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桥路漫》封面
前记：2011年6月底，我从母亲的老家秦安县去通渭县拜访《金桥路漫》作者张大发先生，听他讲述饿死三分之一人口的“通渭问题”，并带回他呕心沥血十五载写出的七十万言《金桥路漫》。
2012年华盛顿举办“缅怀中国大饥荒五十周年”国际研讨会，张大发先生是应邀发言嘉宾之一，其他还有《墓碑》作者杨继绳先生、《饿鬼》作者贝克先生、《毛泽东的大饥荒》冯客先生等。不想，张大发先生由此招来灾祸，以“被海外反华势力”利用之名，被官方收缴去价值数万元的《金桥路漫》一书。笔者所购买的十套《金桥路漫》也不知去向。
为了不给张大发先生增添麻烦，让他安度晚年，我也很久没有联系他了。近来重读《金桥路漫》，还是被一次次震撼、一次次心疼、一次次流泪。今年张大发先生也七十岁了，他是我走进大饥荒研究的启蒙老师。记得他在我的笔记本上写过：“天下兴亡，我有责！”
翻出旧作发表，祝张大发先生七十寿诞健康、快乐！
并深深鞠躬，说句感谢！
张大发，四六年生人，中国普通公民。以极大的责任感和勇气冒着风险涉足新中国成立后发生的一个个案例研究.
《金桥路漫》，作者走乡串户访问村民，二十年心血磨砺七十万言，先后两次自费出版。为六零饥魂饿鬼鸣冤。
“你把通渭的圣经给写出来了！”当地老百姓赞扬。
“你对中国社会是一大贡献！”历史学教授肯定。
“残垣的守望者。”作家雷鸣评论。
“我很尊敬也赞赏你的这种精神！”毛泽东秘书李锐先生鼓励。
“天下兴亡，我有责。饿死那么多人，总得有一个人来写。”张大发自己说。
一、阅读杨继绳《墓碑》，寻找张大发《金桥路漫》
张大发？张大发何许人也？
这个普通的名字没有几个人知道，就是许多搞文学创作搞文学评论的人士，也未必了解或者听说过张大发这个名字。他既无当今才子洛阳纸贵的赫赫大名，更无屡获大奖排行有位的耀眼成绩。作为一名甘肃西北偏远地区的作家，张大发对中国大陆的读者是陌生的，更不要说海外的读者了。
《杨继绳为3600万饿魂立墓碑》，是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九日《世界日报》著名记者曾慧燕女士发表在《世界周刊》上的万言访谈，着重介绍了新华社退休高级记者杨继绳先生及其走遍中华大地县城村落，呕心沥血书写十载而成就的八十万言纪实巨作《墓碑》。（天地图书公司，上下两册）详细记述了1960年代大饥荒饿死3600万人的史实，并着重介绍其中12个省饿死人的情况。曾慧燕称赞它：“堪称是血泪交加、资料翔实的长篇调查报告，也是一幅真实记载大饥荒的全景图。”
杨继绳指出书名《墓碑》有四重意思：一是为在1959年饿死的父亲立墓碑；二是为3600万饿死的中国人立墓碑；三是为造成大饥荒的制度立墓碑；四是在这本书写到一半时，杨继绳在体检时发现有“病变”（甲胎蛋白呈阳性），“于是我加快了写作的速度，下决心把这本书写成，也算是为自己立一个墓碑。后来有幸在复查时排除了病变，但写此书有很大的政治风险，如因此书而遭不测，也算是为理念而献身，自然也就成了自己的一个墓。”
因饥而死是什么概念？饿死3600万人口是什么概念？让笔者这没有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胸前系着红领巾，摇头晃脑唱着：“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花园里花朵真鲜艳，照耀着你呀也照着我，每个人脸上都笑开颜。”长大的祖国花朵感到不可思议难以置信。
