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这里

李静睿:纽约倒影

今年有几个时刻,非常想念纽约。

三月,最后一次修订《微小的命运》(亚马逊已经开始预售,搜索书名即可找到),这本书在纽约完成了前面六万字,书中故事又有一半发生在纽约,改到最后,我几乎想飞过去。早就有美国十年签证,再去纽约一点不难,但再去干什么呢?该去的地方都去过多次,我又并不想再逛一次第五大道,我想买菜,做饭,没有压力地逛博物馆,坐在破败的后院台阶上吃樱桃,看头顶火星闪烁。去一个你熟悉的地方旅游是可笑的,因为你知道生活在那里意味着什么,而最混乱迷人的,永远是生活本身。

上周,读到木遥老师的公号,他最近离开纽约,写了一篇《你最想念纽约的什么》,忍不住去留言说,最想念纽约的,就是纽约啊。

今天,看到武汉之后,南京也淹掉一半。想到在纽约的时候遇到飓风,整个城市一周前就紧张得要命,我们被这种气氛感染,去超市买了足够吃两周的食物,怕到时候没法冲厕所,又把家里所有容器装满水,临近那两天,我不停收到各种部门的邮件,提醒很可能会断电断水断气。但我们那边最后什么都没有发生(下城的确淹了几天),二个人闷在家里看了很多电影,雨水先是激烈敲打门窗,后来渐渐平静下来,走到门外一看,断了几棵树,地上却没有一点积水,我们坐恢复运营的地铁,去曼哈顿继续看电影。这个城市受到伤害,却又迅速复原,因为它早做好了更坏的准备,建设一个城市的时候,悲观主义才意味着理性。

一个城市让你感觉安全大抵就是这样吧,好像就算金刚爬上帝国大厦,它还是会照常运转,不像我生活了多年的北京,高峰时间上地铁永远怕被挤掉鞋子,走在路上得留心井盖,又或者一场大雨,把我淹死在广渠门的桥洞里。

这篇《纽约倒影》写于从纽约回国之后,我应该写得更好一些,但后来我对总结生活失去了兴趣,就像我在东京住了三个月,却迟迟没有为它写过哪怕一篇真正的文字。原文有两万多字,公众号最多只能发两万,所以我删掉了一章,还是太长了,然而必须这么长,我不想太轻率地叙述一个城市,漫长是一种爱意。

纽约倒影

李静睿

1

纽约的最后一周,我们几乎都待在家里。醒过来已经十点,房东的蓝色窗帘一看就买自华人开的九十九美分店,家里所有窗帘加起来不会超过十美元,客房里那一张赫然印着LV混搭米老鼠,像一场盖上纽约邮戳的滑稽剧。通过劣质棉纱的缝隙,我总要在床上看一会儿外面的蓝天,我们花138块人民币从国内淘宝带来的米黄格子床品四件套阴影重叠阴影,又散开光斑,给人疑似Burberry的幻觉,在纽约的时间说到底也就是各种幻觉。

邻居家的月季长到我们后院,有一天我起床后站在院子里吃樱桃,确信自己看见一朵玫红色月季在一秒钟内骤然开放。我把樱桃籽吐在泥土上,想象终有一天它会开出白色小花结出红色小果。后院尽头是锈迹斑斑的篮球架,同样锈迹斑斑的铁丝网,上一个房客沿着长满藤蔓的铁丝网拉了两根网线晒衣服,有时候晚上我们走到院子里抽烟,烟雾绕进刚洗的蓝色衬衫上,第二天穿在身上有红色加长万宝路的味道。万宝路加税十三块,这个价格在法拉盛可以买到走私的硬中华,所以每次去那边吃麻辣香锅我们就带两包回来,在挂着繁体字招牌的药房里光明正大销售,没有小票,不用加税。

快四十年前房东在后院修起篮球架和铁丝网,让孩子们能在院子里打球,又防止球飞得太高进了别人家后院。那个时候的纽约刚刚拥有世贸双塔,在四百米以上的天空中冷冷注视越来越繁复芜杂的曼哈顿,浑然不知有一天两架被劫持的飞机就会终结它们的命运。年过四十的诺曼·梅勒在1965年写出《一场美国梦》,小说里的主人公是存在主义心理学教授,他娶了百万富翁的女儿,却最终将她杀死,把尸体推出十层高楼,这大概真的是诺曼·梅勒的美国梦,他羡慕朋友杀妻的勇气,五年前曾经在聚会中把一把小刀刺进第二任妻子的小腹。1969年诺曼·梅勒第二次竞选纽约市长,他疯狂地主张把纽约市变成美国的第五十一个州。奈保尔写过,诺曼·梅勒对纽约的定义是‌‌“一座垂死挣扎的城市‌‌”,他想象中的曼哈顿不允许开车,由政府提供免费的公共自行车,每个月都有一个法定安息日称为‌‌“甜蜜的星期天‌‌”,这一天里没有嘈杂的交通,‌‌“除了鸟之外没有其他东西飞行‌‌”。

他当然失败了,《纽约文学地图》里说,诺曼·梅勒总是和竞选伙伴在公共场合喝得烂醉,选民难以想象他坐在市政厅办公桌后面的样子,他在民主党候选人初选中排名倒数第二,得了41136票,占投票总数的5%多一点。四十四年后的曼哈顿从来没有诺曼·梅勒市长,星期天只会格外拥堵,有一个周六我们和朋友去纽约北边的York town,美国的小镇总是如此,且美且闷到不知道如何是好,几个人看了一会儿花房里红的紫的黄的粉的矮牵牛花,又坐在空无一人的湖边垂柳下嗑完整袋恰恰香瓜子,湖面上远远有一艘小船划过来,靠近了才发现上面同样坐着两个中国人,同样正在嗑瓜子,把壳装在一个粉色塑料袋里。后来我们也就沿着哈德逊河开回了曼哈顿,从十二大道开到第九大道那家‌‌“成都印象‌‌”整整开了半个小时,开到我对回锅肉和水煮鱼的思念泛滥为乡愁,这才停在餐馆斜对面七块两毛五半个小时的停车场里。纽约没有按照一个酗酒小说家的梦想生长,垂死挣扎之后,它还是一个有着八百万人口以及周日特别堵车的平庸大城市而已,即使远离曼哈顿,皇后区的天空也永远不仅仅有鸟儿飞行,不管什么时候我坐在床上猛然抬头,都能看见从肯尼迪或者拉瓜迪瓦起飞的飞机擦过那些高高的树。

