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陈寅恪一生中，1958年是备受人们关注的年代之一。那么，这一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是如何应对的？这些事情对他的教学、科研与心理有何重大影响？本文勾稽当时的官方文件、报刊文章、档案材料、私人日记和回忆录，试图还原这段历史的真相。
1958年3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曾任毛泽东秘书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陈伯达，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所做“厚今薄古边学边干”长篇讲话的摘要，透露出毛泽东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看法。紧接着，毛泽东在3月22日成都会议讲话中，公开表态支持陈伯达的报告，“……怕教授，不是藐视他们，而是具有无穷恐惧，马克思主义者恐惧资产阶级教授。近来好些，陈伯达似乎振作起来了——一篇报告，一个通知。”[1]毛泽东又以轻蔑的口气说：“对于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学问，应以狗屁视之，等于乌有、鄙视、藐视、蔑视，等于对英美西方世界的力量和学问应当鄙视、藐视、蔑视一样。”[2]
为了贯彻最高指示的精神，4月28日的《人民日报》，又发表了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来自延安的史学家范文澜的大文《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陈伯达的讲话和范文澜的文章，传达出来自最高领导层的一个重要信息，就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必须厚今薄古，占领史学研究的制高点，在学术部门，压倒资产阶级学者。资产阶级教授的学问，如果接受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的领导，才会有用，否则就是一无是处、一无用处的“狗屁”。这预兆着在史学及其它学术研究领域，一场政治上的暴风雨即将来临。
要做“党喇叭”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领会了毛泽东讲话的意图，闻风而动，身先士卒，带头发起对陈寅恪的批判。在1958年5月16日致北京大学历史系师生的信中，传达出所谓“厚今薄古”，是毛泽东的意见，并点了陈寅恪的名，把他划在资产阶级史学家一边，要人们不要把他“作为不可企及的高峰”，扬言“就如我们今天在钢铁生产等方面十五年内要超过英国一样，在史学研究方面，我们在不太长的时期内，就在资料占有上也要超过陈寅恪。”“陈寅恪办的到的，我们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人为什么办不到？我才不信。”同时，他当仁不让，表示这些话就是当着陈寅恪的面他也敢说[3]。远在杭州的夏承焘得到内部消息，“得文学研究所寄跃进规划，以王国维、陈寅恪为批判重点。”[4]他所在的大学领导作报告：“今年须批判人物有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郑振铎等五人。”[5]如此看来，陈氏就是这次大批判的箭靶子之一。对他的批判，是一次有组织、有领导的政治围攻。
此时全国大学的校园，几乎都成为大字报的海洋，中山大学也不例外。各单位所召开的批判会就更频繁了。学生们贴出了“拳打老顽固，脚踢假权威”、“烈火烧朽骨，神医割毒瘤”之类火药味很浓的大字报举目皆是。弄得反右运动以来惊魂未定的知识分子，人人自危，稍不留神，就会成为这些政治运动的靶子。在康乐园开展的一个接一个的群众性政治运动，犹如哗哗不断的大风雨，几乎没有一个老教授，能不经受风吹雨打的折腾。
学生们给陈寅恪贴的大字报不少。他们连陈所写的论著和文章都没有读懂，甚至根本没有读过，就摭拾起时髦的词句，搬弄流行的观点，无限上纲，给他扣上诸如抱住“陈旧”的观点不放、拒绝思想改造的“老古董”，或者“唯心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封建主义”的反动学术权威等多顶大帽子，进行人身攻击。
当时，人民出版社奉上级指示，从北大、北师大、南开、、山东大学、中山大学、华东师大等校历史系所贴出的数万张大字报中，精选出近百份大字报结集出版，给我们留下真实的第一手资料。其中，中大历史系两份揭批陈寅恪的大字报，颇讲究“斗争艺术”，格外引人注目。
一份是以批判孔子出名的中国思想史教授、系主任杨荣国等人署名的《历史系在科学研究上存在的缺点》。这份大字报高明之处，就在于没有点名，但明眼人一看，其大部分内容都涉及到陈寅恪，批判锋芒主要指向陈寅恪。另一份《应该拔掉这面白旗——和陈寅恪先生商榷关于教学与科学研究问题》，应该说在众多揭批陈氏的大字报中，这是揭批最狠、最有代表性的一份。这份大字报把学术观点与所谓政治观点混为一谈，颠倒黑白、硬把学术上的一家之言，扣上资产阶级的帽子，胡批一通，以达到全盘否定陈氏的史学思想、治学方法及举世公认的学术成就的目的。比如陈氏在讲课中谈到，一切历史都是文化关系，汉族与外族的关系亦是文化输入的关系。大字报作者自知功底太浅，不敢正面交锋，却扯出政治的大旗，批判陈氏根本没有提到政治关系，更谈不到经济关系。又如大字报作者批判他的“唐朝道教兴盛论”，大概执笔者自己都没有把这个问题弄明白，批来批去批不出个名堂，无法下台，便讽刺挖苦陈氏对道教在唐朝兴盛原因的分析，“达到荒谬绝伦的程度，……这种分析，竟出自于‘大史学家’陈先生之口，是浪费我们的青春。”[6]这几句罔顾事实的话语，深深刺痛了陈氏的心。也许大字报作者也感到理亏气虚，做得太过分了，收入集子时竟然不敢署上自己的名字，是两本大字报集中唯一没有署名的大字报。
