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该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中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值得一读。作者提出“母系文化”和“父系文化”两个概念尚值得商榷。从黄帝（或更早前的神农氏）到秦始皇统一天下前的中国封建制度，一直是男性占统治地位。我们从尧把两个女儿嫁给舜做妻子的史记就可看出当时妇女的地位……我们将共同探讨。
辛亥革命有一个不为常人所注意的特点，第一，1912年整个西方世界只有美国和法国是民主共和国家，其他国家都属皇权和帝制。英国是乔治五世，德国是威廉二世，俄罗斯是沙皇，日本是天皇，义大利、奥地利都在王朝时期，帝制与王权在那个时代是占主流地位的。第二，中国是一个有4000年王权和2000年帝制的封建农业国家，以三纲为本的儒家对中国人进行了2000多年的洗脑，专制思想可谓根深蒂固。
按常理，从逻辑上说，帝制是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推翻的，肯定或者必然会反复。1792年法国人在大革命后推翻了帝制，实行共和12年之后，拿破仑‧波拿巴就恢复帝制问题进行公民投票，结果赞成者超过350万人，反对者仅2500人。想想吧，法国人曾建立了共和达12年之久，也没有维护帝制那样的儒家思想钳制，居然都能通过全民公决成功复辟帝制。不论从外在环境，还是从内部环境，中国的帝制都是不可能成功颠覆的，这就是古德诺和袁世凯的观点。
我们不要认为当年袁世凯、康有为、杨度是愚蠢的，他们对他们所持的文化有着高度的信心。袁的政治顾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院长古德诺抛出《共和与君主论》，强调君主制优于共和制，助袁称帝。一个美国人，他也认为中国是离不开帝制的，估计那个时候的西方观察家，普遍会持古德诺的观点。袁世凯认为，汉族人只是不赞成满族人做汉族人的皇帝，汉族人做汉族人的皇帝应当是没有问题的。
按常理是正确的东西，为什么就突然反常了呢？为什么辛亥革命之后，帝制居然在一夜之间就崩溃了呢？而且永远不能再建，竟然“谁敢以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在儒家那里是承担着天之使命的神圣的皇帝，为什么在中国人心目中一夜之间就不合法了呢？这是使很多史家惊讶得张大了嘴巴感到大惑不解的问题，而且至今是一个悬案，没有得到合理的解决。
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在文化层面上来进行分析。辛亥革命要成功，必须要得到本土文化的回应，没有这一点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辛亥革命不是一个人的选择，而是一场集体选择，对集体选择而言，它就必然会有一种支持这种选择的本土文化模式。文化是集体的标志，获得本土文化的回应，对辛亥革命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仅仅依靠西方民主思想的传播来推翻帝制，而没有本土文化的支持，是不可能成功的，况且当时的西方仍然是一个帝制占主流的时代。辛亥革命的背后，一定是潜藏着一种本土文化精神的。
历史学家困惑的是，在当时的所谓本土文化中，看不到这样一种伟大的文化精神。辛亥革命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本土文化精神，不是我们所熟悉的，甚至是我们闻所未闻的。从文化角度来反思辛亥革命，则辛亥非比寻常。
之所以造成这种百年难解的困惑，这是因为自汉以后，中国文化开始陷入混乱。经历1000多年的混乱时期以后，我们已经无从了解中国文化的真相了，几乎所有的中国人，对中国文化的结构是不了解的。我们可以肯定说，在30年以前，这个问题是不可解决的。在地下竹简帛书大量出土以前，我们不可能对本土文化有一个科学而全面的认识。
《汉书‧艺文志》所载古籍，92%已佚失，在传世的8%中，还有一部分是散佚之后后人编篡或伪造的，估计只有5%是真货。有90%以上的中国文化我们不知道，有90%以上的中国文化我们不清楚。尤其是这5%的真货，也并不是中国文化的精髓。我们怎么能明白中国文化的真相呢？德国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断言中国文化在汉代已死，其神魂已逝，这确实是一个伟大的历史哲学家的洞见，常人哪里能够洞若观火啊！班固在汉代的叹息，不就是与2000年后的斯宾格勒相呼应吗？他说中国文化的道术破碎了，在他那个时代就已经无所更索。
