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世纪坚持寻求真相的人们

王晶垚1966年8月5日买相机拍下女儿跪泣在母亲遗体边照片。（王晶垚拍摄）

原北师大女附中学生王友琴在卞仲耘校长遇难五十周年忌日前夕去看望了王晶垚先生

今年5月16日是中共中央1966年发出“五·一六通知”，中国“文化大革命”爆发五十周年。以下继续播送“当年‘文革’与当今中国”系列访谈第二集“‘文革’受难者与记录者”的第三篇“半世纪坚持寻求真相的人们”。

在前面的“心灵之旅”节目中谈到1966年8月5日北京师大女附中（现北京师大附属实验中学）卞仲耘校长被学生群殴致死事件。她是“文革”中最早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她的丈夫王晶垚多年来一直坚持寻求卞仲耘之死真相，要求追究凶手的责任。

今年夏天，原北京师大女附中学生、《文革受难者》一书作者、现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教的王友琴博士带着学生到北京作暑期教学项目，在卞仲耘校长遇难五十周年忌日前夕去看望了王晶垚先生。

王友琴：王先生今年95岁，五十年背负巨大伤痛追求法律正义无果，是应尊敬的老人

前几天回到美国的王友琴博士接受我的采访，谈他和朋友一起看望王晶垚先生的情况，也谈到和王晶垚先生一样五十年来坚持寻求真相的人们。

王友琴：“今年是‘文革’发动五十年，我最近一直在想的一个问题是‘五十年到底意味着什么？’

我想特意来分享一下我最近一些想法。

第一是，我觉得五十年来人们对正义的追求和努力并没有停止。

五十年以前，1966年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校长卞仲耘在校园里被‘红卫兵’活活打死，

今年8月4日我和一位朋友去看望了卞仲耘校长的丈夫王晶垚先生。

王先生今年95岁了，他的妻子被打死的时候他45岁。以后的五十年里，他就背负着这个巨大的伤痛。

我和朋友一起去了他家，进门的时候就知道王先生老了，95岁了。但是他眼神清澈、神态安详，说话也很清楚，只是说得很缓慢。他一下子想不起来我的名字，但是她马上知道我是从五十年以前他的妻子当校长的中学来的。

在五十年以前，他的妻子被打死的那天晚上，他赶到学校，然后他马上买了一个照相机，拍下了妻子伤痕累累的身体，他也保存了妻子的血衣，浸透了鲜血的棉球，还有她手上当时戴的手表，那手表被打坏，连金属表链都打出了裂痕。

‘文革’以后，他开始追求法律的正义。他写了告状信，从北京西城区检察院，一直到最高人民检察院，他都告了，可是没有结果。

在2007年……当（1966年）师大女附中一些‘红卫兵’她们参与了暴力，而在2007年又开始试图否认这些暴力行为的时候，他站出来发言。从2007年到现在，他已经三次出来斥责这些否认‘文革’暴行的行为。

这是一个应该尊敬的老人。”

王友琴：纪念卞仲耘校长，也对从未忘记历史、从未停止抗争的王晶垚先生表示敬意

王友琴：“我和朋友一起去看他，我的朋友很细心，为他和他的妻子李云老师都准备了礼物。

他很高兴的看了这些礼物。他在卞仲耘校长被打死八年以后结婚，他现在的妻子李芸原来也是老师，现在快80岁了，很耐心、细心的照顾他的身体，所以他现在身体还是相当不错的。他只是要我们说话大声一点，说的慢一点。

我和我的朋友来他家，只是为了对五十年前被打死的卞仲耘校长表示纪念，也对这位从来没有忘记历史、从来没有停止过抗争的老人，表示我们的敬意。

我上一次见他是两年以前，那时候他的身体远比现在好，他还跟我一起看了我带来的手提电脑上的文章，他也斥责那些‘红卫兵’团队里的某个人是‘狗头军师’。上一次我离开的时候他还把我一直送到了他住的小区大门口。

可是现在他坐在轮椅上，但我觉得他的思想还是清晰的，最主要是他的精神还在，没有什么改变。

我们离开时，他坚持要坐在轮椅上把我们送到电梯口。我跟他握手告别时，我们祝他健康长寿。”