杨继绳说，这个数字相当于1945年8月9日投向长崎的原子弹杀死人数的450倍。这个数字相当于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24万人的150倍。这个数字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死亡数字。大饥荒的惨烈程度远远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笔者从纽约世界书局邮购来封面黑沉重如砖石的《墓碑》，每夜灯下阅读，不是难过的悲泪横流，就是不得不合上书，喘一口气。难以想像，几千万鲜活的生命死于饥饿，人们不但吃草吃树皮吃玉米芯，甚至吃老鼠知了白土和人相食。不禁要问：那是一个什么样暗无天日的年代？哪个千古罪人做的孽犯的罪？
在《墓碑》“甘肃不甘”一章中出现了一个书名《金桥路漫》和作者张大发的名字，并多次大段引用来自《金桥路漫》中关于甘肃省通渭县六零年前后，一个二十多万人的县饿死八万人，为全县总人口的三分之一的详细材料，留下当地人相食的真实记载。
笔者想购买《金桥路漫》，上网到谷歌查找有关资料，但是关于此书和作者的词条非常有限。幸运的是，不知哪位“好事者”在网络上留下联系作者张大发邮购《金桥路漫》的手机号码。因为这部书目前还没公开出版发行，没有登上堂堂大新华书店书架。由作者自费印刷，赠送亲朋好友，小量出售。属尚不能见光不能见人的“地下书籍”。
“请问您是张大发先生吗？”笔者立即拨通了一长串号码。
“我是。”
“你现在在哪儿？”
“在通渭，我在通渭工作生活四十多年了。”
“那通渭距离秦安有多远？”
“坐汽车一个多小时。”
“我外婆、母亲和舅舅就是六零年逃荒要饭从那里跑出来的，夏天我要带他们回老家看看。那我顺便去拜访您，好吗？好好向您请教一些问题，好吗？”
“好，欢迎你来。”
笔者不是职业记者，也不是身兼公职为完成一篇报道，所以不喜欢用“采访”这个词。万里迢迢跨山越海，一心想去拜访张大发先生，拜访写出《金桥路漫》的地方。作为六零年大饥饿幸存者的后代，阅读杨继绳先生的《墓碑》后，笔者心头有数不清的为什么。
二、中国书画之乡，拜见当代顾炎武
七月初，在令人汗流浃背的炎炎夏阳下，在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大庆嘹亮刺耳的红歌声中，笔者逆流而上，“率领”当年的逃荒团队，包括笔者的母亲、舅舅、远房老姑一行四人回到了甘肃省秦安县，拜亲祭祖。几天后，笔者身背简单行李一人上路，乘坐公共汽车来到了通渭县。
通渭看上去要比落后的秦安还要差一些，因为首先看不到修建的富丽堂皇的县政府办公大楼。走近县城中心，就看见中心广场中间一个鲜红的雕塑，琢磨半天，才发现是一个草书的“书”字，下面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沈鹏的题字“中国书画之乡”石刻，花园里更有东汉著名夫妻诗人秦嘉、徐淑你读我写琴瑟相谐的汉白玉雕像。在寻找住处之途上沿街行走，三步五步，就会看见一家画廊或者书画糊裱铺店，出售国画和书法作品，穆斯林牛肉面店上面就是丹青阁。使得街道上不但散发着小饭店的牛肉汤香，散发着正上市的桃杏香，更是散发着民间文化的墨香书香和纸香。据说，全县这样的书画店有几百家，全县的大小书画家有两千余人。可谓“放下锄头，拿起笔头。”
据笔者所知，通渭自然条件严酷、资源贫乏，经济相对滞后，生存就业困难，有史以来，人们一直崇尚耕读，重视教育，重视文化，力求从文化教育上寻找出路，摆脱贫穷，走向富裕。从而使通渭深厚的文化底蕴，崇尚文明和书画艺术的文化氛围，形成了“人人爱书画，个个练书画，家家挂书画”、“家中无字画，不象通渭人”的通渭现象。1992年后，被国家文化部命名为“中国书画之乡”。茅盾的《风雪华家岭》、贾平凹的《通渭人家》、张道兴的《翰墨飘香通渭行》、彭效忠和成倬的《夜宿通渭城》等一系列文章，进一步提高了通渭在全国的知名度。“人间繁华在长安，世上书香数通渭”着名作家张贤亮如是说。