90%以上的文化到哪里去了呢？尤其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也就是班固所说的道术到哪里去了呢？它真的就无影无踪地消失了吗？不留下任何痕迹吗？不，它是不可能完全消失的，它不会无缘无故地来，也不会无缘无故地去。
在老子、孔子和墨子以前，中国文化从它的诞生开始，已经经历了2500年以上的发展。在文化诞生以前，有数十万年的前文化时期。中国人的本性和文化，不是诸子以来的2500年可以塑造的，而是在无比漫长的岁月中铸就的。那个所谓的中国文化的道术，事实上是上古先民在数十万年的演化中，通过集体智慧的形式凝结而成的。它只是在文化成熟和诞生的那一刻，向世人昭示了它的存在而已。
很多人把儒家等同于中国文化，这是一个极端错误的认识。儒家那里根本就没有保存中国文化的道术。在所有诸子学说中，儒家是保存得最完整的，如果儒家有中国文化的道术，班固干吗还说道术破碎无所更索了？班固认为，只有把诸子百家都合起来，或许才能看到这个道术的影子。不仅如此，春秋末年的老子、孔子、墨子都同声叹息：“大道隐没了。”战国庄子亦悲鸣“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道术将为天下裂”。
中国文化的道术，儒家是不传的。孔子为什么不要这个道术呢？这个母系时代所孕育的道术，和父系礼教是不合的，是相冲突的。孔子宗述尧舜，宪章文武，他选择的是父系文化。从龙山文化以来，中国就已进入父系时代，父系文化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但直到汉武帝独尊儒术，父系文化才开始占据统治地位。
以礼为本的儒家，可以说是父系文化的总结，它有着父系文化的一切特征。母系和父系，在人类历史上是相对立的，互不相容的。虽然存在过双系的历史，但彼此之间是你强我弱的关系，而不是和平相处的关系。母系必定导致民主，父系必定导致王权，这是由人性所决定的一条历史规律。
在中国文化的历史上，父系孕育出来是封建道统，与母系所孕育的民主道术是相对立的。父系叫道统，母系叫道术，这个道统和道术，是水火不容的，就像父系和母系的对立一样。把道统和道术看成一个东西，绝对是大错特错。
当然，从整个人类历史来看，母系是占绝对主导地位的。人类从“人猿相揖别”以来，就一直处在母系状态下。中国在最近的1万年中，母系占据了5000年之久，随后1000年是母系向父系过渡，中国父系的历史总共只有区区4000多年，怎能和数十万年相提并论呢？也就是说人类的命运，由出生到结束，最终都是由母系文化主宰的。父系的短暂胜利，无力改变这个根深蒂固的早已确立的逻辑。现代的民主宪政，从根本意义上是母系文化的复兴。
在儒家中最具有叛逆性格的是宰我。《论语·雍也》载：“宰我问曰：‘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子曰：‘何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宰我是不信服孔子所说的仁的，“假如告诉仁者说：‘井里有个人（仁？）啊！’他会上当跳下去吗？”是违背仁义原则不管还是冒着受骗的危险跳下去？孔子不敢正面回答宰我所出的难题，“君子会去救人，却不会自己陷进去；可能会被欺骗，但不会像你说的那样受愚弄。”儒家理论和实践相背离，宰我可以说找到了儒家的罩门。（蓝田《宰我思想考》）（编者按：此论是值得商榷的：孔子对假设的问题显然是不感兴趣的，正像现代人常设的悖论：你太太和你母亲同时掉到水里，你先救谁？孔子认为宰我是在胡说八道，井里怎么会有仁？）。
孔子对宰我很恼火，借宰我昼寝的机会痛骂宰我：“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就是这个在孔子眼里“朽木不可雕也”的宰我，对母系道术是最感兴趣的，这在整个儒家中，除荀子之外，他是最大的异端。
《大戴礼记》所载《五帝德》，就是宰我问才传下来，而孔子并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孔子曰：“予！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可胜观也！夫黄帝尚矣，女何以为？先生难言之”宰我曰：“上世之传，隐微之说，卒业之辨，闇昏忽之，意非君子之道也，则予之问也固矣。”
宰我请问帝颛顼。孔子曰：“五帝用记，三王用度，女欲一日辨闻古昔之说，躁哉予也。”宰我曰：“昔者予也闻诸夫子曰：‘小子无有宿问。’”