王友琴：王晶垚先生是个有仁有义的人，人会衰老，仁和义的精神会永生

王友琴：“我也在想，两千五百年以前，孔子提出了我们中文里最重要的两个概念，一个是‘仁’，一个是‘义’。‘仁’，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爱；‘义’就是讲要有正义——对错、是非、罪和非罪。

我想，王晶垚先生就是在这两方面都做得非常好的人。他对妻子的爱五十年来从没有改变，所以他要为这个事情进行抗争。他也从来没说‘我就不要去说这个事情的是非了，就让它去吧’。

他是一个有仁有义的人。实际上，他的这种精神也鼓励了我。我开始写‘文革’的时候，第一个写的就是卞仲耘校长的死。此后遇到了那么多的困难，甚至遭到威胁和打击，那么，鼓励我的一个原因就是王晶垚先生五十年的坚持。

当然人都会衰老，都会生病，可是我想，他的这种仁和义的精神是会永生的。”

王友琴：更多人在做同样的工作：北京师大二附中老学生座谈会：详谈当年真相

王友琴：“第二我也想讲，在为真相和正义努力的人中，王晶垚先生不是唯一的人。在五十年纪念日来到时，还有更多人在做同样的工作。

特别让我感动的是北京师大二附中一些老的学生。1966年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打死了卞仲耘校长，她是北京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暴力不断发展，特别是在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一百万‘红卫兵’之后，暴力直线上升。

到8月25日这天，在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校园里，一天就打死了三个人。从8月5日到8月25日，经历了20天时间，经过上边的鼓励、推动，暴力一下子就发展到这种程度——最多一天（北京）打死三百多人。师大二附中一天打死三个人。

这三个人是谁呢？一个是这学校的领导人姜培良；还有一个是他们学校的语文老师靳正宇；第三个人不是这个学校的，叫樊西曼，她的儿子是这个学校高二一班学生曹滨海。

2004年我出版《文革受难者》这本书时，写到了这三名受难者。在那个时候，是师大二附中一些学生告诉了我当时发生的事情，但是我没有知道直接跟这件事情有关系的人是怎么说的。

很让人欣慰的是，今年他们同班的同学开了座谈会，来把当年的事情详细讲出来。”

王友琴：反对“对联”的“红五类”曹滨海和他的被“红卫兵”打死的母亲樊西曼

王友琴：“曹滨海的妈妈是铁道部一个干部。曹滨海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在‘红八月’时，做了一件特别的事情，这件事现在的人可能觉得很可笑，但在当时，可是一件不得了的大事。

因为‘红卫兵’在1966年8月开始全面兴起时，他们非常热衷推广一副‘对联’名叫‘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他们的意思是只有那些从所谓‘红五类’家庭出身的学生，可以参加‘红卫兵’，其他人就是‘混蛋’，是不可以参加‘红卫兵’的。

当时还有人说要有一个‘横批’，有人说是‘绝对如此’，有人说是‘基本如此’等等。

曹滨海本来是个‘红五类’子弟，因为他的父母都是资深的干部。

但是他做了一件特别的事，他写了一张大字报，标题是《‘绝对如此’绝对反动》。他的同班同学说，这张大字报就贴在他们学校教学楼上，这是在当时直接了当地反对这个‘对联’的行为。

因为在当时的社会里，每个人都要有一个‘阶级成分’，就是说你在1949年前的三年是做什么的。可是到1966年‘文革’发生时，一大批年轻人已经成长起来了，为了要在这个社会里继续把人分成一些等级和要分出什么‘革命的对象’来，那么就用他们的父母是什么人来划分这些人。所以从‘红卫兵’的角度来说，有这么一副‘对联’来作为它的组织路线是很重要的。

当时因为‘红卫兵’的暴力，所以很少有人敢直接来反对这个‘对联’，可是曹滨海做了，当然他后来付了这么惨重的代价。

现在他的同学把这个事情理清楚了——因为这些事情，所以这个高二一班的‘红卫兵’就到曹滨海家去炒家，在这中间他们也说了，有人用了很挑衅的手法递给他一把菜刀，说‘你敢砍人吗？’然后曹滨海就拿着菜刀砍了一个人。那个人被送进医院，曹滨海被送到公安局拘留所。又有一些别的‘红卫兵’到她妈妈的单位去，把他的妈妈揪到了学校，活活打死了。

