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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业的荣光 无法靠抱怨发誓来获得

拜南方日报成希老师那“软软的,磨蹭”所赐,媒体记者终于成为继公务猿、警察、叫兽、医生(此处省略三百五十九行)之后,又一个全民吐槽的对象,真是可喜可贺。为此,人见人厌、车见车想碾的和菜头老师不远千里发来贺电,将“南方系”,将整个媒体行业,将“35岁以上男人”通通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尽管据我所知,和菜头老师自己也身处新媒体公司,也是“35岁以上男人”,所以在此,请允许我向和菜头老师的这种“主动抽自己嘴巴的精神”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

当然,像我这么懂道理、有礼貌,并且兼具“35岁以下男人”与“前媒体人”双重身份优势的青年才俊毕竟不多。对于许多在媒体这个行当里浸淫多年——如果不是一辈子的话——的“老司机”来说,和菜头的最新神(经)文——《姑娘,媒体里没有老师》,简直就是赤裸裸的背叛、恶狠狠的挑衅。

有挑衅,自然有反击。于是这两天,迎着普陀山呼啦啦的海风,蹭着度假区爽歪歪的wifi,我读了许多来自媒体人的反击文字,有的直斥和菜头“以偏概全”、“株连九族”;有的抱怨“娱乐圈那么淫乱,也没人觉得,应该派驻一支整风工作组”;有的发誓“我是媒体人,但没和实习生搞过暧昧”……相比和式“吐槽体”,这些文章逻辑清晰、说理透彻,如果单从辩驳对手的角度来说,它们已经取得初步胜利,并且将从一个胜利迈向另一个胜利,但如果想要藉此唤回媒体人的光荣与梦想,重获公共舆论的尊重与敬意,这却是远远不够的,甚至可以说,是努力错了方向。

要知道,没有一个行业是能够仅仅依靠辟谣、反驳、叫屈以及兜售情怀,就赢得公众尊敬,收获公共口碑的。事实上,与“一流高台二流吹,三流马戏四流推”等下九流行业一样,新闻业的出身同样并不高贵。在西方,它是写满商品信息、往来船期的手抄小报;在中国,它是不第文人无奈的谋生出路。然而,经过几百年的淘洗,新闻业却能够从三百六十行中脱颖而出,成为一个被寄予较高道德和社会期许的行业,这中间的原因值得每一个围城内外的媒体人、准媒体人、泛媒体人思考。

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央电视台门前经常排着两支长队:一支是来自全国各地,向“焦点访谈”反映情况的群众;另一支是向该栏目公关,希望不播批评他们的片子的地方官员。由此可见,当时“焦点访谈”在社会上的影响与口碑。这种影响与口碑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地上长出来的,更不是“软软的,磨蹭”出来的,而是冒着风险、顶住压力,一个报道一个报道做出来的。就拿如今名声已经臭大街的“南方系”来说吧,那时候人们学习的是程益中、谈论的是陈峰的《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而如今却只剩下一个成希供大伙唾弃、调侃了,同样是Mr Cheng,差距咋就那么大涅?!

所以尽管我也承认,今天内地传媒业的凋敝景况有着来自外部的巨大“不可抗力”,这中间,既包括技术革命带来的受众信息获取方式的改变,也有权力加强新闻管制力度的原因,但这些并不能掩盖媒体人自身的懈怠。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四九国变以后的内地传媒业,有哪一刻不处在严格的管制底下?即便是49年以前,真正的新闻自由也并没有在这片土地上驻留过多久,不知道沈荩,总听说过邵飘萍吧;忘了苏报案,应该还记得“冰点事件”吧。为什么那时候的新闻人可以戴着镣铐起舞,现在却只剩下抱怨、自嘲,以及转身离开呢?

狄更斯说,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也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就传媒业而言,的确是这样。与权力收紧言论尺度、挤压报道空间相对应的,是社会变革+信息爆炸引发的,市场对于及时准确的新闻、专业权威的评论需求的空前增长,加之新技术带来的平台多元化,媒体人/泛媒体人施展本领的舞台其实以往任何时候来得都要宽广。这种情况下,一味地将媒体凋敝的原因推给外界的打压与抹黑,不说是在逃避或推卸责任,至少也是不自信的表现。

最后还是那句老话,报纸或许会消失,记者也随时可能倒下,但新闻业不死,不仅不死,新闻史上的又一个黄金时代或许正在来临。不管你们信不信,反正我是相信,只要大伙拿出反驳、围殴和菜头的劲道来追新闻、做报道,一两个成希根本就动摇不了传媒业的根基与形象,而改口比翻书还快的和菜头老师,说不定还会腆着脸再续一文:《姑娘,媒体里都是老师,特别是我》,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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