孔子认为有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就够了，何必问远古黄帝呢？孔子对母系文化几乎是采取敌视态度的，他删诗和尚书，都是以礼教标准来取舍的，凡是具有母系色彩不合父系礼教的都给删得一乾二净，是不留下任何母系道术痕迹的。《逸周书》乃孔子所删百篇之余，因系孔子所删，故不入六经。但恰恰是在被孔子所删的《逸周书》中，包含着母系道术。
司马迁说：“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在儒家那里，黄帝是“先生难言之”的“非君子之道”。在绌抑黄学、独尊儒术的汉武时代，司马迁以很大的勇气突破了儒家对黄帝的封锁，把黄帝列为《太史公书》本纪第一。
在儒家对父系文化加以总结以前，母系道术在中国文化中仍然是占据主导地位的。黄帝与颛顼之道在社会上仍然有着崇高的地位，黄帝学派在战国时期仍然是势力最强大的学派。并且到西汉初期，仍然是国家的政治指导思想。儒家的产生，是母系和父系在文化上进行较量的开始。汉武帝通过绌抑黄学、独尊儒术，确立了父系文化的统治地位。所谓独尊儒术，就是让父系文化取代母系文化。在独尊儒术中打击最为沉重的，就是属于母系文化的黄帝学说。黄帝学说作为西汉初年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在汉武帝和父系儒家的手中，已处于“绌抑”的状态，并最终失传，成为绝学。中国文化的真正母体，这个孕育了道术的母系文化，永远被埋葬了。
作为母系文化的黄帝学说，具有强烈的民主色彩，能相容并包。所以在西汉初年，经历秦代焚书坑儒的浩劫以后，百家之说又迅速繁荣起来。黄帝学说作为汉初政治指导思想，缔造了烛照青史的“文景之治”，这样迅速扭转乾坤的治功，父系文化是从来不具备的。儒家和法家是父系文化的代表，秦用法家二世而亡，儒家则使汉民族三次亡国，可见父系文化是真正的动乱之源，是章太炎先生所说的中国之祸本。
母系文化是清静的，“安徐正静，柔节先定”（《黄帝四经‧十六经‧顺道》）。而父系文化一开始就诞生于争夺和动乱之中，是在动乱之中产生、在动乱之中成长、在动乱之中成熟起来的，动乱的本性深深地植根于父系文化之中。
父系文化在汉代取代了母系文化，这是导致中国文化死亡的根本原因。母系文化的神魂从此消逝了，中国文化已不知自己之所从来。尽管如此，但母系文化是绝不会真正消逝的，只是在我们的视野中看不到她而已，她隐藏了起来。
一个在人类历史上占绝对优势的母系文化，一个孕育了人本身的母系文化，她能那么简单地消失吗？连人性都是母系文化所孕育的，何况文化呢？母系文化隐藏在一个什么地方呢？我们只要认真地找，一定是可以找到的。当我们把中国文化的外衣一层一层地剥离掉，只剩下文化的本性时，我们就会骇然发现，母系文化居然隐藏在这里，隐藏在中国文化的本性中。
中国文化具有那样强大的同化四方的能力，是诸子百家所赋予的吗？不，因为在诸子百家以前，华夏民族早就形成了，它早就形成了同化四方的强大能力。当中国文化在黄帝时代最初成熟的时候，它就已经具备了同化四方的基因，因而在炎黄部落联盟的基础上形成了东方大陆最强大的民族—华夏民族。我们那么崇敬轩辕黄帝，是因为他赋予了中国文化那样伟大的精神，为他的子孙奠定了一个永久的福址，真正诚如武王所言，乃万世为子孙所常者。
中国文化的同化能力，是由其开端时代的文化本性所决定的，这绝不是诸子们的皮毛之说可以凑效。而这个文化本性，就深深地隐藏在我们的血液中，成为华夏民族集体无意识的一部分。
所谓“江山难改，本性难移”，本性不能去除，也不会轻易暴露。只有中华民族面临着无比重大的危机，才能把潜藏着的文化本性急出来。母系道术是中国文化本性中最核心的东西，它决定着中国文化的生命、兴衰和命运。母系道术在汉代死亡以后，已经成为了中国文化的幽灵，一个埋葬在文化本性中的幽灵。
辛亥革命让我们看到了传世文化并不是真正意义上具有决定性作用的东西，它只是表面的被我们误以为主流的东西。在辛亥革命中，母系道术这个真正的中国文化的精神，像一道闪电，倏地划过长空。它是那样的明亮，它是那样的美丽，虽然转瞬即逝，但却惊心动魄，深深地印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脑海之中。
在辛亥革命之前的1903年夏天，革命党人在东京祭出了轩辕黄帝这面人文始祖和民族共祖的旗帜，把黄帝魂提高到中国国魂的高度。1903年6月秦毓鎏主编的《江苏》第3期发表《中国民族始祖黄帝像》，并题诗云：“帝作五兵，挥斥百族，时维我祖，我膺是服。亿兆孙子，皇祖式兹，我疆我里，誓死复之。”陈去病赞美黄帝说：“惟吾祖之雄伟兮，挥神斧而荡四隅。”留日湘籍学生黄藻主编的《黄帝魂》一书，成为当时进行社会动员的重要著作。1905年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第一期首印黄帝像，下标“中国民族开国之始祖、世界第一之民族主义大伟人黄帝”，这是一股空前的尊黄热潮。刘师培发表《黄帝纪元论》，武昌首义、湖北军政府文告，后来各省回应的文告，都用“黄帝纪年”。轩辕黄帝是革命党人在辛亥革命期间进行大规模社会动员的旗帜。
