年来保持稳定，人口构成也都是一代二代产业工人和他们的后代子孙，多数人都是白银公司的职工。
为了解决男性职工的婚恋压力，成立了棉纺厂。为了生产生活供电，就有了供电局。像棉纺厂那名被残害的女工和供电局两位受害者一样，有几位死者也都是白银公司的职工或者职工家属。
在工厂还积极生产的上世纪80到90年代，这是个熟人社会，都不用六度空间理论，只需要一个人，大家就互相认识了。
这也是为什么八岁的小女孩会把陌生人请进门，还给他倒了一杯水。
针对悬案采访和资料收集几乎一无所获，有关无关的资源都对几天前还没破的这个案子讳莫如深，用手电照射漆黑的夜空让我感到沮丧并且疲惫。为了给这次无果的旅行画一个自以为有意义的句号，我回到了保密代号为884的西北铜加工厂，我的出生地，白银公司旗下的一个基本停产的企业。
就在我站在老房子楼下时，警方在白银工校小卖部抓捕了悬案的嫌疑人。借用王家卫电影表达，我和凶嫌的直线距离不过三公里。我曾经住过的这种四层建筑在白银毫无特点，有些凶案就发生在类似的工矿企业家属楼里。
白银往返884会路过嫌疑人最后生活的工业学校，它周围都是工地，一座三向立交桥就在旁边，曾经繁忙的货运铁路线穿过立交桥下。
1990年的冬天，另一件大事覆盖了两年前那起“小白鞋”残杀案。由于扳道失误，一辆大客车被火车撞碎在这条铁道上，十八位遇难者里有白银歌手张玮玮一位女同学的父母。这辆客车通勤于白银公司8号楼和884之间。
后来有了这座立交桥。更远一点的后来，有了这个工校。
惨案过去久了，就是谈资。1994年，嫌犯高承勇第二次在白银市作案的时候，白银的社会正处于工资减发的愤怒和恐慌中，这起凶案的突发让警方找到了六年前凶案的相似之处，很快被社会上以讹传讹为“针对红色衣服女性下手”这样的都市传说。
在恐怖紧张的气氛下，我们这些中学生要结对或结伴回家，同学里很多早恋的情侣就靠这种方式半公开地谈起了恋爱，这种情况在白银其他的中学也不会少见。
白银从来不会缺乏这种谈资，因为这里从来不缺乏暴力和血腥。就像被污染的空气一样，暴力是这座被遗忘的孤岛的记忆标签。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工厂效益不佳，下岗分流等等原因造成了一些社会闲散青年，在移动性很差的孤岛，这些青年就是移动在这个城市的炸弹，没有出路的青年戾气十足。
我有位老同学书包里不装书，只背着两块砖，另一位同学在某个好欺负的老师课堂上坐在最后一排磨刀。我打过架。每年目睹几次大型群殴，见证一两次死亡，这是常有的事。
从884回来的那个下午，我还不知道嫌犯已经落网，正闷闷地躺在酒店的床上，对素材不够而感到沮丧。被我蛊惑一起来白银采访的GQ 编辑突然暴起，大喊，“操！案子破了！冯老师！案子破了！”
编辑的激动更让我觉得这像个梦。一个白银人因为这起凶案回到白银想写一个故事，一无所获准备离开的时候，凶案突然破了。之后，将有无数的记者和我的同行会涌入这个他们只有在电子地图上放大数倍才能找到的城市，探询血腥和人性。
希望他们找到进入这个孤岛的桥梁。“这帮外面的人。”我在心里骂娘。
最后，我要说到的第三座桥，跨过黄河，桥的那边是甘肃省兰州市辖区，这边是白银。因为辖区所限，“805”案历次针对全市的大排查，都没有过河去搜访。那里就是嫌犯高承勇的故乡。
或许，嫌犯九次跨过这座桥，每次杀害一名女性，然后跨桥回去。
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曾经在桥那边远望对岸。白银公司企业效益好的那几年，节庆的夜里，会燃放巨大的烟花。
我和他，可能都看过同一片烟花绽放在夜空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