笔者站立在车来人往一片繁忙的街头，突然恍若置身在梦境，不尽要问：这么喜爱书画的地方为何曾经经历大饥饿残酷无情的扫荡？这么风雅斯文保留笔耕遗风的人们，他们的前辈怎么会曾吃糠咽菜啃树皮咬树枝，甚至吃死人吃自己的孩子？小学生打着太阳伞上学的路，店家忙碌着摆放货的地方，一座座新公寓楼下面埋有多少白骨怨魂？
在通渭宾馆登记后，因为没有电梯，又在三楼，笔者请在柜台电脑上打麻将的当班经理帮忙提提行李，他很不情愿地勉强将行李提进房间。笔者说谢谢，他没有答理就下楼了。完全没有服务客人的概念。虽称是宾馆，桌椅破旧，没有空调没有热水器没有电话，浴室更是脏得可怕，浴缸马桶年久失修又黄又黑。饮用水是服务员提来的暖水瓶。
笔者刚洗完脸，临行前通过电话的张大发先生就敲起了门。笔者打开门，门口站立着一位头发花白笑容可掬，身材高而不大，瘦而不弱，一身书卷气的西北汉子。他穿着整齐，却很不讲究，来见万里来访的“客人”，皮鞋上的灰足有一年没擦。如果走在通渭县的大街上，不会有人多注意他，就像任何一位工作一辈子，退休赋闲的老干部一样。赶紧请他进来坐下，沏上因暖水瓶老化保温不好的温茶。
“通渭穷，县里没有钱，又没有人投资。这里目前就是最好的条件了，我很熟悉，到这开过很多次会。上次杨继绳来我们就是在这里开的座谈会，在二楼。”
他就是张大发，他就是写出厚厚上下两册，洋洋七十万字，耗时十五年，走遍通渭，访人无数，杜鹃泣血般写成《金桥路漫》的作者。
打量着这个没有显赫名气没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招牌的六十五岁的汉子，笔者禁不住的感叹：这么个只有四十万人口的小县城居然如此藏龙卧虎，竟会出了一位这样有社会责任感有知识分子良知的一代文儒，为世人为后代为我们的国家写出了字泪句血惊天泣地的《金桥路漫》。他不怕掉头吗？他不怕坐牢吗？他不怕老婆孩子受牵连吗？在一个没有自由没有民主没有老百姓说话权利没有个人出版发行权的国度，自费出版公开社会一本这样不是歌功颂德不是大写特写新中国光辉历程的书，甚至是“给党抹黑”“很不和谐的声音”“揭黑盖子”“泄露国家机密”。这需要怎样的胆量、见识、胸怀和担当？
张大发先生落座后的第一件事情是点上香烟，抽一口吐一口，吞云吐雾中才打开话匣子。观察他的手指头，已经焦黄的和两条烧火棍一样，可见“吸毒”多年中毒匪浅，老烟枪老烟民了。
“你抽烟很厉害呀？”
“我一天就一根。就是一根接着一根的抽”张大发先生幽默地说：“从早晨抽到晚上。没办法，要写东西，不抽烟就写不成。”
“你最多一天抽多少？”
“最多的时候，一天六包。睡在老百姓的炕上，煤油灯下记笔记。刚访问完，激动的得很，奋笔疾书，就怕睡一觉忘了，得赶紧写下来。枕头底下放个本子，半夜想起来啥就写。靠啥？就靠烟。我这叫左手一只烟，右手一只笔，书就是这么烟熏火燎出来的。”
《金桥路漫》第一页的作者肖像下写着：天下兴亡我有责。
“天下兴亡，人人有责，是清朝著名儒者顾延武的话。我改为我有责，我就是要尽到我自己人世上走一趟的责。”
一字之改，男儿气概。让笔者对面前长者顿时肃然起敬钦佩不已。这不仅是豪言壮语，更是一份责任和豪情。几人敢说？又几人敢当几人敢为？
三、小餐馆简单的午饭，问答种种为什么
张大发先生为尽地主之谊，带领笔者来到通渭最好的一家火锅餐厅，因为生意清淡，店家并没有拒绝只有两位客人而提出使用一间包间的要求。占领个包间，是为了方便说话，免得被猜拳喧哗声打扰。脸蛋红扑扑的当地农村小姑娘不停地端来下火锅的豆腐粉条蔬菜木耳等。张大发先生问姑娘从哪里来，姑娘回答了西川。张大发先生说：“我去过你们那里。”从六七年临陶师范毕业年到今天，四十多年了，张大发先生没有没去过的地方。通渭成了他的第二故乡，熟悉他的人都叫他“通渭通”。