回程的机票在肯尼迪机场,和从北京来的时候一样是半夜十二点的飞机,两次同样漆黑的告别。我赶在最后两天里卖掉了洗衣机,那台品牌可疑的洗衣机买自法拉盛的‌‌“纽约家电‌‌”。有这么气派非凡的名字,那却其实是一个不超过十五平方米的狭长店铺,挤挤挨挨放着冰箱洗衣机和式样古老的国产彩电,老板是个说不清普通话的香港人,那是我刚到纽约的第二天,打着一把七零八落的太阳伞,沿着main street走了很久才走到这里,支支吾吾讲价,最后讲下来十块钱,第二天又以小费的形式给了出去。一年后买它的人从法拉盛开车过来,中年东北男人,带粗粗金链,同样支支吾吾给我讲价,我的心理价位从150骤然降落至130,最后又以120成交,我们用这笔钱在临走前一天去上西区,请朋友吃了一顿日本料理,点一份过于豪华的刺身寿司拼盘,签单时发现正好150。吃完饭出来我们沿着Broadway一路往北走到哥伦比亚大学,遇到一条三只腿的拉布拉多欢快地跳着往前,沿街的水果铺上西瓜六美元一只,有黑人姑娘站在路边抽烟,我一路后悔着洗衣机没有卖到更好的价钱,又后悔刚才忘记点他们家的招牌鳗鱼饭。两个人一路聊着这些可笑的琐事,慢吞吞走向1号线地铁站,又在时代广场转R线回家,浑然没有意识到,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坐上肮脏的纽约地铁。

两室两厅的房子里零零散散堆着我们要带回国的东西,提前一个月我就开始分批次扔垃圾,因为每周只有两次扔垃圾的机会,周日晚上把三个垃圾桶都推到路边,分别是普通垃圾、纸质垃圾和罐装垃圾,周三晚上只能扔普通垃圾,有时候遇上公共假期,垃圾车就得再等半周。五月底的那个周一是我毫不知情的Memorial Day,那些咬碎的螃蟹脚海螺壳混杂着略微腐烂的芒果皮被推到马路边又推回来,浓烈的味道一直到周四才真正消失,现在有时候我还能闻到它们,看见这游移不定的嗅觉中,浮现出我私藏的那一个纽约。

临走前我把所有面值低于二十五分硬币都汇集起来放进一个万宝路烟盒,然后送给一个在路边乞讨的流浪汉,走了很远还听到他把硬币一个个拿出来放在地上的声音,叮当作响着和我们告别。回到北京后有一天我从钱包角落里发现一个五美分,我把它拿出来放在桌子上,又过了几天,它和那个城市一起,消失在我的现实世界里。

我早说过了,这是一种幻觉。

2

如果真正回想,会发现很多地方我们都在一种‌‌“以后再说‌‌”的自我欺骗中错过了。因为一直舍不得27美元的门票,我们没有上去过帝国大厦,在家里看了盗版的《当北京遇上西雅图》后因为汤唯太美有过短暂的冲动期,偶尔经过的时候却还是犹豫了。我不知道联合国总部到底在哪里,也没有真的去过自由女神所在的那个小岛,几次远远看见自由女神,我只觉得她浑身褪色,在蓝天下显得破旧不堪。每次去大都会都说顺便走去对面的古根海姆,却一直没有真的成行,有大概三个月的时间里古根海姆在展出毕加索的黑白作品(Picasso Black and White),每次在地铁上看到广告我总要默默下个决心,在每周六下午古根海姆那两个小时的随意付费时间里去一次,但一个接一个的周六流逝得是如此之快,在我慢悠悠走向华人超市买点五花肉猪蹄荠菜饺子又走回来的时间里,它们已经被生活的惯性吞噬。我终究没有看到毕加索那些深深浅浅的灰色,那幅光影流动的《女帽作坊》,我最后GOOGLE了它,就像我从未去过纽约,就像我们在中央公园里漫无目的吃着葡萄干核桃腰果走来走去时,和它不是隔着那样近的距离,但是也好,毕加索说,Everything you can imagine is real。

我错过的最后一个决心是MOMA里的Rain Room,我想好了穿那条宝蓝色紧身连衣裙进去,明知道拍出来只有一个黑色剪影,我还是觉得穿着宝蓝色也许会那个剪影更美一点。但是最终我穿着那条裙子去吃过川菜,看过《芝加哥》,却从来没有真的在Rain Room拍下一张大雨倾盆般的照片,开始我安慰自己是因为惧怕排队,但越想又觉得这不过是谎言。蒙克的《呐喊》在MOMA展览时,我们找了一个周五下午的免费时段进去,排队时候绕着MOMA整整走了一圈才找到队尾,忘记排了多久,只记得最后进去也就看了一个小时,那幅画看不出1.19亿美元的样子,只是罩在一个玻璃框里,很多人挤在它前面拍照,而MOMA自己的藏品,哪怕莫奈的莲花池也不过裸露在外。亦舒小说里女主角总是会坐在莲花池前发呆,脱下高跟鞋,所以我总是忍不住注意那些坐在莲花池前的人,有一次发现一个格外美丽的姑娘,穿红色平跟芭蕾舞鞋和白色无袖连衣裙,手里拿着红色开衫,金色头发用一根黑丝带束成马尾,脖子上挂着一根看不清式样的项链。她一直沉默不语望着不知道哪里的前方,既没有低头看手机,也没有抬头看莫奈,我无端端觉得她是格鲁吉亚人,好像这个只有拗口的国名才适合她。又过了一会儿,她转身走了,另一个女人坐下来,白种人,肚子一层层勒出来,穿起码42码的高跟鞋,鞋跟必须坚不可摧,我又无端端想,那一定是个美国人。

不知道为什么世事总是如此,遇上的只觉不过如此,错过的却总是分外惋惜。我在布鲁克林远远见到保罗·奥斯特写过的Sunset Park,那是一个很冷的冬天,需要在风中努力维持平衡,裹着毛呢大衣和厚厚的格子围巾我仅仅动摇了几秒钟,就选择去第八大道的广东饭馆喝早茶,虾饺烧卖肠粉叉烧包一笼笼上来,最后还点了一份腊味煲仔饭和榴莲酥马蹄糕。我们吃撑了往回走,又经过公园旁边的墓地,当时只觉得连绵无尽的墓碑让人发怵,回到家却想到奥斯特写过,里面躺卧着歹徒诗人与将军,躺卧着那些曾经对未来充满希望却被遗弃在此的灵魂。又想到书里有个人开了一家‌‌“破洞烂铁维修厂‌‌”,专门修理那些已经几乎消逝的物品,从手动打字机到扭糖机再到转盘拨号电话,突然无比懊恼,为那些被虾饺菠萝包覆盖的破铜烂铁。然而这种经历重复又重复:我们再一次经过布鲁克林,再一次错过日出或者日落时分的Sunset Park,那些几乎消逝的物品,就这样真的消逝。

最懊恼的错过是布罗茨基在纽约的家,蒙顿街44号(44 Morton St)在下城偏西的位置,我们经常去下城,但似乎总是习惯性往东边走,我喜欢纽约大学附近惯常的慵懒和间或的魔幻,有一次不知道为什么迷了路,来来回回经过三次刻着三十九又二分之一的石牌,好像魔法部把通往的霍格沃茨的九又四分之三站台搬到了纽约。