就在那天，8月25日，北京师大二附中的校园里有三个人被活活打死。

曹滨海本人因为被关进了拘留所，所以他没有被‘红卫兵’打死。后来他一直精神恍惚，不是很正常。在1985年夏天，那时他在昌平一个工厂工作，就在他妈妈忌日的前两天，他神思恍惚，在过铁道时被机车撞死了，那时候他37岁。”

王友琴：当年去抄家后被曹滨海砍了一刀的同学也参加了座谈会，真的道歉，表达痛苦

王友琴：“曹滨海有妹妹，他的妹妹回忆了他们当年的经历。她的哥哥死了以后，他们也把她哥哥的骨灰和她妈妈的放在了一起，其实她妈妈在当时的情况下死去，那个骨灰盒里根本就没有过骨灰，这些仪式都是后来做的。我觉得他的妹妹也是非常好的人，她们很理性很冷静地告诉我，她们的哥哥是怎么……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他们也希望人们能从这样的事情里头来理解‘文革’的这些性质，这是对我们大家都有益的事情。

现在曹滨海班上的同学把这个说出来，曹滨海班上同学座谈，当年去抄他家、后来被他砍了一刀的同学也参加了那个座谈会，他真的道歉，也对自己当年做的那个行为表示非常非常痛苦。”

王友琴：五十周年，纪念受难者，也纪念曾经对“文革”的暴力和杀戮作过抗争的人

王友琴：“当然这个事情的调查还没有结束，这个班上的同学还在继续努力。

《记录辑要》发表以后，得到很多人的赞扬和认同。他们觉得，五十年了，我们这代人应该有勇气把这些当年发生的事情讲清楚。

特别是他们有个同学把这事情放到了网上，田小野在‘按语’里也讲了，她说‘曹滨海就是我心目里的英雄’。作为‘红五类’家庭出身的学生他居然能够旗帜鲜明地反对‘红卫兵’的这个‘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贴出《‘绝对如此’绝对反动》的大字报。

我也很高兴田小野表达了她这样一个心情。因为我们要知道，‘文革’的黑暗有多深重，不光是害死了千千万万受难者，而且‘文革’也不允许一个有英雄行为的人，把他的英雄行为告诉大家。田小野做了这个事，我觉得也是很好的——就是说，曹滨海起来反抗，这是一个英雄的行为。我们现在应该在五十年的时候，纪念受难者，也纪念曾经对‘文革’的暴力和杀戮作过抗争的人。”

王友琴：因反“文革”被处死的王佩英女士和芝加哥街头銅像——如何对待是非罪错

王友琴：“这时我也会想到另外一个人物，就是王佩英女士，她因为反对‘文革’，1970年被判处了死刑。

她的儿子告诉我，他在美国时，在街上看到一座铜像，是个年轻人，在美国革命时被英国军队俘虏，被绞死了，他的手和脚都被绑着。他（王佩英的儿子）当时就泪流满面，因为他想起他的母亲。

后来我在芝加哥的街头找到了这座铜像，这是个美国革命的英雄，被绞死的时候才22岁。在他的铜像上有他的一句话，这句话的意思是‘我只遗憾，我只有一个生命可以奉献给我的祖国’。

我想说的就是，我们也有过这样的英雄，只是我们在‘文革’的压力下，把这些人的行为给抹煞了，或者说我们自己麻木和胆怯，我们没有去意识到这些人的英雄行为。

现在我们来讲这些事情，其实对死者已经毫无影响，而重要的是对我们活着的人来说，我们也要知道是非，知道我们应该怎么对待我们生活中的是非和罪错。”

王友琴：从“文革”局部非正常死亡者比例，我们就可以看到事情的严重性

主持人：“现在因为很多引用的数字……有一些都是北京市的数字，‘红八月’的数字，对于在‘文革’中究竟有多少人死亡，无论是您自己确认的，还是您到目前所见的基本的估计，非正常死亡人数是多少？”

王友琴：“首先我们得怎么定义这个死亡，我在书里写的其实是被打死的，或者应该加引号的‘自杀’的人。就这样的人来说，我没有办法知道全国有多少。可是从我做（调查）的一些局部单位来看，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