大批学生贴老师的大字报，师道尊严的美德，遭受亘古未有的践踏。陈寅恪觉得，这些大字报真是以后研究中国现代教育史、文化史、社会史难得的第一手资料。自己无法看大字报，便叫唐筼每天出门去抄，回来以后再念给他听。陈寅恪及其家人，对这种抛档案材料、揭老底、掐头去尾、断章取义、无限上纲的大字报非常反感；更为一些知识分子对大字报所揭发的材料不做抗辩，反倒逆来顺受、屈辱认错而感到痛心。他不能容忍对传统道德的破坏，尤其不能容忍对自己的恶毒谩骂。有一天，深为了解他宁折不弯性格的唐筼，看到大字报中有“这样的作法（指资产阶级史学方法）和在一个僵尸身上穿上华丽的衣服……结果仍不改变其为死人一样”的字句，认为这是人身攻击，当即表示出莫大的愤慨，敢于跑到办公室去向领导和“革命群众”直面提出抗议，维护了陈寅恪的人格尊严。
批判运动的组织者深知要批倒陈寅恪，谈何容易，便四处物色操刀捉笔者。因此，陈寅恪的友人及学生，便面临着参不参加批陈闹剧的艰难抉择。中大的刘节、梁方仲、吴宏聪、高华年、赵仲邑、蒋湘泽等中文、历史系教授，都是清华大学或西南联大的毕业生。他们不但没有贴陈寅恪的大字报，而且还关注着他的处境。中国经济史专家、二级教授梁方仲不顾自己也是被批判的对象，公开劝说过历史系的青年教师，不要跟风起哄。他有句名言，“乱拳打不倒老师傅。”[7]这句话，日后在中大校园成为流传甚广的经典名言。事过半个世纪之后，吴宏聪教授还愤愤地对作者说：“那时我常去校园看大字报。揭发批判陈寅恪的大字报，虽然很多，但都是些琐屑小事，无限上纲。那些写大字报的学生，读书太少，在学术上根本没有资格、也批不到陈寅恪，简直胡闹。”
陈寅恪在外地的大多数友人和学生，顶着压力，不落井下石。在笔者过眼的批陈文章中，尚未发现与他交往甚深的重量级学人来凑热闹。他的大多数学生，如季羡林、吴晗、夏鼐等，也有较高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地位。他们可以批判别的学人，但要真正批判自己的老师陈寅恪，却不忍下手。与陈氏教过的大多数学生一样，他们对“批陈”持不合作的保留态度，选择了沉默以对的方式，没有卖师求荣、或者表态与乃师划清界限。季羡林可算是这类学生的代表。他虽然承认“对这一系列的批和斗，我是心悦诚服的，一点没有感到其中有什么问题。……但是一旦批到了陈寅恪先生头上，我心里却感到不是滋味。虽然经人再三动员，我却始终没有参加到这一场闹剧式的大合唱中去。”[8]
但他的另一些学生，加入了共产党，确立了新信仰——马列主义。新的信仰，使他们把时髦的理论“驯服工具论”奉为行动的圭臬，从具有独立精神和思想自由的学者，转化为听话的“工具”。作为党员，他们必须遵守纪律，无条件地服从上级的指挥，而从来没有怀疑这种指挥是否正确。作为学生，陈寅恪对他们又有教育、栽培、扶持之恩，对老师的学问、人格，无不钦佩之至。所以，上级交给他们批判陈寅恪的苦差使时，出于各种原因——也许是不得不服从，也许还有那么一点私心杂念，也许出自思想深处的“左”的观念，便充当了不光彩的角色。但长久以来，他们的内心却挣扎在良知与功利的矛盾与痛苦之中。比如最有可能成为陈氏衣钵传人的北大周一良与中大的岭南才子，就是这样的典型。
周家与陈家是四代世交。周一良的曾祖父周馥，出自湘军系统，曾任两江总督，与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有所交往。周的祖父周学海的墓志铭，为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所撰。周的父亲周叔弢，曾在三立老人于南京所办的四益家塾附读，与陈师曾、陈方恪有很深的交情。早在三十年代，陈寅恪就发现周一良在史学研究上的天赋及其在国学、外语上的深厚功底。周氏在学问上一直得到陈氏的精心指点、培育，在事业上也受到陈氏的大力扶持。1936年，他未来的夫人邓懿女士考取清华大学中文系研究生，他还特地嘱咐邓，要听陈氏的课。可以说，周一良从陈氏那里所获甚多，每前进一步，都融注着陈氏的心血和精力。陈氏南下广州之后，他们仍有书信来往，间或陈氏还向他寄赠诗作。尔后，随着政治运动的不断开展，他们互通的书信才稀少起来。没想到1958年，周一良在北大贴出大字报《挖一下厚古薄今的根》。他在大字报中深挖自己厚古薄今的“根”，竟然是这样的：“陈寅恪先生曾说过先秦两汉史料太少，不易论证；宋以后史料又太多，掌握不全，所以他选择了南北朝隋唐一段，史料多到够论证，但又不至于无法遍读。”这分明是陈氏治学的经验之谈，与所谓“厚古薄今”完全没有关联。不料，周一良笔锋一转，“同志们！这是什么思想？这正是资产阶级史学家一切靠材料的思想，也是从个人成名的观点出发去搞研究的思想！我对于现代史之‘畏’，也就是这种思想，今天我决心要消灭和种‘畏’情绪，正确地对待材料，对待现代史，争取在近现代史方面多做些工作。”[9]轻轻易易地把“厚古薄今”的根，挖到昔日恩师身上。幸亏陈氏远在广州，没有听说周一良贴过这样的大字报，否则他会非常伤心的。
与此同时，中共北大历史系总支，分配周一良写批判陈氏史学思想的文章，准备交《光明日报·史学副刊》发表。他明知“是不能够驳倒陈寅恪先生的论点的”[10]，但还是没有任何考虑和任何顾虑地接受了这个任务。他可能根据那篇大字报的内容，加以扩充，写出批判文章交卷。不过由于稿挤，也许还因为批判不够深刻，未达到上面的要求。结果《光明日报·史学副刊》，没有发表他的文章。因此，外面的人以及陈氏本人，都不知道他写过批判陈寅恪的文章。但是他在良心上感到对恩师负了罪。良心对他的谴责与鞭挞，使他愈到晚年，愈感到对不起自己的恩师，愈感到自己罪孽深重，心灵就愈痛苦。经过深刻的反思，终于大彻大悟。自1988年以来，中大、北大、清华等校，多次举行纪念陈寅恪的研讨活动，他都争取参加，以赎罪愆，还写下多篇追忆恩师的文章，表达深深的怀念之情。1999年11月27～29日，中山大学在广州举行第三次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研讨会，重病在身的周一良不能到会，却向会议提交了《向陈先生请罪》。这篇文章不但自我披露了写批陈文章这件鲜为人知的不光彩往事，而且还触及灵魂，做了深深的忏悔。笔者时在会场，当主持人代念完了周一良的忏悔书时，会场陆续响起了唏嘘之声——周一良在生命的最后岁月，终于得到学林的谅解。两年后，他不无遗憾地离开了这个复杂的世界。