面对着清淡而丰盛的下火锅料，张大发先生和笔者都不愿意赶紧动筷子。心照不宣地看看彼此，看看食物，想说的话是“为什么同样的地方，同样的人，同样的土，为什么那时候就什么都没有？现在什么都有了？不但吃饱了，还要吃南方的远处的没有吃过的。”
举起一杯清茶，先祭奠那些六零年无辜被饿死的饥魂怨鬼。他们死了，我们活着，我们的责任就是替他们说话为他们申冤，写下他们恐怖经历的感受和惨无人道的遭遇，写下文字留给后人。不然，我们活着，对不起天地良心，对不起自己，对不起每天吃的粮食。怎样的机缘，让一个远在万里的海外作家，来到一个河西走廊小县城拜访另一位作家？能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叙谈？皆是因为不能忘记的一九六零。
“有一次，我和几个朋友也是在这个饭店吃饭，他们都看过我的《金桥路漫》，都喜欢得很，说我写的真实得很，把通渭的圣经给写出来了。突然呢，房顶上一块板子就掉下来了，辟哩啪啦的。朋友说：‘是那些饿死鬼知道你来了，都来感谢你来了，抢着要和你说话呢。’朋友举起杯子就大声喊：‘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小娃娃们，饿死的撑死的，张大发把你们的疾苦悲怨写出来了，让世上的人都知道了。你们可以安生睡觉了。’众人举酒祭奠洒泪祭奠。”
“先吃饭，慢慢写。”见笔者掏出小本记录，张大发先生劝。
“不行，重要的精彩的话必须马上记，不然会忘记。写作的人必须勤快。”
“对，我也是同样。有一次我采访两母女，手里就是没有纸，到垃圾堆里找了几个烟盒，撕开，找了个铅笔头头，赶紧爬在砖头上唰唰唰写，两个人都抢着要说，我写都来不及。为留下第一手资料，老百姓的口头话比我们当作家的写得好，实在，生动。”
“什么使你有了动笔写的念头？闯这个‘禁区雷区’？”
“有三件事情，对我触动很大。”张大发先生放下筷子，抗起了烟卷。“我那时候二十出头，在乡下当老师着呢，一个月工资三十多块，住和吃在一个房子里，没门没窗，条件很差。国家给的粮，有时候做好一锅饭吃了第一碗吃不上第二碗，都让老鼠给吃掉了。那时候也很活跃，喜爱文艺，红色青年，天天高唱‘东方红，太阳升。’领上学生娃娃跳忠字舞，不觉得苦。经常遇到学生的家长，熟悉了，人家就偷偷指着人悄悄说：‘这个婆娘是吃过死娃娃肉的’。‘那个老汉是吃过屎的’。‘有个队长是专门拉着车往外面倒死人的’。对我震动很大，我就想了解，那几年的通渭到底发生了什么？到底死了多少人？咋死的？”
“什么？吃屎！！！我还是第一次听说人吃屎！！！只听说过吃榆树皮的苜蓿的玉米芯的。人饿到吃屎？真的吗？”
“榆树皮那时候都是高级的，后来想吃也吃不上。我说的是真的，我见到过那个老头。以前是学校看大门的，到冬季了，野菜野草都找不到了，榆树皮都被啃光草根被挖光了，实在是能吃的吃了，不能吃的棉花白土草灰都吃了。大冷天，屎都冻成冰疙瘩了。这老汉一般的屎还不要，专门找公社厕所的屎搬，因为那都是干部拉下的屎，吃过粮食的屎，高级屎吃了才耐饥。”
“那咋辨认呢？”
“颜色嘛，有人的是黑的，有人是绿的，还有人是稀汤汤子。老汉知道干部的屎才是黄色的质量好的，老汉搬回家，在火上烤着吃，还一直不舍得告诉别人，怕别人也去搬，自己吃不上了。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人饿疯了和狗一样，见啥吃啥，不像人了。”