蒙顿街44号的四五个街口之外就是哈德逊河,最近的公园是James J. Walker Park。James J Walker曾经当过纽约市长,最后在腐败丑闻中被迫辞职,纽约人却还是喜欢他,也许因为在从政之前他写过的歌词,‌‌“Will You Love Me in December (as YouDo in May)?‌‌”,你会在十二月的时候爱上我吗,就像五月时那样?在Alexander Genis关于布罗茨基的文章里,写过那间公寓里的摆设,‌‌“一小尊普希金的雕像、一本英文词典、一艘小船纪念品、一张旧的俄国卢布上,彼得大帝戴着月桂织成的花环‌‌”。离开纽约三个月后我用GOOGLE街景看见了那栋房子:修建于1844年,纽约常见的那种希腊式红砖房,走上几级台阶才能进入大门,半地下室露出半面窗户,如果凑近了能俯视里面的客厅。看起来似乎没有电梯,这种公寓被称为walk-ups,外面挂着黑色防火梯,从1938年开始纽约市规定房屋必须有两个逃生口,这些老房子只能做出这样粗糙的改造,现在却几乎成为纽约的标签之一。

有一个网站名为liveon morton street,里面列举了那些曾经住在蒙顿街的名人们,布罗茨基夹杂在那些我毫无头绪的陌生名字中,唯一的头衔是‌‌“诺贝尔文学奖诗人‌‌”。现在身处千里之外,我能寻找到蒙顿街44号最后的踪迹,是2010年12月它曾经卖出过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售价91万5000美元,房屋中介说它刚刚装修过,崭新橡木地板,Bertazzoni烤箱与Miele洗碗机,没有人知道它到底和布罗茨基有无关系,而那尊普希金的雕像现在又在哪里。纽约叠加了太多过于细碎的历史,以至于时间轻率地漫过这个城市,淹没那些仅仅只有我们在意的印记。

3

和景点比起来,我更想看看别人在纽约的家,不错过任何一次这样窥视的机会。有一次在Museum of the City of New York里看到一个纽约单身住宅样板间,每件家具都有玄机,沙发可以变成床,电视柜拉开就是酒柜,木椅摇身一变是梯子,一个沙发凳变成很多个待客的沙发凳,储物柜可以放成写字桌,一套Studio目测不超过20平方,后来我总想看到一套这样的房子,却始终没能如愿,我总是看见那些太明确的‌‌“家‌‌”。

有人住在上西区104街,哥伦比亚大学提供的房子,窗口望出去是迷人的阿姆斯特丹大道,希腊人卖酒,印度人的餐馆溢出浓烈的咖喱味,中国人拥有一个买羊肉串和肉夹馍的路边餐车,五美元在路边能买一束报纸包着的粉红康乃馨或者白色雏菊,哈西德犹太人戴着大高帽,神色肃然走过街口,一个典型的曼哈顿上城街区:彬彬有礼,摇曳迷人,分外昂贵。马内阿在《流亡的归来》里写过这里,在这本书的最后,马内阿从罗马尼亚回到纽约,把记录行程蓝色笔记本掉在了汉莎航空的飞机上,他被告知如果发生了奇迹,它将被送到他家,而他的家,‌‌“当然是在纽约。是的,上西区,曼哈顿。‌‌”马内阿还写过他和菲利普·罗斯在上西区一起去过的一家犹太饭馆,罗斯也住在上西区,在《垂死的肉身》中他说:‌‌“你本来就是完整的,而爱情使你破裂。你本来是完整的,然后‌‌‘啪’的一声突然裂开了。‌‌”而上西区总有喧嚣话语,走在街头听不到‌‌“啪‌‌”的声音。

那间公寓不知所以的大,四五十个人前前后后到达,门厅里鞋子排了一地,主人的两个小朋友玩了一会儿数鞋子的游戏,数了几次之后决定有104只,又过了一会儿他们吃完饭,一转头就和保姆消失在不知道哪道门的背后,后来听说房子里有一个走廊,通往我们并未见到的别处。屋内空空荡荡,几件家具有一种各顾各的趋势,一套米色沙发按照美国标准早就应该被扔到路边,男女主人似乎都没有心思布置这个本来可以称之为豪宅的家,餐桌上放着四五盘外卖的中式饺子和炒面,于是人人都拿着一个纸碟排队夹饺子,好像这里是一家每人7.99美元的自助餐馆,醋和辣酱在浅浅纸碟里滚来滚去,让人担心地板的命运,炒面炒成黏糊糊的一团,很费劲才能挑起几根。

坐的位置明显有巨大缺口,我就缩在起居室里看主人的照片。夫妻都是犹太人,结婚的时候新郎戴着小圆帽,新娘盖着头纱,想象中婚礼上他会按照犹太习俗用右脚踩碎一个玻璃酒杯,后来男主人在照片里渐渐秃顶,女主人则慢慢显出过于硬朗的轮廓。犹太女人好像总是如此和时间对抗,1941年5月,35岁的阿伦特和丈夫海因里希·布吕歇尔到达纽约,那个时候她还有一个柔和的侧影,后来她则越长越坚硬,让人难以相信在1937年的时候她曾经给海因里希写信:‌‌“亲爱的亲亲,我所清清楚楚地知道的唯一妙事,就是我属于你。‌‌”阿伦特从来没有缺过仰慕她的男人,1959年诗人W.H.奥登看了阿伦特的书后给她打电话,说:‌‌“有时我会认为这书是特地为我写的。‌‌”奥登这句话就像在为将来打下伏笔,1970年海因里希去世后一个月,奥登就向64岁的阿伦特求婚,阿伦特拒绝了他,奥登是公开的同性恋者,也许阿伦特对于他而言,既是男人,又是女人。

还有朋友的房子在10街,从4街的交通枢纽出地铁后只需要走短短一段路,去的时候快到圣诞,沿街橱窗已经布置完毕,小彩灯灼灼流光,据说都来自中国义乌小商品市场。有一家橱窗是巨大的查理·布朗和史努比,查理·布朗戴着紫色格子围巾,史努比面前有一个打着红色蝴蝶结的肉骨头,边上有部式样古旧的小电视在放那部永恒的圣诞电影A Charlie Brown Christmas。我站在橱窗前看了一会儿,没有看见最喜欢的薄荷派蒂出场,我觉得失望,却还是裹了裹围巾继续往朋友家走去。

那套公寓是小小的两室一厅,装修古旧,电梯是最老式那种,需要拉上栅栏,却让人觉得可以天长地久住下去。整栋楼都属于一个德国老头,他本来是物理学家,却始终没有任何我们可以知晓的成就,大概觉得科学之路太艰难,就回家继承父亲在20世纪初买下的物业。他离异,单身,住在这栋楼的最高层,很少露面,有一个专职替她打理物业的女儿,快五十岁了最近才刚刚结婚,却和丈夫分居两地,他在新泽西,她依然住在曼哈顿,丈夫是据说和她怎么看都不般配的男人,一个被朋友用‌‌“redneck‌‌”形容的男人,这是美国难得涉嫌对白人歧视的词语,一般让人联想到南部农民,粗暴顽固,坚定支持持枪权,反对堕胎,因为老在太阳下劳动晒红了脖子。

