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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禁忌与腐败畅通

章诒和先生的书,无论是《伶人往事》还是《往事并不如烟》,我都喜欢。

原因很简单,优雅的文笔外,看到的是真实的历史故事。

社会下层的艺人与社会上层的政客,都那么活生生有血有肉的展现我们面前,让人难以忘怀。而且,他们的命运紧紧与共和国的兴衰牵连,一个个感人至深,让人掩卷长叹。

章诒和先生二零零五年香港国际书展“名作家论坛”发言讲稿中,有这样一段貌似调侃,实则沉痛的话:“当初写了有关父辈几个故事请朋友看,替我掂量一下,写得行不行?顺便也以这样的方式给自己过六十岁生日。没想到被朋友介绍给一本杂志,刊出了。刊出后,没想到被人上了网。传开后,没想到有出版社的人说经过删节处理可以编成书,出版。出版后,没想到畅销。畅销后,没想到被禁。被禁后,没想到有那么多的盗版(约120万册以上)。大陆的‘往事’被禁和盗版后,没想到获奖。获奖后,没想到授奖者被传讯,获奖人被列入‘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

这八个“没想到”对章诒和先生来说,到底蕴涵了多少惊喜、无奈、辛酸、愤怒、欣慰与胆识,只有她自己知道。

深层次的厚重的文学作品,总能长时间地打动人的心灵,它的生命力是顽强巨大的。这样的作品并不需要什么人宣传推荐,就能自然牢牢地扎根在读者心中。

回头看看我们经历中的那些被宣传推荐,甚至是强行灌输的许多文学艺术作品,它们除了留下无知的笑柄与拍马的耻辱外,剩下的恐怕就是作者的后悔与羞愧了。

我们不能要求每个文学创作者都要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抱负与学养,也不能要求他们的作品立意境界要有多高,但品德与良知,却不能不是为文、为艺者需要时刻自省与警策的。

多年来,文化专制扭曲了许多文化人的心态,如今,市场经济与商品社会的物质利诱,又腐蚀了许多作家的良知。暴力、色情、无聊、浮浅的作品,充斥泛滥于所有文化平台,纯文化的作品几无立足之地,这不能不是中国文艺界的悲哀。

诚然,秋风白马,大江东去的豪迈能让人赞赏,杏花春雨,小桥流水的婉约也能令人心醉。但此两者的共同点就是真实,是生活真实基础上的艺术真实。真实,是美的基础。再精炼典雅的词句,一旦离开真实,就成为无病呻吟,更不要说那些刻意粉饰美化社会的虚假作品了。

我们处在一个害怕反思,更害怕追根求源的反思,更更害怕追究历史责任的社会里。

“家丑不可外扬”,“避尊者讳”的传统已经根深蒂固。许多显而易见的历史错误与罪孽事实,不许说,不许写。在客观上,这引起很多有责任心有良心人的抗争,也误导了很多涉世未深的青年。同时,更贻误了至今仍不觉悟的身受其害的一代人。

为“反右派”、为“文革”涂脂抹粉,甚至为饿死几千万人开脱、掩盖,只说成绩,不说错误的主旋律舆论导向,直接导致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下思想理论上的停滞与封闭。以至人人关心的体制改革空喊多年,在制度上根治腐败的长远国策,被惩治已经暴露的贪官的眼前手段而代替。

这种治标不治本的权且之计,无疑会更加刺激官员们“机不可失”的贪赃心理。因为职务与退休的年龄界限,促使他们产生“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紧迫感。长期依靠学习文件、传达文件、执行文件的执政模式,使他们除了运用权力外,再无能力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凭借自身的其它优势来发展,这就迫使他们滋生危机感。如此,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贪污,行贿受贿,就成了他们今后要过上好日子的唯一途径。何况,官员们这个权利,还不受任何人、任何媒体与律法的监督!

古今中外,我们见到过许多“引咎辞职”的大小官员,可在我们这个有大量贪污腐败分子的政府里,却从来少有“因错辞职”的官员。

一是官员们无此雅量。二是他们犯错不知错。当然,也有那种知错就是不认错的那种传统。

既然不愿意认错,当然反感你说那些错。

于是,你可以打麻将,你可以去洗脚,但你别关心政治。你可以写偷情,写打斗,但你别质疑或直书历史责任和历史真相。

辛亥革命百年,新中国六十年之际,人们总要前后看看,四下望望,再与周边比一比。

这一看一望一比,人们就不能不发点感慨了。

不允许发感概,那就在心里思索。不允许自由思索有点说不过去,于是,统一思想的老调开始重弹。

思想,能统一吗?

要统一人的思想,想想这要有多可怕。不许妄议,是变相的言论入罪。

你可以做梦,我不能妄想,什么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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