陈寅恪不知道，恐怕周一良自己都忘记了，作为陈氏的弟子，他一有机会，也在尽可能地保护恩师。著者在中山大学档案馆，发现了一份弥足珍贵的外调材料——周一良针对中山大学有关部门发函调查陈氏的五个问题，一一作了答复的亲笔回函：
关于陈寅恪
周一良六二·三·十七
（一）关于陈与其父陈三立关系，所知几乎等于零。只知其父为诗人，陈写诗可能受其父影响。
（二）陈兄弟间关系影响不清楚。
（三）陈与俞大维可能在德国同学，以后俞大维又娶陈之妹，关系可能很密切。俞大纲抗战前在伪中研院史语所工作，研究唐史，受陈指导，陈对他影响较大。但抗战后，俞大纲脱离中研院去作生意，恐在学术上没有再发生关系。其它方面关系不详。
（四）陈学术思想受德国史学影响较大，讲究对资料穷本溯源，覈订确切。同时也受德国梵文学研究的影响，喜欢从一部佛经各种不同文字译本的对勘中，找出一些异同。在德时老师似是吕德斯（Luders）。西方的汉学家如法国伯希和（Pelliot）对他的学术途径似亦有影响。中国方面，显然他接受了钱大昕等朴学影响，和他同时的王国维可能也影响了他。陈輓王国维诗有句云，“平生风谊师友间”。但他和钱大昕、王国维等不同之处，在于不以考史为满足，而要求解释。他的种族史观，文化史观等，可能与当时德国的史学思想有关。
（五）陈与颜、蒋等人关系不详。他所喜欢的学生或助手有王永兴（太原教育学院）、刘适（现名石泉，在武汉大学）和已去英国（？）的程曦。
在这份回函的末尾，有中共北大历史系总支审查后的批示：
周一良同志是我系副主任、中共党员，所写材料可供参考。
中国共产党北京大学历史系总支部委员会（印）
六二年三月十九日[11]
这份材料之所以珍贵，就在于显现了一个良知未泯灭的党员知识分子，在如何应对上级所交付的任务与保护恩师之间的痛苦徘徊。尽管在五十年代中期，陈氏不认他做弟子，蒋天枢还在新出版的陈氏著作中，删去了原版本中陈氏与他讨论学术问题的有关段落，但他最终还是选择了保护老师的做法。比如，他对氏的家世非常了解，他后来还说过：“由于我父亲和他大哥衡恪（师曾）先生和七弟诗人方恪（彦通）先生都是至交，所以我给陈先生写信总以‘仁丈’和‘晚’为称，不敢冒充受业的学生。”[12]周一良何等聪明，在那特别重视个人政治面貌及阶级成分的年代，为了不给老师在政治上惹麻烦，采取了装糊涂和轻描淡写的手法，以“所知几乎等于零”、“不清楚”、“不详”、“可能”等遁词，回避了对陈氏及其父兄关系的调查。上级领导对这样的答复显然不满意，因而批示的意见，仅仅是“可供参考”而已，而不能以此为据。由此看来，周一良写这份外调材料，是煞费苦心的。
岭南才子是陈氏在香港大学教过的学生，聪明过人，博学多才，史学功底深厚，曾被人誉为陈门三大弟子之一。早在青年时代，岭南才子就接受了马列主义，思想左傾。岭南才子加入中共之后，真诚深信党是伟大、光荣和正确的，同时又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总有一种“原罪”感，想紧跟党走，革新洗面，脱胎换骨。所以，党的任何号召，他都闻风而动，坚决执行。梁羽生在分析他们师门恩怨的由来的深层原因时一语中的，“陈寅恪的史学是‘文化史观’，马列主义的是‘唯物史观’，难以调和。”因此“裂痕恐怕是从某某某（即岭南才子）一成为共产党员就开始了的。”[13]
毋庸讳言，陈氏看中过岭南才子的才学和才华，一度把他看作是名山事业的传人。所以，陈氏明知其在五十年代初加入了中共，并且还担任着历史系的领导职务，但还是把政治信仰与学术思想分开，在1956年，接受他担任自己的助手，足见对其重视的程度。正因为如此，在1958年康乐园的大字报海洋中，他贴陈氏的大字报，就尤为引人注目。本来陈氏对师生们贴自己的大字报就很不高兴，对岭南才子贴自己的大字报更是生气。但陈氏的心胸并不狭隘，寓所的门，还朝这个“助手”开着——7月6日下午，还让他和刘节来家谈了很久的话。[14]
问题还不止在这里。这年夏天，上级领导召见岭南才子和历史系另外两个青年教师，下达了写批陈文章的任务。据说他们当场都面露难色，因为他们都明白：在学术上，陈氏是批不倒的。但是岭南才子等三人同许多人一样，认为上级领导就是正确的化身，做党的“驯服工具”，又使他们完全没有考虑批判陈氏的任务是不是对的。特别是岭南才子，批判陈氏任务，拨动了他思想中左倾的那根弦，使得头脑狂热起来，根本没有去想，陈氏一旦看到他所写的文章，会有怎样的心情。公正地说，他们当时确实没有借批陈氏，以达到某种个人目的的想法，写批陈文章，只不过是在完成上级交待的一件任务而已。如同文革初期举国批判“三家村”一样，是时代使得他们做了一件错事。
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主办的《理论与实践》杂志，是当时批判陈氏的重要思想阵地之一。该刊1958年第7期，发表介文《迷信种种》和河山《“博学”与“堆积材料”》两篇短论。前一篇文章，要大家不要迷信资产阶级专家的“金字招牌”。后一篇文章强调“大量堆积材料，并不就等于博学。重材料轻理论，事实上只是资产阶级学者的治学方法，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在治学方法上的表现。”[15]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最有分量的批判文章，是岭南才子在1958年9月18日所作、10月5日修改的《批判陈寅恪先生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史学方法》。