我们和朋友窝在沙发上喝白葡萄酒吃芝士和椒盐小饼干聊这些没头没尾的房东八卦,过了一会儿又有‌‌“川霸王‌‌”的外卖川菜,水煮鱼里豆芽和笋丝都彻底入了味,红油抄手又辣又甜,我几乎一个人吃了整份,屋内暖气充足,窗外是纽约最常见的消防车拉着警报呼啸而过。这里房租接近4000美元,纽约下城的房租和上城已经没有太大区别,也就一百年前,犹太人和意大利移民都涌进曼哈顿东南端,而刚刚开始成为中产阶级的德国人和爱尔兰人则开始撤走,下城是纽约著名的贫民区,总人口的六分之一都挤在这里,密度甚至超过了孟买贫民区。后来又来了中国人,中国人默默经营沙县小吃和粤式烧腊,把《教父》和《美国往事》里呼风唤雨的意大利人赶出了下城,前几年挨着唐人街的小意大利被挤压到只有一个街区,意大利人上街游行了一阵,却依然是阻止不了这种蜜汁烧鸭吞噬肉酱通心粉的大势所趋。

如果能够选择,我也愿意住在下城,走路就可以到华盛顿广场和联合广场,再往东边一点可以走到小东京,我最喜欢的那家叫Robataya,吃日本的东北菜,刺身拼盘没有选择,永远只有四种鱼,鳗鱼饭里混了鱼籽,前菜里有一种冷豆腐上覆盖着三种自制泡菜,烤物里我必点的是迷你卷心菜,苦而清香,后来我才知道那叫Brussel Sprouts。今年情人节我们临时想去那里吃饭,从联合广场一路走过去,慢吞吞了走了快四十分钟,到了发现还有半个小时才会开门,怀着对海胆的憧憬去街角书店打发时间。一进门就看见帕慕克那本The Naive and the Sentimental Novelist,封面是一本摊开的书,前几天我刚好收到朋友从国内寄过来的一箱中文书,中间就有这本。

那箱书兜兜转转走了一个月(中间还被退回过中国一次)终于走到纽约皇后区。美国邮政的邮递员们几乎从不敲门,总是从门缝里塞进来一张粉红色小纸条,写着‌‌“sorry we missed you!‌‌”,然后我们就必须走十几个block去邮局取件。那天抱着这箱书往回走,不怎么冷的冬天,蓝色天空中有一朵小熊形状的白云,我们不舍得回家,就坐在路边的麦当劳里喝1.29美元一杯的咖啡,我总是在咖啡里加了太多奶和糖,一直甜到不能下咽,在靠窗的位置上翻开《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看到里面第一句话就是:‌‌“小说是第二生活。‌‌”如果是我,就会翻译成‌‌“第二人生‌‌”。小说是第二人生,窗外的纽约也是如此。

住那套公寓的朋友夫妻都是大学老师,丈夫是德国人后裔,在上城的Fordham大学法学院做副教授,他专门研究中国法,对中国的万事万物都有一种原教旨般的好奇心,一直好奇到了娶了中国太太。妻子是浙江人,在费城一所大学里教中国历史,每周有三天的时间她需要用五个小时往返于纽约和费城之间,回到纽约的时候总是过了七点,她从第七大道34街的PENN车站下车,走到第五大道上泡菜混杂烤肉味的韩国城吃一个石锅拌饭或者大酱汤,但她总归是住在纽约。

她说,自己每个学期都是以英国特使马噶尔尼拒绝向乾隆下跪开始讲课,因为没有比这更能彰显当时中国处于一种怎样可悲的自我认知之中。她十几年前来到美国,用七年时间拿到George Washington大学的博士学位,每次见面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让我推荐中文书,中国的一切对她来说其实早已陌生,却又不甘心于这样的陌生,她甚至在我的推荐下用YOUTUBE看完了全套《甄嬛传》,然后每晚睡前都要拉着丈夫深入细致地讨论人物情节,导致他和我见面时一路叫苦,抱怨中国的后宫制度是如此不可思议般繁复。

有一次见面也是约在韩国城,我们在一家米其林一星的烤肉店匆忙吃完(店面极小,咫尺之遥就是坐在楼梯上排队的人,刚刚上完菜老板就迫不及待把单子和餐后水果都送了上来,好像不即刻掏出信用卡都有沉重的道德负担),站在路边讨论了一会儿,最后去边上的面包房吃甜品,她一边夹红豆面包一边给我推荐范立欣的纪录片《归途列车》(LAST TRAIN HOME),一个四川农民工家庭的故事,她自己总是给学生放这部片子,期待他们能从中理解中国。我回来当晚就在YOUTUBE上看了,虽然看之前大概也想象片子会是一种怎样的质感,却还是看得落了泪,片子的英文字幕没有做好,英文里只能看到那种完全符合外国人对中国想象的悲剧,四川话中那些粗野活泼的生命力在翻译中消逝了。

她今年夏天要带着学生们来中国一个月,让我给他们推荐阅读书目,我想了想,推荐了何伟的《江城》,希望美国孩子能在那些逃离了‌‌“社会主义建设课程‌‌”、在长江和嘉陵江之间阅读诗歌的中国孩子里找到这个国家仅存的趣味。何伟在《江城》的结尾说:‌‌“我终于不再担忧未来或者过去,我于是看了这座城市最后一眼。建筑物灰蒙蒙的。由于夏季洪水的到来,乌江江口的江面变得宽大起来。一艘小舢板在靠近岸边的水面上小心翼翼地行驶着。插旗山隐藏到了迷雾中。我的飞船加了速,迎着江流逆水驶了过去。‌‌”在纽约时我把这本书的英文版也读了一遍,那个时候我想,当我看到纽约的最后一眼时会写些什么?然而什么也没有,飞机在半夜起飞,皇后区漆黑一片,不远处才是永远闪烁的曼哈顿,来不及组织任何关于未来或者过去的语言,我已经离开纽约。

后来我们和这对夫妻在北京见了一面,我们刚刚回国不久,家里一片狼藉,只能约他们在友谊商店边上的一家云南菜吃饭。他们坐下来就说刚到北京那两天污染指数超过了五百,两个人戴着口罩在灰色天空下合影,好像这已经成为北京的新景点。吃饭那天空气指数刚刚超过一百,天空不是蓝色,却也没有灰得太过彻底,四个人都觉得理应满意,坐在室内吃了不少黑三剁和汽锅鸡,好像忘记了我们四个人曾经坐在中央公园里的一家法式咖啡馆吃露天brunch,法国人没有煎蛋卷,只有一种我忘记名字的主菜,也是煎鸡蛋,加了浓浓芝士,吃到最后终于腻烦起来,又点了一杯他们的自制酸奶,加上更酸的树莓蓝莓,吃完饭我们用四个半小时走过整座公园,几个月之后,纽约的踪迹就这样消逝在北京的雾霾里。

