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苏俄的良心政治家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为了苏共不被清算，为了人民的安全幸福，为了国家的文明进步，率先推动政治“公开化”，主动开启民主宪政的大门。
苏俄的“卫星国”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也紧跟老大哥的脚步踏入了民主之门。
东欧民主化是人类世界文明战胜野蛮的重大胜利，极大推动了全人类的文明进步，文明价值超过工业革命和二战英美阵营战胜德日法西斯的总和。
民主之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法国民主化也是一波三折用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中间还出现了三次君主专制大倒退，直到十九世纪末才巩固了民主宪政成果。
二十多年过去了，俄罗斯民主之路也步了当年法国的后尘，在普京二次执掌俄罗斯时出现了大倒退，倒退回一个打着民主旗号的准独裁国家。
当俄罗斯民主一波三折时，东欧民主则一路凯歌，把同时代走上民主之路的苏俄老大哥远远抛在后面。
为何俄罗斯民主大踏步后退东欧则大踏步前进呢？
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原因有两个。
一是俄罗斯人民的大国情结；二是叶利钦留下的制度隐患。
“大国情结”从来都是与民主宪政背道而弛的！
民主的精髓是“平等”和“限权”。
平等不止是国内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也包括国际上国与国之间的平等。
“大国情结”则视本国为“中心”和“老大”，其余小国休想与老大平起平坐。
本国侵犯了小国的利益视为稀松平常；小国若偶尔侵害了大国利益则怒不可遏。
本国对小国挥舞大棒认为很有必要；小国若因此奋起抗争就认为很丢面子。
一旦在国际上习惯了恃强凌弱以大欺小，践踏民主的“平等”理念；就会很自然在国内漠视众生平等，习惯以官欺民恃国压民。
所以美国人民会站出来为伊拉克战俘争权利。因为美国军人一旦习惯了虐待外国人，迟早也会回过头来虐待本国人民。
中华大国民很难理解美国人民的远见和大智慧。
一旦有了“大国情结”，国民就对国家扩充权力缺乏必要的戒心。独裁专制都是打着“国家”旗号，国权扩充民权收缩就自然倒退回独裁之路了。
美国虽然是人类世界首屈一指的超级强国，但美国人民却没有“大国情结”。
美国实行联邦制，各州除了无独立外交和军权外，政治地位相当于一个独立国家。“大国”国民又生活在一个个“小国”内，谁也不容易产生“老大”派头。
这就是联邦制的优越性。
下面谈谈叶利钦留下的制度隐患。
本人曾写过《民主与专制的主要区别是“程序正义”和“不择手段”》一文。民主的精髓是“程序正义”，无论愿望和初衷多么高尚美好利国利民，都不能不择手段去实施，否则就是反民主的行为。
当多数国民的思想境界跟不上民主先驱的步伐时，先行者宁可停下来等一等，暂时放慢民主的步伐；也不可违背宪政程序来拔苗助长，否则就会埋下反民主的政治地雷。
叶利钦当初就因此铸下大错，为了加快俄罗斯民主进程，违背“程序正义”原则，用不择手段的专制独裁方式来推进民主，结果在俄罗斯民主之路上埋下了一颗当量极大的专制地雷。
叶利钦是俄罗斯的良心英雄，境界和见识远远高于俄罗斯的普通民众，也高于绝大多数官宦名流。
叶利钦在推进俄罗斯民主进程时，与俄罗斯议会——杜马发生了难以调和的冲突。
独裁苏俄和平转轨到民主宪政时，民主俄罗斯前期杜马议员主要是前苏联共产党员。
前苏共党员因为专制遗毒太深，无法理解叶利钦的民主大略，对叶利钦推进俄罗斯民主的举措多方掣肘。
民主宪政国家，议会的权力和总统一样大，议会想制约总统太容易了。
叶利钦拥有强烈的国家责任感，对俄罗斯远远落后于欧洲的现状忧心如焚，迫切希望加快俄罗斯民主步伐，对处处开倒车的议会自然很恼火。