文章下笔不凡，开篇就为这场批判，上纲上线地定了调：“认真批判陈寅恪史学方法，对于在历史科学领域中贯彻两条道路的斗争，拔白旗，插红旗，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阵地，是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接着笔锋轻轻一转，与刚划成右派分子的史学家赵俪生扯上关系，是一路人“我们批判陈寅恪先生的历史观时，必须着重分析其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本质，彻底驳倒赵俪生的谬论。”文章的第一部分，是批判陈氏主观唯心主义的史学方法：“分析史实时，一般多把历史归结为统治阶级中某些集团及其代表人物的活动。这是明显的唯心主义，必然导致错误的结论”。他指出，《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把唐太宗征高丽失败的原因“夸大了气候条件的作用，……是片面的、不正确的。”又说，“读他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决不能明了隋唐制度究竟如何变化和为什么变化，而只见到文化、制度随某些封建士大夫家族及个人的来去而转移。”
陈氏研究历史最重视证据的作用，岭南才子却罔顾事实，故意歪曲为“乞怜于一种直觉”，对陈氏尊重证据的一贯做法，进行贬低，“在这种认为要真正了解历史必须依靠‘神游冥想’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指导下，当然谈不上真正的尊重证据。”并举陈氏研究北魏京城的建筑为例，来说明其研究方法“是从自己的假定出发”、“迂回求证”，“必然陷入‘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主观唯心主义的方法论。”
文章第二部份，依然是先扣帽子，“陈寅恪先生的思想方法是形而上学的”，“对历史的变化和发展，陈先生和我们的看法完全对立”，抨击陈氏所坚持的中国文化本位论，“在今天是比较张之洞写‘劝学篇’的时候更为反动。”又以陈氏《论李栖筠自赵徙卫事》为例，认为陈氏“从表面的外部原因来解释历史是错误的。用这样的方法，可以把两件时间空间相隔遥远的事件随意牵扯起来，这只能是概念游戏，而不是历史科学。”这不能不说是对一个治学严谨的学者的极大侮辱。金应熙笔锋顺势而下，指出“陈先生还有一个突出的错误，就是以次要矛盾来掩盖主要矛盾”。他分析陈氏对汉末和三国的研究时说：“陈先生夸大了这个次要矛盾，把它从主要矛盾割裂开来，结果不但不能抓住问题的中心，连他自己重视的袁绍、曹操间的矛盾发展过程，也不能分析清楚。”
文章第三部份，分析陈氏史学观点和方法形成的原因时，沿袭了那套阶级分析方法：联系家庭出身和个人经历，从阶级与阶级斗争的方位着手，来挖根掘源。无奈陈氏的祖父、父亲乃至于其个人历史，都是清清白白的，便归咎于其生长的封建大地主家庭，“是在中国封建文化的传统中培养起来的”。陈氏赴海外留学，也是“接受了一套资产阶级史学方法”。对陈寅恪主张要对古人抱一种同情的态度，提出质问：“究竟是怎样的同情呢？同情谁呢？”然后以陈氏所作《〈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的一段话为例，自问自答，陈寅恪所同情的，“原来正是王国维这样的死抱住封建王朝不放的人物。”
尤有甚者，他硬把陈氏与胡适拉在一起，上纲上线地说：“陈先生的政治思想使他在某些方面还受到胡适派实用主义的毒害”。他发现《〈西游记〉玄装弟子故事演变》的考证，“明白采用了胡适派所谓‘历史的方法’，其后在使用‘以诗证史’的方法中，则陷入俞平伯先生等新红学派的窠臼中，混淆了诗歌的艺术性与历史的真实性，仿用研究《红楼梦》考证曹雪芹生平的方法，来考证崔莺莺的籍贯、姓名。特别显著的，是陈先生也有‘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实用主义方法，还对中国文化所受西来影响表现了民族虚无主义的倾向。”笔锋又一拐，轻轻巧巧地和批判胡适运动挂上了钩，“批判陈寅恪史学思想，实际上也就是要继续深入肃清实用主义在我国史学界的影响。”文章结尾不忘教育陈寅恪：“白专的路是走不通的，是自误误人。”[16]
这篇文章的文风，挟政治以压学术，扣帽子以代说理，带有那个时代的鲜明印记。如果抽去那些强词夺理的政治话语，其议论就显得苍白空洞，对陈寅恪史学思想及方法的分析，不但缺乏说服力，而且根本就站不住脚。不过，在当时确是投向陈寅恪的一颗重磅炸弹。它的杀伤力就在于，混淆了视听，对陈寅恪学术成果的肆意贬低与粗暴否定，极大地刺伤了陈寅恪的心——他万万没有想到的，平常对他恭敬谦卑、执弟子礼的岭南才子，竟然会践踏传统的师德，对自己进行猛烈的攻击。既然岭南才子听命于政治，背弃了他所守望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主张，在他的门墙里，就再没有这位岭南才子的名字了，而且以后也一直没有原谅过这位岭南才子。
这一年第12期的《理论与实践》上，发表了“批陈”的压卷之作——杨荣国的弟子黄宣民的《“教授中的教授种种”》。该文披露1956年秋天，陈寅恪与新入学的学生见面时，问：“你们中间有多少人报考北大的？”一个同学说：“我们是报考中大的。”陈寅恪于是说：“北大也没有什么好货，不是我的朋友，就是我的学生。”然后批判陈氏不问政治、把学术与政治分开的“鬼把戏”，以及凌驾于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之上的态度，顽固的封建士大夫立场。这篇文章的矛头所向不仅对准陈寅恪，而且也指向他的崇拜者，对1949年以后，流传在他的粉丝中的一种论调：“在历史学方面，陈寅恪先生才是攀登高峰的楷模，郭沫若院长亦恐难与之相比。”加以斥责，“真是荒谬之极无以复加。”文章结尾则是点睛之笔“我们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拔掉这面飘扬一时的大白旗。”[17]该文是奉命之作。作者也深知陈氏是批不倒的，但又不得不完成上级交付的任务，从文章中，也可看出作者不得已而为之的苦衷。