前面有一天我重新翻开詹姆斯·M·凯恩的《邮差总按两遍铃》,他曾经是《纽约客》的执行主编,晚年的时候独身一人,在每一页信纸的下面写着:‌‌“请电话联系——这里除了我别无他人。‌‌”

我从来没有在纽约去过这么一个家,能够寂寥又略带骄傲地说:这里除了我别无他人。我没有见过最孤独的那个纽约。

(此处删去一章)

5

胡适在1949年4月27日抵达纽约,从上海到这里的漫漫长路他走了21天,那个时候的中国大局已定,以胡适的智慧,大概多少有些明白自己是再也回不去了。

胡适住在上东区81街104号5H,这栋六层公寓还是希腊式红砖房,修建于1900年,那间公寓1942年他卸任中华民国驻美大使后就曾经住过,大门外依然是墨绿色棚布,一种苦涩而褪色的鸳梦重温。七年后纽约一切如故,那一年联合国总部在下城东河沿岸开始修建,阿瑟·米勒的《推销员之死》在百老汇首演,很多年以后他才会娶到梦露。我在42街地铁站里看到过一个小型摄影展,名为‌‌“梦露在纽约‌‌”,黑白照片里的金发女郎穿着裙子在中央公园里划船,肉肉小腿弯曲出梦露式摧毁一切的曲线。她裹着大衣走在中央车站的地铁站台里,背后有一个留着小胡子的男人转头贪婪地看她的背影。前几年布鲁克林艺术馆办过一个梦露照片展,名字叫I Wanna Be Loved By You,我希望被你所爱,这是梦露在《热情似火》里唱的一首歌,多像唱完了她的一生,在重重叠叠贪婪目光的背后,她只希望被人所爱。

纽约留下了这么多梦露的照片,她在第五大道上茫然四顾,画面失去焦点,却依然有弧线完美的轮廓。她站在一栋不知名的大楼楼顶,探身出去抽烟,不远处是帝国大厦,连衣裙紧紧贴在身上,她那著名的屁股翘得恰到好处。梦露不是任何式样的美人,只有别人将成为梦露式的美人,天真,脆弱,漫不经心。我有时候会想象一种滑稽的巧遇,胡适会在纽约看见她,那一年梦露刚拍了自己第一组裸照,这些照片后来被登在《花花公子》的创刊号上,背景是深红色丝绒,梦露的身体就像一首肉嘟嘟的诗。胡适会喜欢梦露吗,他是不是可以卸下思想的重负,爱上这样纯粹的肉体?

一年之后江冬秀也到了纽约,他们在纽约的生活并不如意,没有固定收入,连江冬秀打麻将赢的钱也成为生活费的重要补充。胡适总去母校哥大图书馆看书,那个时候馆里他唯一认识的华裔职员是唐德刚,唐有时为他借借书开开车,胡适就请他去家里吃安徽菜。唐德刚后来写过,有一次他和哥大当轴一位新进人物午餐,后者正在寻找汉学研究人才,唐趁机建议他聘请胡适,对方微笑一下说:‌‌“胡适能教些什么呢?‌‌”这就是‌‌“胡适之的确把哥大看成北大,但是哥大并没有把胡适看成胡适啊‌‌”。

1957年6月4日胡适在上东区莱克辛顿大道420号的诺林杰、李格曼、班尼塔与查尼律师事务所立下遗嘱,他希望火化遗体,骨灰‌‌“则听由我的诸位执行人依认为适当的方法处理,财产都留给了江冬秀,而对于大陆的最后期待,是‌‌”确信中国北平北京大学有恢复学术自由的一天,我将我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不得已离开北平时所留下的请该大学图书馆保管的一百零二箱内全部我的书籍和文件交付并遗赠给该大学‌‌“。五年之后,胡适死于一场酒会,还好,那是在台北,而非纽约,他离别半流亡的他处,死在半个家乡。

纽约已经取代巴黎成为流亡者的第二故乡,十月革命之后几乎整个俄国文化圈都流亡到了巴黎,一如女诗人吉皮乌斯的哀叹,但二战时整个巴黎都流亡到了纽约,就像是因为两个城市同样都拥有那尊绿色的自由女神。长长的流亡者名单里包括安德烈·布洛东、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鲍里斯·苏瓦林、罗歇·卡友瓦、圣琼·佩斯、儒勒·罗曼、乔治·贝尔纳诺斯、阿兰·博斯凯以及安托万·圣埃克絮佩里。

圣埃克絮佩里在1940年最后一天抵达,那时他早已功成名就,艾曼纽·卢瓦耶在《流亡的巴黎》里说,这让他在那些穷困潦倒的流亡学者里显得鹤立鸡群。两年后圣埃克絮佩里在《纽约时报杂志》上发表了《致所有法国人的公开信》,但是纽约的主要法文报刊拒绝刊登它,流亡知识分子们先读到的是英文版,这篇文章没有改变什么,他依然被排斥,成为流亡者圈子里的流亡者,哪里都失去故乡的人。圣埃克絮佩里在1943年4月出版了《小王子》,大概因为纽约让他明白自己的玫瑰只开放在巴黎,而且身在这个城市,他也无法一天看到四十三次日落,曼哈顿天际线上的夕阳没有留住他,《小王子》出版后不久他就几经辗转到达阿尔及利亚,重新加入盟军空军,然后在一次飞行任务中回到了B612小星球。六十年后,那架飞机的残骸在马赛海底附近被人发现,小王子不需要飞行器,他只想让人为他画一只小羊,装在箱子里。

我曾经写过那些我认识的流亡者,写得婉转,不是怕被他们看见,而是自己也不能忍心,好像白纸黑字写出来就是坐实了这种生活的不可逆转,而仅仅口口相传就还可能只是一种放大的谎言。在纽约的最后时间里我买了一部kindle,从亚马逊上买的第一本书是哈金的The Writer as Migrant,最后一篇名为An Individual's Homeland,开篇就是分析卡瓦菲斯那首《伊萨卡岛》,这本书读到最后极为心酸,流亡身份到底是怎样日日夜夜折磨着哈金,即使他也有自己的伊萨卡岛。哈金把自己的人生藏在康拉德、布罗茨基、索尔仁尼琴和奈保尔的人生之后,用书写他们的流亡反射自己的流亡,其实哈金在美国的生活几乎算得上处处顺意,他毕业后就找到教职,一直在波士顿大学教书,收入稳定,职业也受人尊重,第二部长篇《等待》就拿了美国国家图书奖,又两次获得福克纳奖,而且他也并非真的不能回到中国,更非不能用中文写作,他只是自我放逐,从国土到语言都是如此。