听到这样骇人听闻不堪置信的事情，相信不会有人笑话鄙视吃屎老汉，到什么年月什么朝代什么执政者把人逼迫的连牲口都不如？猪马牛羊都只吃草而不吃自己的粪便，人类肉体所能承受忍耐的极限都是一样的，如果不幸生活在那个年代，我们自己会怎么样？
“我听说红旗公社那地方的死人就是一车车拉出去往沟里倒，像死猫野老鼠一样。我一打问，那个老队长说：‘就是我倒的，不倒怎么办？有的家连倒死人的力气都没有了。我是队长不倒谁倒？’一个大队就饿死了一千多人，像到垃圾一样往沟里倒。那队长现在还活着呢。”
“你怎么敢写呢？谁都知道，中国人向来是爱整治文人的，别你这说几十万言‘铁证如山罪该万死’，有时候一句话一篇文章就让你坐监狱让你死。我在纽约的好朋友，作家张方晦就是一篇小说，被朋友告发了，从二十岁坐牢坐到四十岁，平反了出来了，有什么屁用。青春没有了身体坏掉了，老母亲伤心过度去世了……”
“这些我都知道。我刚开始也没想到写，我是搞县志工作的，有这个便利，就想给县志留些东西，以后供人们研究这段历史用。有一天走在马路上，认识的人就招招手让我过去，‘过来，过来，你这个县志办副主任，咱们通渭六零年死了七八万人，死得那么惨，你不好好写写，你是干啥吃的？白吃干饭的？’把我给骂灵醒了。”
“我从1990年开始动手，到乡下采访，找当事人采访。刚开始采访都是拉上窗帘，偷偷地，不照相不录影，害怕留下证据。写好的东西都锁在抽屉里，不敢给人看，害怕惹祸。后来遇到天津作家扬显惠，就是写《夹边沟记事》《定西孤儿院记事》的那个作家，他就鼓励我写，写好了发表出来。我说：‘我还是有点害怕。’他就说：‘怕什么？你都快六十了，还能再蹦达几天？到时候，不是你求县长，你县长要上门巴结你呢。’”
2000年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来通渭采访，张大发先生请教杨继绳“该不该写，如何写？”得到亲切指导和莫大的鼓励，说他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应该赶紧抢救，特别是口碑资料。否则，知道情况亲身经历的那些人一旦谢世，就带到坟墓里无法找回来，不但给通渭县上的文史工作造成很大损失，给国家的历史也会造成很大缺憾。
杨继绳2005年又来到通渭，此时张大发《金桥路漫》已经完成初稿。
“什么时候能公开发表？”张大发先生问。
“恐怕得十年。你有条件，好好写，用个案补充《墓碑》的不足，更具体更生动，更有说服力。”
《墓碑》是用统计数字以全中国全景式的饥饿图竖立墓碑，《金桥路漫》是用具体事件以一张张妇幼老弱饥饿绝望的面孔歌哭。
四、雨夜读《金桥路漫》，字字滴血声声泪
入住通渭宾馆的当夜，夜半下起了淅沥小雨，拍打着玻璃窗，也拍打着窗台，似有人小心翼翼地敲窗，又似人轻轻地嗑墙，好像许多看不清的面孔在漆黑的夜里在哭泣在诉说在呐喊。笔者无法睡眠，借着刺眼的顶灯（没有台灯）拜阅起专程来求的《金桥路漫》。
饿得没办法，苦于喝茶没有衬茶的东西，有天早晨，他记得在路上打转转，偶然发现有一堆冻硬的人屎，便从地里搬回家，在茶炉上烤消后衬茶，没想到还那么香，以后他每天早上都去找，居然养活了自己，他还风趣地说：“那年头，本地人的屎不能吃，外地人的屎质量高，能养活人。”——三·乡魂祭
公社食堂骗人还不轻，开始人们真格认为以后吃饭不要钱了，要过共产主义了，但话没凉冷，问题就出来了。五九年冬，食堂散伙，十几粒米不粘牙。同一天，两个邻居各死了一个娃娃，想吃又吃不下，最后两家把娃娃交换吃了。——十二·《公共食堂面面观》