由于上面的布置，国内的一些报刊也发表了不少批判陈氏的文章。比如，此时的《光明日报》，自反右派斗争之后，撤销了储安平总编辑的职务，转变了办报方向，此时亦成为学术思想界拔白旗、插红旗的重要阵地。不过其主要批判锋芒，是指向北大那批老知识分子。据笔者统计，从1958年4月19日至年底，该报共发表批判马寅初新人口论和团团论的文章达31篇，批冯友兰的、林庚与陈氏的文章各5篇，批贺麟的文章3篇。
在《光明日报》上所发表批陈的5篇文章中，一位与陈家有三世交情的扬州世家子弟就占了两篇：第一篇是发表在该报1958年8月17日《文学遗产》第222期上的《与陈寅恪先生商榷“连昌宫词”笺证问题》；第二篇是发表在该报1958年12月28日《文学遗产》第241期上的《对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的一些意见》。在短短四个月时间，扬州世家子弟大显身手，连发两发批陈的炮弹，可谓来势凶猛，后台很硬。
先给被批判者扣上一顶帽子，在政治上定性，然后再掐头去尾断章取义，肆意歪曲，以讽刺挖苦的口气，无限上纲，虚张声势地猛批一通，最后自以为批倒了对方，自鸣得意地收兵，这几乎是大批判文章的固定写法。卞孝萱的两篇批陈文章，使用的也是这种套式。
第一篇文章开宗明义地把作者的意图讲清楚了：“全国解放将近十年，陈先生的资产阶级立场，唯心主义的观点，方法，基本上还原封未动。因此，这几年陈先生所
出版的几部著作，仍然起着传播唯心主义的作用。作为读者之一的我，除了希望陈先生能改变他的立尝观点和方法外，还希望学术界能清除一下陈先生在古代史、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所造成的那些消极影响。”然后，批判锋芒直指陈氏对《连昌宫词》的笺证。陈氏从史学角度笺证《连昌宫词》，是为了证明其所具有的史学价值，而不是探讨其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整本《元白诗笺证稿》均是如此。尚在中年的扬州世家子弟，似乎没有把这首诗读懂，或者故意歪曲陈氏的本意，指责陈氏“着重于考证‘盛事’的有无，以及时间、地点是否正确”，“他着重于谴责诗中某些不符或不完全相符于‘正史’的词句，而没有对诗的思想性与艺术性作必要的正确说明”。究其原因，“就在于他与我们持有不同的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这就把陈氏的纯学术研究与政治挂上了钩。
扬州世家子弟的笔锋还扫向陈氏“在笺证中所表现的主观主义与繁琐主义的考证方法”。他以这首诗的写作时间为例，指出陈氏“喜欢把简单的问题搞成复杂的问题”、“把偶然的事情夸大为必然的事情。”他认为“读了陈先生的考证以后，使人感到，既没有必要，也不解决问题。”他几句话就能说明“作于元和十二年十月平安淮西之后，十三年七月诏讨淄青之前。”而陈氏“兜了许多圈子之后”，“一定要把它说成是‘元和十三暮春’所作，就考证说，固然没有足够的根据，对理解作品，没有增加任何帮助，只是浪费了许多笔墨。所以我认为这种考证方法是应该批判的。”[18]
本来《连昌宫词》作于何时？是个见仁见智的学术问题。扬州世家子弟不同意陈氏的观点，在正常情况下完全可以争鸣。何况他论证的成诗时间，只是比陈氏的论断更宽泛了一点，也没有把陈氏考证出的时间排除在外。所以，无论他的考据方法和所得出的结论，都不比陈氏高明，根本没有把陈氏的笺证结论驳倒。文章逻辑推理还不严密，经不起推敲。比如，既然陈氏考证这首诗对读者理解这首诗“更没有增加任何帮助”，那么，你的考证就会增加帮助吗？他所发的这发炮弹，明显地是一发虚炮。
第二篇文章一开笔也是气势汹汹地、武断地给《元白诗笺证稿》扣上一顶帽子，“它不是一本帮助读者去正确理解元、白诗歌的书籍，而是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一面需要拔去的白旗”。卞氏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因为前段时间写过《与陈先生商榷“连昌宫词”笺证问题》之后，意犹未尽，遂“再针对着陈先生在”长恨歌“笺证中所表现的资产阶级观点与治学方法，进行一些分析批判。”文章作者以苏联季摩菲耶夫在教科书《文学原理》中所阐发的理论为观照，批判的矛头首先对准“陈先生对《长恨歌》主题思想的歪曲”，指出“他所采取的方法，则是典型的唯心主义的”。认为“所谓‘以诗证史’，就是诱骗读者把优秀的现实主义的文艺作品单纯地看成史料，引导读者不去分析作品的思想内容，而寻章摘句，钻入繁琐的考证迷宫。”文章结尾是作者的点睛之笔，“我们不反对考证，却不能不反对像陈先生这样的考证。”[19]对《元白诗笺证稿》，从内容到以诗证史的研究方法，都武断地予以粗暴的否定。这两篇文章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强词夺理，议论空洞而又虚张声势。
值得注意的是，两篇文章没有一个“我”字，作者多次使用“我们”怎么怎么、陈氏又怎么怎么的口气说话，显然陈氏不在“我们”之内，而是一个受“我们”批判的他者。而且这一个“们”字大可玩味。“我们”显然是站在正确一方的，是批判者。如果追问一句，“们”字究竟还有谁？就不能不从这位扬州世家子弟当时的处境谈起。据金毓黻《静唔室日记》透露，1949年以后，他原本在银行系统工作，五十年代中期，一次偶然的机会，与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金毓黻交谈，受到金的赏识。金向所领导提出，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他借调到所里作金助手。扬州世家子弟虽然只有中学文化程度，但思维活跃，领悟力强，自学成才，在所里工作特别勤奋且效率很高，学习特别刻苦，被所长范文澜看中。所以他晚年在谈自己治学和回忆范文澜的文章中，多次对范文澜表示感激。这两篇批陈文章的写作背景怎样？是否由范授意，或者得到范的支持、指点和修改？这个“们”字是否包括范文澜在内？有待日后进一步发掘资料证实。