如果一定要辨析逻辑,哈金的选择就像肖邦,波兰被俄国人占领之后肖邦就自认为流亡者,赵越胜在《沧海月明珠有泪》中写过,肖邦的朋友埃利诺拉•齐尔米卡曾在马里昂巴德与肖邦相遇,她在日记中记道:‌‌”出于爱国的原因,肖邦决定不回国,而是继续他自愿的流亡生涯。‌‌“而赵越胜自己,1989年后一直生活在巴黎,认识他的人说,他们夫妻和朋友合伙开了一家服装店,每天忙于进货记账这些琐事,流水线式的营生,他终于学会了在看店的时候写作,所以才有了后来那本《燃灯者》。赵越胜在《燃灯者》的跋中引用阿伦特《黑暗时代的人们》的序言:‌‌”即使时代黑暗,我们也有权去期待一种照明,这种照明未必来自理论和观念,而多是源于明灭不定、常常很微弱的光。这光照来自那些男男女女,来自他们的生活和著作。无论境遇如何,这光始终亮着,光芒散布,照彻世界,照彻他们的生命。‌‌“我总要想到赵越胜在当季新款巴黎女装的包围中引用这段话时的样子,丝质裙摆在半空浮动,裙角上有重重叠叠彩色刺绣,店里的灯光昏暗,门外才是流光溢彩的巴黎,一个自愿流亡的人端坐在此,听着肖邦的幻想曲,期待遥远的黑暗国度里会有一种照明。

今年初夏我们去新泽西看望朋友,他们刚买了房子,一栋简简单单的两层别墅,门前门后各有一个小院子,楼下有一间巨大的玻璃房,三面玻璃望出去绿得让人眩晕。房子买成十九万五美元,据说因为房主一直咬着不降价,他们算是买贵了,在此之前他们错过了一套湖边的房子,只卖十七万。男主人在中国坐过五年牢,出狱后做一点都不成功的出版生意,和做书时认识的打字员姑娘结了婚,生了儿子,几年前在预感可能会再次入狱时,他们卖掉在北京的房子来到美国,那套房子放在现在当然是让人惋惜卖得太便宜,但北京的房子永远是卖便宜了,不像在美国,房价上下浮动超过10%似乎就是伤筋动骨的大事。他们迁徙于纽约、华盛顿、芝加哥、费城之间,最后终于选择定居在新泽西,因为这里的公立学校全美知名,他们用剩余的一点存款付了首付,还有一部看起来很新的二手车,过着最典型的美国小镇生活,安静得让人发疯,买一瓶酱油也需要开车二十分钟前往华人或者韩国超市,见到每个人都露齿而笑大声说Hi,但其实跟谁都不熟。

男主人年近五十,却刚刚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拿到LLM,还没有找到稳定工作,LLM只能去纽约考律师执照(别的州都要求JD),这意味着他得离开家人,一人生活在纽约,所以一直犹豫不决,他期望能找到一个研究项目,让他坐在家里的阳光房里工作。女主人读了两年社区大学,唯一花的费用是100美元买的教材,她学一个非常冷僻的专业,似乎是专门负责医疗保险的报销,但极好找工作,毕业后就在费城上班。每天清晨她开车到车站停车场,然后坐六美元的火车前往费城,下午五点下班后回家,还来得及给家人做一顿不算敷衍的晚饭。工资大概不到三千美元,这笔钱足以支撑一个小家庭的日常开支,当然不能有任何奢侈举动,他们几乎没有出去旅游过,家具大都旧了,浴室里女人的护肤品是大瓶装的玉兰油和欧莱雅,这是美国超市的开架品牌。

但她还是喜欢美国,来了五年从未回去过,我们回国后不久她就匆忙回来了,因为公公去世,丈夫没有办法回来奔丧,只好让妻子一人回来料理丧事,有时候我觉得这就是流亡者或者流亡者家属的命运:没有死亡,就没有归来,即使死亡,也不见得归来。

6

我们当然考虑过要留下来。不,不要在加州,虽然那边的华人超市里一块钱能买六把小葱,来自加勒比海群岛的香蕉不到三毛钱一磅,北京卖150一斤的加州车厘子,那里只要九毛九,每一颗都红得发腻。但我讨厌加州的天气,过于没有悬念的蓝天白天,过于炽热燃烧的阳光,艳红色三角梅在每一栋房子的外墙上疯长,每个人都晒得黝黑古铜,好像苍白瘦弱就是犯有反人类罪。我要待在纽约,纽约的春天连绵不断下雨,天色阴阴,坐在沙发上吃苹果看看外边会觉得自己一直在下沉,很多心思可以安安全全隐藏在这灰色世界里。冬天有那么一两场遮天蔽日的暴雪,大年三十凌晨雪终于停了,我们说出门去拍照,积雪没过小腿,我的廉价红色围巾垂下来掉在雪地上,像特意摆出的拙劣背景。艰难走到外面正路上,发现有邻居已经在门外铲雪,路灯在雪地上映出黄色影子,每个人都像被一键美化过一般柔和。我们牵着手往前走,遇到一只在雪地上跳跃着穿过的小花猫,留下梅花形状的小小爪印,随便套上的羽绒服里开始灌进冷沁沁的风,两个人都忘记了拍照,也忘记了半年后我们就将离开这里,我们一直走到很远的街区。

我认真盘算过在纽约的生活。把北京的房子卖掉后我们可以在皇后区买一套过得去的三室一厅公寓,买co-cop会比买condo便宜至少一半,这样还能有余钱把房子装修成我们想要的样子。我能拥有一面蓝色墙壁,挂着纽约街头的潦倒艺术家们创作的世界名画仿制品,一幅梵高的《杏花》,再来一幅米罗《世界的诞生》,卧室里是蓝色时期的马蒂斯。中国的快递公司现在已经可以把北京的家整个搬到纽约,收取并不过分的费用,我能把现在正在用的这张南疆桃木色书桌也搬过去,它是我回国之后第一样淘宝的东西,只要399块人民币。在此之前我一直缩在一个小衣柜的台面上工作,我总是喜欢在那些仅能容身的地方读书写作,连坐公交车都要特意挑下面有一层隆起的位置。纽约治愈了我的狭小空间爱好症,那一年里我有一张接近两米的大书桌,前一位房客留下来,现在摆满了我所需要的一切:电脑,书,一把一把的笔,主要用来转而不是写。润肤露,爽肤水,在法拉盛买的面膜,一张一美元,每隔一两周我会突然想起在在一边看康熙来了的时候,一边敷个根本不认识是什么牌子的面膜,居然也从来没有过敏毁容。我的编辑从上海寄过来的大白兔奶糖和牛轧糖,因为负罪感我一直没有吃完,最后送给了朋友家的小孩。黄飞红麻辣花生,有时候吃起来会停不了口,辣椒碎屑掉进键盘缝隙里,要拿着一把小刷子仔仔细细刷去。

