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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反萨德,韩星遭殃该不该?

自从韩国宣布将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之后,中国对韩国展开了全面的外交舆论攻势。最近,中国的报复措施蔓延到了娱乐文化界:多位韩国音乐影视明星在中国的活动被取消,戏份被删除或者合同被封杀。与此同时,新华社声称,五分之四的中国民众会支持政府封杀韩国明星;环球时报也表示,用不着官方下令,“顶风播韩剧的电视台就将被网民的唾沫淹没”。从台湾的周子瑜、戴立忍,香港的何韵诗,中国的赵薇,到如今的韩国艺人,为何一些中国人动辄以政治理由围攻歌星影星?中国动不动就对其它国家和地区祭上“封杀”和“抵制”的大棒,最终的受害者是谁?

参加讨论的嘉宾是:独立评论人士,中国民间学人王康先生;专栏作家,时事评论人士曹长青先生;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

陈破空表示,在中国政府看来,韩国萨德是对中国安全的威胁,然而,朝鲜核武器,才是对中国安全的最大威胁,而且是带出萨德的原因。朝鲜的核武器是进攻性的,进攻范围覆盖中国;韩国的萨德是防御性的,防御范围覆盖中国。哪一个更有害?一目了然。北京的调子,轻轻放过朝鲜而重重责备韩国,显出轻重倒置、本末倒置的诡异。中国反萨德,居然拿韩星韩流当出气筒,把政治与文化、军事与艺术混为一谈。殊不知,韩国是一个民主国家,本国也存在反萨德的不同声音,那些遭中国封杀的韩星,要么根本不懂什么是萨德,要么还可能是反萨德的。中国不分青红皂白地封杀他们,人为制造敌人和敌意,不理性,而且不智。在极权国家,许多人误以为,国家、政府、人民都是同一个概念,是一个整体,因而,政府一发声,就上下合力,“同仇敌忾”,指谁打谁。在民主国家,政府是政府,人民是人民,媒体是媒体,各自都有各自独立的身份和思维。观念的不同,决定行为的差异。像中国人那种没完没了地抵制外国、外国商品和外国人的狂热,在民主国家,就很少发生。这种差别,本身就值得中国人深思。

王康表示,韩美决定部署萨德导弹,是对北韩发射导弹的防卫,是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发动朝鲜战争遗留的後果。北京抵制韩流是对韩国的“惩罚”,表面是对国家安全的本能性反应,实质是固守亚洲冷战,以意识形态划分敌友。同时,也是北京利用金钱影响国家关系的惯伎。迁怒於韩国演艺界,还说明北京外交思维的拙劣。

王康说,中国封杀韩国娱乐界及艺术界人士是中国古代宗主朝贡体系的现代复活。中国觉得自己是老大,周边国家都应该毕恭毕敬,以不听话就惩罚。但是现在的国际体系是条约体系,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现在中国强大了,觉得可以不顾指这种现代秩序,不管是南海之争还是东海钓鱼岛,以及现在对韩流的惩罚,都是一种“我是老大”宗主思维的体现。

程晓农认为,萨德反导系统与韩星、韩流毫无关系,中国拿韩星出气,其实是欲盖弥彰。韩国部署萨德反导弹系统,客观上不仅防范北朝鲜的导弹,也可封堵中国准备帮北朝鲜打击韩国、日本的战略导弹,从而遏制了中国对韩国、日本的战略威胁。中国部署在辽宁、吉林的中程导弹射程仅达韩国、日本,是朝鲜半岛一旦发生军事冲突时中国帮助北朝鲜打击韩国的重要手段,现在萨德反导系统实际上部分瓦解了这种战略后援的功效,所以中国非常恼火。但中国又不便实话实说,把这个在军事战略上不宜深谈的问题端上桌面,所以只好拿韩星出气。

程晓农说,中国实力的增强其实是前一阶段超常经济景气的余绪,而当局目前感受到的却是越来越大的经济社会危机,所以抱着用一切手段保住时局的心态,对外部世界和文化上的开放高度警惕,担心因外部影响而失控。从现状看,政治上收得越紧,当局与普世价值的对立越明显,对外部世界的敌意也越强;这一趋势使部分国人对政府的不信任进一步增加,潜在的社会不满上升,由此又导致政治上进一步收紧。用控制论的概念来描绘,这个系统处于日益恶化的负反馈状态,它通向抱残守缺,却远离政治进步。

曹长青说,中国政府反对南韩部署萨德,应通过政府层级表达不满抗议,即使采用经济制裁,也应该用国家方式,如撤消经济合同或在进出口方面限制等。现在这种打压一些南韩艺人的方式,不起根本作用,只能造成南韩人民对中国的反感。就像台湾蔡英文选总统时,中国打压台湾艺人孩子周子瑜,结果刺激出30万选票给蔡英文,连国民党发言人当时都愤怒地在脸书说“我也是台独”。政府打压他国艺人,网民喊杀喊打,其实是一种自杀行为,杀掉中国的形象,让世人更加厌恶。

曹长青还表示,中国一会制裁这个国家,一会制裁那个国家,自己也可能受害。例如中国一直“反日”“抵制日货”,今年日本民调显示,日本人对中国的反感达到了历史最高点83%,喜欢中国的达到了历史最低点5%。2014年日本人对中国的投资比上一年降低了38.8%,大量的日本商人把投资转向了印度,这是中国的损失。

来源: 
美国之音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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