扬州世家子弟虽然没有批到陈氏，给陈氏的伤害，却是感情上的。陈家和他们家本是三代世交。陈宝箴与他的一位族曾祖父，都是咸丰元年恩科举人，两人都先后官拜湖南巡抚。陈三立与他的长辈卞綍昌亦有交情。1948年扬州世家子弟以为母做寿、表彰母节的名义给陈氏去信，请题赠贺诗。陈寅恪即赋《寄某某某》以赠。据行家评点，在他家所收到的众多贺寿诗之中，以陈氏这首诗为魁首。以后，他们时有书信往复。没想到这次扬州世家子弟俨然以“左派”批评家自居，投井下石，与陈氏划清了界限，也终结了两家三代人的交情。扬州世家子弟比陈氏晚了一辈，以前对陈氏的态度何等谦恭，而在这篇文章中，竟翻脸讥讽陈氏“迂腐可笑”，陈氏怎不感到痛心呢！
不可否认，扬州世家子弟在文献的整理与古典文学研究方面，也做出不小的的贡献。他晚年在编订一生的研究成果目录时，没有把这两篇批陈文章收进去。是有所反思、悔悟，或是有意回避此事？给后人留下想象的空间。想不到的是，事过51年之后，即在2009年，他在总结自己60年治学经历的文章《文史互证与唐传奇研究》中说自己“前三十年主要以诗证史，后三十年主要以小说证史”。他把20世纪中国的传奇研究分成两派：一派以鲁迅为代表，“一派另辟蹊径，以陈寅恪、某某某（即他本人——笔者注）为代表”[20]。这不能不使人疑惑，他在“前三十年”猛烈批判陈氏的“以诗证史”方法，“这是形式主义的、反现实主义的研究方法。”如今怎么自封为与陈氏并肩的“以诗证史”派代表人物？著者读过他的一些论著，内中确实有不少真知灼见，亦受其启发，但其水平是否达到陈氏的地步、可与陈氏同为一学派的代表，还可讨论。只是从著者过目的资料中，迄今为止，除他自己外，似未有别的学者，把他们相提并论过。饶有意思的是，在半个多世纪后，批判者绕很大一个弯，没有为当年的批陈而忏悔，反倒主动把自己与被批判者的主张与成就连在一起，在学术史上并不多见。
除《光明日报》外，《历史研究》、《史学月刊》、《新建設》等，都发表了一批火力很猛的批判陈寅恪史学思想、研究方法，以及介绍批陈动态的文章。其声势虽不及三年前讨伐胡适、俞平伯那么浩大，但却承袭了批俞伐胡的恶劣文风：肆意歪曲、竭力贬低、强词夺理、无限上纲，全盘否定，大有非把他从史学权威的地位上拉下来不罢休的阵势。
与此同时，中大历史系召开批陈会议的筹备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这时在历史系担任总支书记的，是一位思想较“左”、资历很老的干部。他对老专家、老教授有很深的成见，在他心目中，这些人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革命的对象，比资产阶级还难改造。他说：“从政策上考虑要把这些人包下来，到现在还没有想通”。平时组织青年教师了解并汇报老教师的缺点和错误言行，免得他们受老教师“白专道路”的影响；也不要研究生去找老教师。鼓吹“要与老教师划清思想界限，抓紧时机开展斗争，团结工作则由领导上去做。”致使青年教师不敢接触老教师，有的学生与老教师碰面也不打招呼。为了实现在一年内建成共产主义大学的宏愿，一有机会就想把这些老知识分子扫地出门。甚至在精简机构节约运动中，提出一下子要调走13位教师，占该系老教授总数的65%[21]。
这位总支书记对老教师的看法，和他制造的青年教师、学生与老教师严重对立的紧张关系，营造了批判陈寅恪的政治氛围。作为他这一级别的干部，未必知道毛泽东在成都会议讲话的内容。但是陈伯达的讲话要点、范文澜的文章、以及郭沫若致北大历史系师生的信发表后，正好与他整老教师的心思一拍即合。他认为，在系内围攻陈寅恪时机到了。只要拔掉陈寅恪这面资产阶级史学界的大白旗，历史系其他老教授就不在话下了。于是，他跃跃欲试，向校方提出批判陈寅恪的请示报告。
著者从所见的有关档案材料中发现，中共广东省委文教部部长杨康华、冯乃超因病请假治疗之后主持中共中山大学党委会工作的负责人黄焕秋等，从求稳出发，还想保一保陈寅恪。杨康华多次指示，对待陈寅恪的问题要慎重。黄焕秋也表态，不要急于批判。但是领导历史系运动的总支书记认为，贯彻上级这些指示，就打乱了系的计划。于是他组织人马先批判刘节、梁方仲等陈寅恪的学生和崇拜者，以扫清障碍，然后决定在7月13日至14日，两次召开有部分学生参加的全系教工大会，针对陈寅恪在教学和科研中的繁琐考证、史料唯物论、多因素论等等，进行不点名的、背靠背的揭发与批判。
值得一提的是，在批判会召开之前，发生了两件有趣的小事，不应随着时光的流逝而被湮没。一是1938年加入中共的中大党委委员、历史系主任杨荣国，曾有意识地讲：“我们党是尊重陈寅恪的，现在尊重，将来也还尊重，这次辩论主要解决我们自己的方向问题。”并通过别人，将这话传入陈寅恪的耳中[22]。但在中共历史系总支给中大党委会所提交的报告、以及中大党委会据此给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所提交的报告中，却说“两年来陈在政治态度上只有轻微的进步。……对党仍然有严重的保留”，“历史系党总支认为，在整风运动中必须着重扫除陈寅恪的影响。这一步不能做到，则历史系的自觉革命不能胜利完成。”[23]
看来杨氏的表态，恐怕不仅是以其个人身份表态，而历史系党总支向上级党委会所提交的报告，则道出杨氏所说的话的潜台词——那就是“解决我们自己的方向问题”，必须“着重扫除陈寅恪的影响”。
二是时任中文系副主任的业师吴宏聪，在7月13日上午获悉历史系将在下午召开全系的批陈大会，很想将这个消息传达给昔日的老师，使他在心理上好有个准备。陈寅恪家中虽有电话，但校内电话通话必须经过学校总机转达，通话内容难保不泄露出去，对彼此都不利。于是他踱步到陈家门前。陈氏所住的东南区1号，正对着学校办公楼的大门，办公楼进进出出的人很多，其中不少是熟人。宏聪师想乘人不注意溜进陈家，或者等唐筼出来买菜购物，把消息传递进去。正在这时他看见刘节埋着头走来，也不和人打招呼，便急冲冲地直接进入陈家。宏聪师知道刘节会把此事告诉陈氏，便松了口气离开了。