当议会与总统发生无法调和冲突，总统的行政提案被议会否决而总统又不肯让步时，总统有权解散议会重新选举新议会。但如果新议会依旧否决总统提案，总统无权第二次解散议会，只能按议会的旨意施政。
叶利钦没有使用这套民主程序，而是乞灵于苏共独裁者施展过的“群众路线”，利用俄罗斯民众残存的“个人崇拜”情结来一劳永逸解决总统和议会“谁是老大”的问题，在全俄罗斯举行“把俄罗斯命运交给总统还是交给议会”的全民公决。
这个全民公决的“提案”本来就是反民主的。议会和总统是相互制约不存在谁是老大的问题。如果定出了老大，另一方就形同虚设，老大就很容易成为独裁者。
叶利钦是俄罗斯人民心中的大英雄，人民对前苏共党员又极其反感，投票结果自然是叶利钦取得了压倒性胜利。
于是叶利钦总统成了俄罗斯的“老大”，议会则退化成总统的“咨询机构”角色。
对议会拥有压倒优势的总统要想不成为“独裁者”真的好难。
全民公决胜利后，叶利钦再下令解散议会，命令议员离开议会大楼。
下令“解散议会”本来是总统的权利，为何此前要多此一举弄个“全民公决”呢？
这就是叶利钦的“不择手段”之处。
按照民主程序总统解散议会后，新议会依旧可以不听总统的，叶利钦依旧得看议会的脸色施政。
全民公决确定总统和议会谁是老大后，以后的议会都得服从总统的意志。
对叶利钦总统来说，全民公决虽然多此一举，但却一劳永逸。
叶利钦既是“良心英雄”，也是一位“权斗高手”。他是前苏联的高官显宦，不精于权斗是无法爬上高位的。
但“民主宪政”容不得任何“权斗”！
正常民主国家总统和议会的冲突只是施政理念的冲突，与“争权”无关。
民主国家各政府机构的权力都是“刚性界定”的，争也没用。
悲剧还没有完结。
因为叶利钦通过“非民主程序”来解散议会，议员自然拒绝离开议会大楼。
于是历史的悲剧再度重演。
苏共夺取政权初期，按民众的强烈呼吁也举行过一次杜马选举，绝大多数议席是孟什维克而不是布尔什维克。
苏共宣布选举无效，并架起机关枪扫射支持议会的游行示威民众，把当选的孟什维克议员全部抓起来枪决或坐牢。
议员拒绝离开议会大楼时，叶利钦本来可以照常选举新的议会，暂时换个地方开会办公。宣布解散的上届议会没有法定权力，时间一长自然会作鸟兽散。到时新议会又可搬回到议会大楼办公。
可在“全民公决”胜出的“老大”底气十足，“面子”自然也大了，不能容忍议会违抗他的意志，居然动用专制独裁手段，开炮轰击议会大楼……
叶利钦这一炮彻底摧毁了俄罗斯民主的框架。
…………
在“全民公决”和“炮声”阴影下，选出来的新议会自然只能对叶利钦总统府首贴耳。
新议会修改了宪法，赋予总统超越议会的巨大权力，为独裁者的出现提供了制度保障。
叶利钦是一位灵魂高贵的良心英雄，能够抗拒“独裁者”的诱惑，但不能保证后来者也能抗拒诱惑，道德力量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都是脆弱的，只有制度力量才是强有力的。
普京是一位灵魂卑污的政客，一旦上位就根本不可能抗拒“独裁者”诱惑，叶利钦创立的那套制度也有利于他走上独裁之路。
美国制宪会议期间，富兰克林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们知道美国的前两位总统肯定是好人，但不能保证以后的总统也是好人，所以必须把总统当贼来防范，制定一套能有效防贼的制度来防范总统干坏事。
一战后当选的美国总统哈定就是个坏蛋，除了吃喝赌抽瞎胡闹外啥也干不了，号称“扑克总统”。但在美国宪法框架内，扑克总统的“恶性”根本无法施展，没有干坏事的渠道，没干两年就主动提前离任当平民去了。因为他发现平民比总统要潇洒自在得多。
…………
叶利钦的悲剧给了我们什么警示呢？
违背“程序正义”的美好愿望和好政策都是有毒的！
不择手段是民主宪政的大敌。
民主之路上的“急功近利”是拔苗助长！
你是好人不等于你的后继者也是好人，为了后继者不能作恶，请别为了方便做好事而扩展自己职位的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