房子需要靠近地铁和华人超市,物业费加上地税一个月大约六七百美元,生活费一千美元,偶尔去曼哈顿吃一顿饭看场演出算五百美元,最便宜的保险一人一百美元,总而言之不到两千五百美元,即使换算成人民币似乎也不是一个大数目。但是我们可以去哪里挣到这两千五百美元呢?我不想再读学位后找工作,他不可能在美国继续当大学教授,我们想过开一家杂货店,以我自制卤水和泡菜坛子作为招牌,那样我就可以在一边卤猪蹄牛肉肥肠排骨五花肉的时候一边看书写作,最大号的锅里咕嘟嘟冒泡,房间里弥漫着八角花椒干辣椒李锦记卤水汁的味道,我会穿着高跟鞋小脚裤各种颜色的开衫看店,每个走进来的人都觉得,哇,老板娘长得不多,于是多买了两斤卤味,再配上我自己研磨的辣椒面。客人们都会回头,又带来新的客人,生活当然不易,却也没有真的难到哪里,小时候我喜欢在暑假的时候去街上支张小桌子卖自制冰粉,现在我长大了,我可以在纽约卖卤肥肠,并且以此终老,据说这也是中产阶级。

我们在纽约的家转角就有一家韩国人开的杂货店,有时候半夜想吃辛拉面和哈根达斯,或者提不起精神就超市扛米,我就会进去走走买点东西。老板是一个略微秃顶的韩国男人,店里灯光昏暗,我从来没有看清楚过他的样子,因为没有看过任何一部韩剧,连想象都失去了依靠,我只觉得他似乎有点像老家小镇上成天在茶馆里喝茶的中年男人,神色灰暗,嘴唇乌青,露出焦黄的牙齿。货架上落满灰尘,玻璃柜里有几个蔫掉的青椒,三四个我眼睁睁看着怎么从发蔫一直到发霉的黄柠檬,这家店似乎没有老板娘,他总是一个人坐在柜台后看一台老式小电视,还需要用天线调整信号的那种,付款的时候他才勉强起身,不发一言地找零、用塑料袋装好物品,然后又一言不发坐下去继续看电视。

这个韩国男人的存在让我的老板娘之梦蒙上阴影,他让我想起纳撒尼尔·韦斯特的《寂寞芳心小姐》,这本六万字的书基本上就是苦难大百科。‌‌”寂寞芳心小姐‌‌“其实是一个男人,情感专栏作家,他建议那些向自己倾诉的人自杀,有个胖女人向他倾诉自己的故事,他很不耐烦地想:‌‌”她说出来的生活甚至比她的身体还要沉重。‌‌“我想象如果对方是个瘦子,他也可以说:‌‌”她说出来的生活甚至比她的身体还要没有分量。‌‌“在失眠的第二天,寂寞芳心小姐说自己的心‌‌”依旧是一块冻结的冰冷脂肪‌‌“。我总觉得韩国男人会默默地写信给寂寞芳心小姐,被一番羞辱,然后他继续一言不发,坐在落满灰尘的柜台后面看电视。纳撒尼尔·韦斯特自己,也就活了37岁,他和新婚妻子死于车祸,《寂寞芳心小姐》后来被认为可以与《了不起的盖茨比》相提并论,但当时卖出了800本。

桑迪飓风的时候我们被困在家里一周,皇后区没有停水停电,连网络都格外稳定,房东允许我们打开暖气,我每天照常穿着短袖做饭,因为事先储备好了食物,中午的炒饭里都有七八种料,换着花样吃饭后水果,就像这是一个额外赠送的带薪假期。我在那段时间里重看了动画片Mary and Max,外面依然狂风暴雨,我一个人在昏暗的房间里咯咯笑又呜呜哭,这个时候的曼哈顿就像电影里的一样,茫茫黑暗。

Max是住在曼哈顿的犹太人,Asperger症患者,秃头,胖子,最爱的食物是巧克力热狗,参加匿名者暴食协会的路上就吃了两只,心理医生对Max说,你不能比冰箱还重,也不能吃比你的头还大的东西,但他最后还是吃了个西瓜。他在纽约做过七种工作,分别是在地铁里收地铁券、在‌‌”依地犹太美食‌‌“里掌管做面条布丁的机器、在玩具标识印制公司掌管飞盘标识印制机器、刑事法庭的陪审团成员(最后因为被发现得过精神病遭到开除)、拣垃圾、去军队服役算出他们到底需要多少圆珠笔,最后一种工作是在避孕套工厂,但是他从来没有用过一个避孕套,他是个处男。Max喜欢在拣垃圾的时候假装自己是外星系来的机器人,Max还说:‌‌”我不喜欢拥挤的人群,闪亮的灯光,突如其来的噪音和浓烈的味道,这些在纽约都有。‌‌“他希望自己裸体生活在月球上,当然了,最后Max没有去成月球,他中过一次乐透,用奖金储存了这辈子都吃不完的巧克力热狗,最后却还是死在纽约,死的时候孤身一人,戴着小圆帽仰头盯住天花板上贴满和笔友Mary的通信,他的金鱼,不知道是亨利几世,鼓起眼泡看着他的尸体。

Max提醒了我,生活在纽约除了身为杂货店老板娘还有种种可能,地铁里现在是不再需要收地铁券的了,我也没有可能进入军队,但是拣垃圾的工作一定万古长存,我可以伪装自己是来自霍格沃茨的女巫师,前来麻瓜世界实习。曼哈顿也一定在哪里隐藏着华人开的速冻饺子厂,我可以避开韭菜馅,专做清香怡人的荠菜馅,犹太人在安息日吃面条布丁,我们中国人在所有日子里都吃饺子。等到我成为美国公民,我也可以参加陪审团,就像《十二怒汉》和《失控陪审团》里那样,但从个人爱好来说我还是更倾向于《东方快车谋杀案》,里面所有的要素都由12组成,12个字母的恐吓信,12个刀口,12个人,还有12个人一模一样的仇恨,那是一个复仇的陪审团,纽约是一个这样适合复仇的城市,唐人街小意大利墨西哥波多黎各社区都是天然背景,路上堆满垃圾,有神色惊恐的人裹着长长黑风衣在街头张望。有朋友住在哥伦比亚大学北边的哈姆雷区,他说,半夜的时候真的能听到枪战,一醒过来又不知道是不是在做梦,因为走出门遇到的每一个人黑人还是露出白森森牙齿跟他说morning,人人看上去都五讲四美三热爱,个个都是好人,不知道谁会在牛仔裤里塞进去一把点22口径的小手枪。

生活本来就是一出狂想曲,在纽约可以演奏得分外大声,我做遍所有关于纽约的梦,最后拖着几个淘宝的廉价旅行箱回到了北京。

7

在纽约的一年里我一直在写一部长篇,断断续续写了七万字,回国之后彻底搁下了,我自己通读过一次,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续上。小说是个特别简单的故事:有个姑娘,本来和男朋友在北京合买了套小房子,后来两个人分手,房子卖掉后一人分了五十万,她有两个选择,一是回到老家,用这笔钱全款买套房子,在家里人的安排下当个公务员,然后继续在家里人的安排下和另一个公务员相亲,她总会结婚,不是和这个男人,就是和那个男人。二是去纽约,自费读一个LLM,她什么都买不起,只能为到底吃五美元还是八美元的晚餐殚精竭虑,没有男人追她,只有楼上住的墨西哥人若有若无的性暗示,她不想回国,却又找不到在纽约的工作。我不过是替她同时想象了两种生活,或者说,我为自己想象了两种生活,然后一种都不能拥有地继续活着。