终于，整天整天死闭双眼再不说话的父亲这一天从炕上歪歪斜斜地撑起了上身，他爬着给锅里添上了水，又在炉膛里点了把火。然后招招手，用女娃从没有听过的声音，断断续续地唤：“来，来。”娃吓得哭，没有力气哭。父亲还在唤她，女娃子哭着说：“大，大，别吃我，我给你搂草，点火，吃了我就没人给你做活……”这只是我听说到的许多骇人听闻的真实片段中的一个。而这，则是1958—1962年在通渭中国大地上的一种真实存在……。什么也不怕，什么也不想，就想吃，想活，把娃娃，自己的娃娃吃下去，也把外面逃到村上的人杀了吃的。——十三·外界人士对“通渭问题”的报告
我发现工人经常偷吃生面，管不住索性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一个工人叫孔馥敏，是上海人，吃多了糠皮大便不下来。有一天，我到他的宿舍里，见他爬在床上直叫唤，我问他咋了，他哭着说好几天不大便了，便又便不下来，实在受不了了。我叫他下床来，脱下裤子爬在床前，我找了一根筷子，硬是给剜了出来，事后孔馥敏感激不尽，说我救了他一命。——十九·错访班启疆
过去的富户人家丰年挖窖存粮，以备荒年或他用是非常平常的事，土改前夕，地主富农藏粮食的现象也很普遍，公社化，大刮“共产风”时，有粮户，一般都市农民、富裕中农，“深藏密窑”的情况也的确存在。还有在高征购中，干部偷藏现象也比较严重。后来诸如粮食运动、整社运动等各种运动越来越吃紧，越来越残酷，结果没有粮食的饿死了，有粮食的因为不敢吃也饿死了。所以“共产风”刮失迷、刮霉烂了多少粮食也不计其数。——二十二·骇人听闻的母女惨杀事件
1958年以后，县、社及队干部认为，运动接连不断，环环紧扣，日益升极，灾荒不断蔓延，饥饿迅速膨胀，把村民逼迫摧残到非人非兽的悲惨境地。志义就是其中之一，他竟然将两个七岁上下的孩子活杀而食。因为太残忍，事发后被逮捕法办。宗孔在引兆工程，两个孩子饿死后，被父亲和妻子煮食，还有母亲，儿子没有咽气，她就用刀子割吃儿子腿上的肉，当吃到膝盖时儿子死亡了，她也死了。老四的父亲叫双抽，一天他到食堂弄到块馍馍，刚吃了一口，老四便冲过来双手卡住父亲的脖子，硬是将父亲口中的馍馍卡出来吞到自己嘴里，父亲一命呜呼，他后来也没得活。——二十三·高庙山下哀鸿多
我们这娃他舅舅家就在前川里，1958年前后，里里外外三十多口人，经了个1959年就剩下十几口人了，五个舅舅死去三个。死得最惨的是他三舅。1960年的新年一天，听说他三舅要到我这边来，但走到半路，被过路的人大卸八块了。后来我们知道不是过路人，而是他们本庄人干的，这人到现在还活着。据说，他三舅从门里出来，就被那人跟上了，走到没有人的地方他就下毒手了。——二十八·团结村听闻
五八年是个大跃进，但也刮了共产风。虚报粮食大增产，广大农民断了顿。没吃都找代食品，各处食品都剥尽。吃了柴衣吃树根，周身上下全浮肿。各样庄稼没人种，土地荒成语片坟。眼看一切全吃尽，再要吃向那里寻？强者外出去逃生，弱者在家苦受尽。三岁孩童走不动，年轻小伙手扶棍。白发老人得了病，一个一个丧了命。情况如此太严重，叫人怎能不担心！（李中1958年5月于榜罗小学办公室）——二十九·家家都能写本书
……
通渭的夜，笔者手捧《金桥路漫》在哭，书中的饥魂饿鬼在哭，老天爷也在掩面而哭。黑暗荒唐的年月，一个只有二十五万人口的县，饿死人口居然是八万，三分之一，几乎家家有人死，户户有人亡。1960年，中国人不忍面对的一页，中国人不能不面对的一页，中国人不可假装忘记刻意越过的一页。死去的人，不是我们的同胞骨肉我们的兄弟姐妹吗？他们的苦难他们的饥饿不是我们的吗？他们的冤屈他们的难以瞑目不也是我们的吗？
人饥我饥，人溺我溺，心忧天地，谁能休戚？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他们是死去的我们，我们是活着的他们！我们得永远记住他们，悼念他们，祭奠他们。
五、最悲情的岁月，最善良的人性
