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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粤三起邻避运动事件的启示

环境污染导致的“邻避效应”

任何处于现代化进程的国家都无法避免环境污染与治理的难题,然而,外国在处理这类棘手问题的过程中,多数将人文环境摆在首位,而中国却往往演变成剧烈街头政治运动。自胡温执政之后,环境破坏与污染问题日益凸显,尤其是二〇一二年以后,浙江镇海、四川什邡、江苏启东、广东茂名等多地,都相继发生了反对高污染项目落地的大规模群体街头抗议事件。

环境问题在今天的中国,日益成为重大公共议题,于是,“邻避效应”的信息搭乘网络快车,迅速成为一种社会运动,并且很快普及到各地。这些信息又在网上加速裂变与传播,并引发巨大舆论海啸。面对这些突发的大规模抗议运动,中共当局先是出动警力蛮横镇压,最后却以地方政府妥协并叫停污染项目而告终。

这两年来,由于中共政权遭遇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地方政府,尤其是内地中小城市的政府为了扭转经济颓局,竟然冒险引进一些被经济发达地区在产业升级换代过程中所淘汰的高污染企业;甚至以牺牲民众健康为代价,上马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这些饮鸩止渴式的经济发展手段,在遭遇了互联网全面普及的挑战之后,自然就遭到了民众自发的抵抗,于是,“邻避效应”便生成为大规模的社会抗议运动,在各地方兴未艾。

邻避效应(Not In My Back Yard),原是一个心理学术语,它指的是居民或所在地单位因担心邻避设施对身体健康、环境质量和资产价值等带来诸多负面影响,从而激发人们的嫌恶情结,滋生“不要建在我家后院”的心理现象。

倘若社会经济处于上升阶段,各种社会矛盾处于隐性状态,一两个地区性的邻避运动未必会朝着促使政权崩盘的方向发展;但是,当中共当局执政合法性遭遇上了经济停滞不前、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内政外交陷入死局的命运挑战之后,邻避效应则极有可能转变成导致政权倒台的“蝴蝶效应”;即是,环境问题引发的群体事件的蔓延,就可能演变成戏剧般的蝴蝶效应,并迅速成为巨大的冲击波,最终冲溃千疮百孔的专制政权的大堤。

中共建党九十五周年纪念日前后的短短一周内,先后爆发在江汉平原相邻两个县级市的大规模警民对抗群体事件,以及紧随其后发生在广东肇庆市禄步镇的同类事件,正在被亿万网民津津乐道地热议着。

三个邻避运动事件的共同特点

发生在华中与华南地区的这三个带有邻避运动性质的大规模民众维权抗争事件,有着如下显著特点:

规模大、传播面积广、爆发时段敏感、警方镇压手段残暴、消耗当局维稳力量巨大、距华中或华南中心城市相当近、皆因当局引进高污染建设项目所导致,以及最终结果均以民众一方获胜。

前两个事件发生在仙桃市与潜江市,是彼此相邻的两个省管县级市,两市直线距离仅三十公里。前者是著名的体操之乡,后者则是江汉油田所在地,两市与华中的中心城市武汉的距离都在一百公里之内,两市民众走上街头的时间几乎同步。而第三个事件的发生地肇庆市禄步镇,则扼守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的重要饮水水源西江北岸边上,这个小镇也仅距华南中心广州市在一百公里左右。

三个如同多米诺骨牌一般相继爆发的事件,参与街头抗议的人数都在十万上下,其中总人口仅有十万的禄步镇,几乎达到了九万之众,这意味着这个地区的民众为了保卫家园几乎达到了全民参战、倾城出动的地步。如此广泛的参与程度,从某种意义上证明了近年来伴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公民意识正在中国各地迅速增长;这也证明了许志永、丁家喜、唐荆陵、郭飞雄等人倡导并垂范的非暴力与不合作社会运动早已深入人心。

由于智能手机与微博、微信的广泛普及,越来越多的民众,都有可能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公民记者,他们随手拍摄或后期制作的海量纪实新闻照片与纪录短片,则成为打破中共媒体垄断、信息封锁的现场新闻报道的重要信息源;而人数高达七点八亿的手机网民们,则通过微博或微信等网络平台将这些发自现场最真实的图文信息,以分享的形式传播到更广阔的网络空间。比如,禄步镇事件中,某位匿名人士所制作的一个长度不到一分钟的《今日广东某小镇街头实拍》小视频,在配上了著名摇滚乐队唐朝演唱的《国际歌》的音乐背景传上网后,立即得到了亿万网民的倾情转发。网络信息的迅捷高效传播,既有力揭露了中共特警的野蛮暴力行径,同时也唤起了更多人士远程围观或声援的热情。

正因为手机网民人数的剧增、网络自媒体的长足发展,才可能使得信息打破封锁,并得到快捷与广泛传播。所以说,高度发达的互联网,既使抗议者赢得了海内外广泛的同情与声援,也最终迫使当局作出了让步与妥协。

尽管仙桃市、潜江市、肇庆禄步镇的地方当局在宣布停建污染项目时,都煞有其事地在通告中注上了一笔:“请广大网民明辨是非,不信谣、不传谣。”然而,空洞苍白的文字,岂能抹杀掉最原始的现场照片与视频的力量?这一点,或许正是六四大屠杀事件过后,中国社会运动今非昔比的最大特点。

如果说这些带有维权性质的大规模抗议事件或会成为终结中共暴政的前奏曲的话,那么我们可以乐观地展望,民众掌握了现代的科技武器之后,非暴力革命将在中国变成一种现实可能性。

此外,多地并发的大规模街头抗议事件,的确消耗掉政府大量维稳实力。举例而言,这次湖北两市一前一后爆发邻避运动后,当局就从周边的武汉、襄阳、荆州、宜昌、荆门等中心城市抽调来了数支成建制的武警支队与特警支队。倘若上述城市在这节骨眼上也爆发大规模抗议事件,那么,中共当局势必将会因警力严重不足而陷入捉襟见肘的困境。在当下危机四伏的中国,当政者正四面楚歌疲于奔命。

《动向》2016年7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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