在那样一个民族危亡极其深重的年代，文化本性被激发出来了。据统计，当时各地发动革命、运笔启蒙的高级知识份子，为数约三万之众（伍立杨《铁血黄花》）。这是一场真正意义的集体性选择，从孙中山到段祺瑞，都作出了同一个选择：共和。一个闪念，一个古老文化回响的闪念，使中国人在辛亥革命中，几乎作出了一致性的集体选择。
斯宾格勒认为，道是中国文化的象征，在中国人眼中，道是法的根据，合乎道才合法。礼教也好，三纲也罢，在中国人头脑的最深处，它并不是最根本的东西，只有道才是根本性的，一切合法性并不来源于礼教和三纲，而是来源于道。帝制已经不再合乎道了，它也就不再合法。除了儒家的精神领袖康有为那么顽固、那么可耻为帝制上串下跳之外，整个儒教集体失声，没有人为儒家奉为神圣的天之子殉葬。这个由冥冥之中的文化本性所主导的选择，使儒家苦心经营2500年之久的三纲礼教，在瞬间就崩溃和瓦解了。袁世凯、康有为和宣统复辟帝制，几乎就是一场无人观看的闹剧，这说明还有比儒家更本位、更久远、更深层的东西在左右着中国文化。
辛亥革命是新文化运动的真正起点，新文化运动的参加者，都接受过辛害革命的洗礼。陈独秀、刘半农直接参加过辛亥革命，鲁迅、钱玄同、刘半农是辛亥文化灵魂人物章太炎的学生。作为辛亥革命的领袖级人物，章太炎不蒂是新文化运动之父。
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意义，在于它彻底颠覆了父系文化。虽然它并未能成功地建立起一个新的文化，但父系文化这个障碍，已经从精神上彻底扫除了。虽然我们到现在，仍然处在父系文化的幽灵之中，但父系文化已经死亡，且必将灰飞烟没。父系文化是中国文化本性形成以后的产物，所以它不能像母系文化死亡以后其魂魄还能够回到文化本性那里去，它只能成为一个无家可归的游魂。但作为新死的父系文化，仍然是一个可以不断作祟的游魂，它仍然游荡在名为共和实似王权的党国体制之中。
新文化运动之后，母系文化和父系文化在中国都已成为了幽灵，中国文化成了一片真正意义上的废墟。西化，一个异域之灵，乘虚而入，马克思主义像狂风一样席卷了中国。而基督教则试图把中国人都变成基督徒。中国文化的命脉就要断绝了，中华民族会被西方所同化吗？一个传承了5000年之久的伟大文化，也会像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那些伟大文明一样，成为历史名词吗？
重建中国文化，成了今天中国人最急迫的呼声。以儒家、法家为代表的父系文化是王权的支柱，与民主宪政有着根本的对立，所有父系文化都是不可复兴的，因为父系文化必然导致王权与专制。在父系文化的基础上，不能够建立民主与宪政。在宪政已经成为人类主流的时代，父系文化的历史永远结束了。唯一能够复兴的，就是母系文化，现代的民主宪政，本身就是从母系民主发展而来的。母系文化和民主宪政之间，有着高度的一致性。
呜呼，“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复兴以黄帝与颛顼之道为代表的母系文化，是重建中国文化最重要的措施。轩辕黄帝作为中国文化的开端，我们需要从这个最伟大的开端那里重新开始，使母系文化所孕育的民主道术，重新回到人间，“这将是古代氏族自由、平等、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摩尔根）。
然而，中国文化已处于一种积重难返之境，母系文化终究是一个幽灵，一个隐藏在文化本性深处的幽灵。受古史辨派的影响，很多炎黄子孙连黄帝这个人都不相信，遑论黄帝与颛顼之道乎？“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地下竹简帛书的大量出土，已经使我们能一睹黄帝与颛顼之道的真容，我们大体已经能够和诸子们平起平坐，能够如此近距离地观察到母系文化所孕育的民主道术了。“走出疑古时代”，大胆地论证黄帝与颛顼之道的时代来临了。
为文化之前锋，恢复诸子时代黄帝为“学者所共术”的崇高地位，推动文化尊黄，这样才能“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这是辛亥革命作为中国文化的试金石给我们所带来的智慧和精神。
2007年12月6日于天秀花园
《黄花岗》2009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