我羡慕那些确凿无疑知道自己属于哪座城市的人,因为大部分的人不过跟我一样,在城市和城市中只知道来路,却未有去向。布罗茨基把自己最好的文字送给了彼得堡,然而他却死在纽约,最后葬在了威尼斯,他说这个充满水的地方是他最爱的城市,因为他相信水就是时间的浓缩形式,‌‌”尤其是水呈现灰色的时候,这大约恰好就是时间的颜色‌‌“。回国后我在老家的书柜里找到一本《驼背小人》,一翻开就看到本雅明在前言里叹息他的柏林:‌‌”我即将和自己出生的那个城市作长久的、甚至是永久的告别。‌‌“我却没有勇气跟任何一个离开的城市做永久的告别,好像这样的告别没有发生,我就还能随时回去。

我只能在北京通州的某栋高楼里安稳地做一个家庭主妇的同时,饶有兴趣幻想如何彻底打破现有人生,甚至像写小说一样丰满出种种细节。我幻想自己离了婚(当然不是因为我想离婚,而是唯有如此我才有可能拥有第二人生),在以前单身时那个小区租一套朝南的房子,床上铺着蓝灰色四件套,窗帘是更深的宝蓝,房间里望出去就是小区乱糟糟的花园,小区无人打理,夏天的时候草一直蓬到膝盖,妈妈第一次来的时候在花园里发现了不少兔草,从黑麦草到苦荬菜再到鱼鳅串,因此极力鼓动我养两只兔子。我没有养兔子,兔子屎太臭,对面的家乐福里有冷冻兔肉,偶尔我会买回来用莴笋炒着吃,这道菜的关键是要有小米椒和小青椒。每周一次我坐几站通州的公交车去八里桥市场买菜,一整只小牛腱子切开腌一晚上后卤出来,够我好几天中午用来下粥,带筋的部位总是先被我吃完,最后剩下那些生硬的瘦肉默默地倒进了垃圾桶。离婚分家的时候我搬走了自己的泡菜坛子,茭白灯笼椒小红萝卜扔进去第二天就可以捞起来,拌上自己熬制的熟油海椒,装在一个青花瓷的储物罐里。我照旧读书写作,每天焦虑地查工行账户看有没有稿费打进来,房租又涨了一次,冬天都快结束了,我下了几次决心才买了一双新靴子,我在春天开始的时候重读到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看到他为有一章起的标题是:‌‌”所谓不快乐,就是讨厌自己和自己的城市。‌‌“

然后我发现自己真的不快乐,开始讨厌自己和自己的城市,我会回到老家,用最后的存款把我那套闲置的小房子装修出来,窗台上养一盆栀子花,书桌边摆一盆高高绿萝,卫生间和厨房里有滴水观音。我当然养不活任何植物,但是爸妈就住在边上的小区,他们总会及时出现,替我浇水松土,偶尔洒进去一些营养液或者白醋,绿萝越长越高,纯白的栀子花在盛夏一朵朵开出来,又渐渐谢了去。我一本本写出根本不可能畅销的小说,最后变成一个著作等身然而一无所成的老年女作家,因脑溢血死在烟雾缭绕的鳝鱼火锅店,因为这是我能想象出最不痛苦的死法。亲戚们去跟农民讨价还价,最后艰难地替我在深山里找到一块墓地,骨灰盒是蓝色陶瓷,上面画着莫奈的睡莲池,清明节的时候他们来给我扫墓,一路上顺便捡点木耳回去炒肉,有个小侄女摘一大把油菜花放在我的墓碑前,我闷闷不乐地托梦给她说:要不你明年给我送玫瑰,百合也行,姑妈保佑你毕业考试考第一名,这个交易怎么样?

我当然也可能在离婚后回到纽约。去年有个在法拉盛开超市的男人不知道怎么找到我的博客,有一段时间里他每天都给我写信,每封一句,前言不搭后语,他约了我那么多次去吃川菜,我们却始终没有在纽约见面。现在我可以孤身去投奔他(前提是人家还愿意被我投奔),摇身一变从杂货店老板娘升级为超市老板娘,我不再需要自己做卤味,我只在每天打烊前收一下账本,然后顺手拿走两磅樱桃核和一瓶饭扫光。我吃啊吃啊吃啊,火速胖起来,我终于能在纽约买到合适的裤子,有时候我坐七号线从法拉盛去到时代广场,颤颤微微走在曼哈顿街头,然后看着街上起码超过三百磅的墨西哥女人,特别安心地又咬了一口手上的汉堡。我不再回国,却还是每天上上新浪微博,从那里看到雾霾中的北京,看到秋天路上落满心形的银杏树叶,小小的白色果实隐藏其中,我很惋惜地想,其实可以拣回去炖鸡。有一次我看到自己曾经住过的房子,地铁六号线通到了楼下,温榆河边的树林被砍掉一半,以前有时候深夜我们会走到河边散步,路灯总是坏掉,隐隐绰绰中看见肮脏的水浮莲漂在水面上,白杨长得天那么高,黑暗中投下更加黑暗的影子。我把照片放大又放大,试图看见露台上我亲手挑选的红蓝格子窗帘,但一切都模糊不清,可能那里换了窗帘,反正一切都更换殆尽,为什么还要留着那幅窗帘。

这样的想象可以无穷无尽下去。每个城市都有写好的剧本等着我去上演,为了永远不死伏地魔把灵魂分裂成七种魂器,一个藏在伏地魔年轻时候的日记中,一个藏在施满黑魔法的水盆里,还有一个是那条可怕的大蛇纳吉尼。我又没有奢望永生,我不过是觉得自己停留过甚至想象过的城市都会留下某一部分自己,不管我再继续迁移到哪里,她们都可以留在原地,继续生活下去,我没有离开纽约,我也可以一直住在伊斯坦布尔的机场里。卡瓦菲斯为城市写过一首诗,诗里的人要去另一个国度,去另一个海岸,找寻一个比这更好的城市,但是诗人无情地说:‌‌”你不会找到一个新的国度,也不会找到一个新的海岸。这个城市会一直跟随你。你将走在同样的街道上,日渐老去。在同样的邻里之间,在同样的房子里枯朽。‌”每一次读到这首诗,我都会既沮丧于这样早就写好一个枯朽结局的人生,又沮丧于,我并不知道哪个城市会一直跟随我,我也不知道应该在哪栋房子里日渐老去,我只是老去而已。

我在每个城市都俯身寻找倒影,从纽约到北京,我在哈德逊河岸和什刹海边以一模一样的姿态向水中张望,我整理了一下自己的头发,戴上圈圈套圈圈的大耳环,对着水面仔细涂上玫红色口红后才转身离去,我没有看见那倒影依然停留在水里。

那天翻出来的旧照片,喜欢那时候的自己,三十岁,刚刚决心认真写作,前面没看到什么希望,却也莫名没有什么畏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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