刘节能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据《刘节日记》记载：7月6日“上午系会毕看大字报。下午金应熙来访，与同访陈寅老坐谈久之。”7月9日“上午大会批评我的以复古得解放。下午小组会。……”7月13日“上午休息，访陈寅老一谈。下午开大会，批评陈寅老思想与学风。”7月14日“上午批判陈寅老大会。下午小组阅读。……”。[24]这几则日记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使我们知道7月6日下午，刘节与岭南才子一同在陈家与陈氏谈了很久的话。谈些什么？是不是岭南才子将杨荣国的话转达给了陈，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岭南才子是历史系的负责人之一，在这次会见中，没有把即将在系里召开批陈大会之事，透露给自己的老师。7月9日刘节在系里遭到大会批斗，但7月13日，趁上午休息时，冒着再次被批斗的风险，到陈家报信。事过52年之后，2010年夏天，已在垂暮之年的吴宏聪老人与著者谈及此事：“我们几个在中大中文系任教的西南联大学生，像高华年、赵仲邑和我，虽然都很尊敬陈先生，总想为他做点什么，但都不及刘节。”说到这里，他佩服地伸出大拇指赞扬道：“刘节，好样的！真是胆子大，在那个时候还敢去通风报信。”接着不无遗憾地叹了口气：“我当时有顾虑，胆子小了一点，怕人看见，没有做到。”
在那两次批判会上，有一、二十来个师生发言。他们纷纷指出，在马克思主义以前，不可能有历史唯物主义，驳斥了在群众中流传的陈寅恪有自发的历史唯物主义说法。
说句老实话，由于政治批判代替了学术争鸣，不但没有批倒陈寅恪的史学思想和方法，远远未达到拔掉这面资产阶级史学领域的“大白旗”、消除对他崇拜的目的，反而激起师生们对他的同情。唐筼出去买菜的时候，所碰到的同学都亲切地和她打招呼，使她感到“学生们对我还是很尊重嘛！”会后，历史系党总支的领导们意犹未尽，在8月1日提交给中大党委的报告中，反映了他们还不放过陈氏所达成的共识，“对陈寅恪的历史学观点必须批判，这是历史界中两条道路的斗争问题。”[25]并且责成专人写批判文章，于是就有了岭南才子等人的大文问世。在1958年8月学校制定的“中大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五年规划（草案）”中，也把陈氏等人所主张的史料唯物论、繁琐考证学、多因论等，列为重点批判内容。在给建国十周年献礼的口号下，历史系的领导，组织师生在9月份的一个月时间里，写出批判文章71篇，其中批判陈氏学术思想的文章，就占了36篇，谁是这次大批判的重点，不言自明。[26]批判陈氏竟然成为建国十周年献礼中的“礼品”，真是滑稽可笑到极点。
在这场风狂雨骤的政治运动中，陈寅恪的精神遭受到前所未有的严重伤害。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他还能继续守望学林、守望自己的精神家园吗？
他没有退缩半步。
陈序经、刘节等人暗中把两次批陈会上的大致情况，转告给他。[27]自进清华园任教以来，他一直遵循着“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的古训[28]，敬畏和热爱教师这个职业。但是他做梦都没有想到，“双百”方针提出不久，学校某些管理干部就秉承某些上层官员的意思，破坏尊师重教的传统，发动学生“火烧”、“炮轰”、批斗自己的老师，把本来该用功读书的宁静校园，搞成为知识分子人人自危的恐怖世界。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和辛辛苦苦搞了一辈子的学问，此时竟成了毒害青年学生的资产阶级毒药、大批判的箭靶子、史学研究中的“狗屁”，被否定得一钱不值。
要陈氏放弃自己的守望，改弦更张、阿世从俗，这是根本办不到的事。如果再上课，他还是要讲自己那一套知识体系的内容和方法，下一次政治运动来，这些“狗屁”又会成为被批判的靶子。而且，现在的学生，比昔日的吕步舒厉害得多，自认比教师还高明，无心向学，哪里会有“惑”可“解”？这样的学生谁人愿教？谁人敢教？谁人能教？古人说：“士可杀，不可辱”，他宁肯不教书，也要守望着自己的精神家园，守望自己的文化价值观，维护学人人格的尊严。经过思考，陈氏做出一个痛苦的决定，毅然向校方提出“教书30多年，不意贻误青年，现在心有余而力不足，决定不再开课，准备迁出中大。”[29]学校负责人当然不愿他不开课和离开康乐园，多次登门拜访，再三挽留；领导历史系“双反”运动的总支书记，在党内受到严厉批评后，向他检讨、道歉，他才勉强收回退休的要求，同意暂时不搬出校园，但仍然坚持“不再开课”。黄萱曾劝他复课，他沉痛地说：“是他们不要我的东西，不是我不教的。”[30]这是多么伤心的话啊！
1959年，历史系招收隋唐史专业研究生，系上敦请他担任导师，他感到在学术不自由的政治气氛下，没有一种安全感而加以拒绝。他说：“1956年时把我当专家，1958年说我贻误青年，现在又让我做专家，难保再过些时候又说我贻误青年。”他对肆意进行人身攻击的大字报深恶痛绝，说：“要毛主席、刘主席或周总理给我写书面保证，不出我的大字报我才教书。”毕现出中国传统社会中士的嶙嶒硬骨。
对于报刊上的批陈文章，他觉得不值一驳，不予理会。在助手黄萱的帮助下，他抓紧时间、集中精力，撰写生平最后一部学术著作“钱柳姻缘诗释证”。
自极左思潮在全国各高等学校泛滥以来，陈寅恪是中大第一个公开表示不上课和拒绝带研究生的教授。据中大中文、历史、数力、物理、生物、地质地理等6个系统计，被批判、斗争的非党老教授达32人，占6个系非党老教授69人的46·38%。其中历史系的批判面，在全校居第2位，被批判者占非党教授人数的55%。陈寅恪被批判了3次。大批判挫伤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受到批判的32位资深知识分子，没有一个口服心服。[31]党委马副书记在一次会议上承认：“中大执行知识分子政策上发生的问题，主要是低估和排挤老教师的倾向，……历史系教改以前有11位老教师开课，教改后剩3人开课，而这3人的开课时数也减少了一半以上。”这就是说，继陈氏之后，历史系又有刘节、梁方仲等7位教授，也采取了不开课的方法，来守望师道和个人人格的尊严。即使是开课的教师，大多心有余悸，死死板板地按照集体讨论过的教学大纲规定宣讲，不敢越过大纲雷池半步去自由发挥，令学生听起来兴味索然，学起来也没有劲头。