比如说北京大学‘文革’中间被迫害死的人是63名，那么这个比例是什么呢？二百分之一，包括学生在内。

师大女附中就更多了，这个师大女附中当时只有一百多个教职员工，学生除了高三、高二的以外，还不到18岁，被迫害死的人是10个。

北京女三中被迫害死的人是五个，校长被打死，四个老师是所谓‘自杀’。

我调查过的女中有十所，就打死了六个人哪！

清华附中那个校长跟我说，男生打得比女生凶。但是也有人跟我说，女校打人一样凶，有一个男生讲‘女生疯起来就是……’他说‘男生也许还因为打过人，知道不能打太重’。

我写的那个《雾霾下的文革历史》里边就提到这个事情。包括习近平的那个老师，刚才我不是跟你讲到靳正宇吗，那就是习近平那个老师的大学同班同学，他们一个班被打死三个。他们是1960年北师大毕业的，就有靳正宇，还有另外两个——在地安门中学和北京外语学院附中，居然‘红八月’就打死三个，这么高的密度。外语学院附中也是打人最凶的。

北京农业大学被迫害死的人是三十个，并不是说他们比北京大学缓和，是因为北京农业大学比北京大学小，人数少。

上海复旦大学我现在找到的（非正常死亡者）就有四十多个，而且是个不完全的名单。清华大学有五十八个人被迫害死，西安交通大学有三十六个。

上海市委的内部统计数字是一万一千一百五十个。上海当时的工作人员其实也只有两百万，也就是说他们有两百分之一的人是被打死和被迫自杀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比例。

从这样的局部，我们就可以看到事情的严重性。”

王友琴：还有多少人被打残废、精神分裂，多少人从此忧郁、不正常，例如吴芳芳

王友琴：“而且像我刚才说的，这个严重性还不仅仅是这些被打死的人和被迫害自杀的人，还有多少人被打残废、被打得精神分裂了。还有多少人从此变得忧郁、不正常。

包括我们刚才讲的学生，也是一样。

在北京101中学，他们是继卞仲耘校长被打死以后发生的第二个在校园里打死老师事情的地方。同时有一个叫吴芳芳的初二学生，她爸爸是美国留学回去的一个教授，这在当时也是一个‘坏家庭出身’；第二，‘红卫兵’说她弄坏了一张毛泽东的画像，她被斗争和骂，然后就精神失常了，她从来没能恢复正常。她的父母留下一笔钱，因为她的父母现在都去世了，她现在还在北京清河的精神病休养院里。”

王友琴：如果我们不反省“文革”，分不清是非善恶好坏，怎么规划我们的将来呢？

主持人：“作为研究者，面对当下中国，面对当下中国还在禁止的‘文革’话题、‘文革’研究，以及我们现在在海内外能够看到的一些研究文章，您还有什么特别想说的？”

王友琴：“‘文革’已经结束40年了，40年来，官方媒体不允许发表关于‘文革’的比较详细的描述和研究，这当然就造成一个后果，年轻一代人不知道‘文革’是什么，‘文革’发生了什么。

有一个摄影师听了我讲的‘文革’以后，说‘原来文革是这么可怕的！原来我还以为文革是反对贪官的呢！’所以这个误解太大了。我看他的年龄大概是三十来岁，他们是在‘文革’后出生和长大的人。

当然你也可以说‘年轻人不知道又怎么样呢？’

因为我们中国的传统是通过历史来分辨善恶是非的，什么是罪恶，什么是坚决不可以重演的……如果我们不来反省‘文革’历史，就会在是非善恶方面保持一个糊涂状态，甚至把善恶是非都颠倒了。

我们不是没有写历史传统的民族，孔子就编辑过历史书，这是我想的——我们在‘文革’结束40年以后真的应该来思考这样的问题。如果我们分不清是非善恶好坏，我们怎么来规划我们的将来呢？

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王友琴：如果粉饰“文革”暴力迫害，对现在的道德、学术有最大的腐蚀和腐败作用

王友琴：“说到对当前社会的影响，我自己觉得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对‘文革’这样一个明显的残忍、恐怖、而且有一套荒谬理论作基础的历史，现在还继续为它说好话、粉饰暴力迫害的话，那实在是对我们现在的道德、学术最大的一种腐蚀和腐败作用。

当然，生活里有经济方面的腐败，是不是我们也没有注意到在精神、思想和学术上的这种腐败呢？”

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当年‘文革’与当今中国”系列访谈第二集“‘文革’受难者与记录者”的第三篇“半世纪坚持寻求真相的人们”。

樊西曼与她的儿子曹滨海。

王晶垚2016年8月4日坐轮椅面对王友琴和友人来访（王友琴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