这样一来，教学质量严重下降。比如有一次对文科几个系的四年级学生，进行了一次基本知识测验。据统计，历史系有27个学生参加，只有19人及格，及格率为70·5%；有8人不及格，不及格率为29·5%。从答案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及某些错误，令人吃惊——在参加测验的学生中，居然有20人不知道西晋内迁的是什么少数民族；只有1人知道《资治通鉴》是司马光编的，但却把司马光说成是南朝人；还有不少同学，连12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名都答不全。[32]……真是学生的基础知识贫弱，政治运动误人。由于积极参加运动耽误了学业，没读多少书，没学到多少本事，学生对毕业以后如何工作，都很担心。一位学生不无悔意地说：“毕业了，大学毕业生的招牌很大，但在知识上还是‘一穷二白’。”另一个学生也忧心忡忡地说：“若分配当政治教师，则感到理论水平低；若分去搞历史，则历史知识不足。”如此看来，这一连串的政治运动，极大地伤害了老知识分子的感情，挫伤了他们工作的积极性，但最终咀嚼这苦果的受害者，还是曾经狂热地批判、斗争过自己老师的学生。这种现象在别的高校普遍存在，中大并非特例。
注释：
[1][2]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提纲·在3月22日会议上的讲话提纲》，《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七）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15～116、118页。
[3]郭沫若：《关于厚今薄古问题——答北京大学历史系师生的一封信》，《光明日报》，1958年6月10日。
[4][5]《夏承焘集》（七），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696、703页。
[6]无署名：《应该拔掉这面白旗——和陈先生商榷关于教学与科研问题》，《历史科学中两条道路的斗争续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5～61页。
[7]参见蔡鸿生：《学境》，香港博士苑出版社2001年版，第61～62页。
[8]季羡林：《怀旧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00页。
[9]周一良：《挖一下厚今薄古的根》，《历史科学中两条道路的斗争》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9页。
[10]周一良：《向陈先生请罪》，《陈寅恪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胡守为主编，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页。
[11]原件藏于中山大学档案馆。
[12]周一良：《毕竟是书生》，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5页。
[13]梁羽生：《笔花六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2、101页。
[14][24][28]《刘节日记（1958年7月6、9、13、14、20日）》（上），大象出版社2009年版，第484～486页。
[15]河山：《“博学”与“堆积材料”》，《理论与实践》1958年第7期。
[16]金应熙：《批判陈寅恪先生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史学方法》，《理论与实践》，1958年第10期。凡以上引文，未注明出处者，均出自于这篇文章。
[17]黄宣民：《“教授中的教授”》，《理论与实践》1958年第12期。
[18]卞孝萱：《与陈寅恪先生商榷“连昌宫词”笺证问题》，《光明日报》1958年8月17日。
[19]卞孝萱：《《对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的一些意见》，《光明日报》，1958年12月28日。
[20]卞孝萱：《文史互证与唐传奇研究》，《北京大学学报》2009年2期。
[21]参见中共广东省委中大整风试点工作团中共中大委员会整风领导小组：“关于中大党委整风试点的第一次报告（1961年5月1日）”，藏于中山大学档案馆。
[22][23]两份文件原件藏于中山大学档案馆。
[25]见于中共历史系总支：“报告（1958年8月1日）”，又见于中共中大党委给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所打的“报告（1958年8月20日）”。两份报告在文字上略有不同，但内容一样，均藏于中山大学档案馆。
[26]参见李锦全：《中山大学历史系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情况》，《历史研究》，1958年10月。
[28]韩愈：《师说》，《古文观止新注》殷义祥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16页。
[29]中山大学党委会：《陈寅恪小传（1960年1月8日）》，藏于中山大学档案馆。
[30]黄萱：《怀念陈寅恪教授》，《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9页。
[31][32]两份文件藏中山大学档案馆。
（选自吴定宇著《守望》（陈寅恪往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