人类的眼睛有一种特殊功能，有时睁得圆圆的却视而不见，熟视无睹，啥也看不清楚。闭上了却反而看得清清楚楚，看得透透彻彻，看得分分明明。所以，我的良心，我的灵魂，我的精神，常常在我闭着眼睛的时候，倍受折磨……特别是公元1990年的一个秋天，当我从施家河回来时，就不能照例让我的视力死在我的鼾声中，恰恰相反，那视线十分活跃、十分顽强，而且不断拉长撒开——从1990年拉长到1958年……——三十六·施行家河追忆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当事人，当事人的几个孩子我都采访过。不说出来都不会有人相信，人间会发生这样悲欢离合的故事，我们有这么善良的百姓。”张大发先生深深抽一口烟讲起来，施家河的故事在袅袅的烟雾中沉重而出：
1959年，施家河经历了一场历史罕见的大灾难，人称其为“五九奇荒”。1957年天旱歉收，1958年风调雨顺。但是人们不争气，都跑东跑西大炼钢铁，修洮河，搞会战，好好的庄稼收不回来，烂在地里……小河两边的榆树皮被剥光了，其他树砍了挖了拿回家当柴烧——煮榆树皮……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就有人揣上斧头刀子，提上篮子，到河滩上向那些死尸烂骨头要饭吃。
女人就叫花，男人就叫贵吧。解放那年生了一个儿子就叫解放，后来又有了一儿一女。家里吃的东西越来越少了，每到三个孩子熟睡时，花就轻轻摇起解放，给他喂两口，还叮嘱不要让弟弟妹妹知道。先是女儿饿死了，后来小儿子也饿死了。贵知道，却说：“你做的对着呢。”
“往包头跑，听说那里好一点，能跑一个算一个，你先带上解放跑，想尽一切办法保住咱家这条命根子。”村里天天都饿死人了，贵劝花跑，怕全家跑被人逮住一个也跑不了，自己有机会了再去找他们娘俩。“你就先讨要着，说不定会遇到好人的，比如有没了女人要讨老婆的，只要他不嫌弃咱，你就跟着去，这样你娘俩不就有安身的方了嘛。”不到万不得已走投无路，一个男人不会说出这种混帐话。
可是花一个没出过门没文化的女人，一听宝鸡有个宝字就带着解放挤上去了，娘俩一路要饭一路风餐露宿来到了宝鸡。当然等不来自己的男人贵，也不敢往家写信联系。后来要饭要到了一户人家，给他们母子吃了一顿热乎饭，洗了把脸。就给花介绍了一个老单身男人福，“一则你有个归宿，二则也有人帮你拉扯孩子。”人生地不熟，没吃没喝，花答应了。“只要我这孩子有命饿不死。”吃了一碗面就算结婚了，光棍汉讨个要饭的，刚好。
两年过去了，花为福生了两个孩子。福四十得子，乐得合不拢嘴，对花、解放和两个孩子都爱宠有加，可是花始终都在思念着贵，不知是生是死，人在哪里？常常做着活就哭起来。
“你联系他呀，如果他还活着，让他来宝鸡，他要领你们回去，我马上送你们走，毕竟你们是结发夫妻，你给我生了一对儿女，我知足了。贵哥来了，我就还人，我向毛主席他老人家保证。”
贵还真被他们找到了，他逃出施家河到包头，一直在一家工厂当临时工，几年来，到处打听四处托人，千方百计想尽办法寻找自己的妻儿。收到解放来信后，他立即买了些东西，坐火车直奔宝鸡。
“娃他大，你活着呀！”花见到贵一下子就不省人事了，贵和福将她放在炕上，一边一个握着她的手安慰她，三个人都泪如泉涌泣不成声，这时，解放也回来了，“大！”扑进爸爸怀里，一家人哭成一团，哭成泪的江河泪的海洋。
福高兴的想办法买来肉买来酒，让花做好饭炒好菜给贵接风洗尘，哥俩好好地干了几盅，敞开心扉胡吐心肠。晚饭后，福对花和贵说：“你们夫妻好几年没有见面了，好不容易找到了，今晚你们住在一起，好好说说话，我去柴火房睡去。”
“不行，不行，大哥，她在你这里就是你的老婆，你是她的男人，你帮我养活了老婆和儿子，我一世做牛做马都感谢不了你。”贵死活不从。那一晚上，还是花和福睡在一起。
“哥，你住上几天，就带花和解放，女儿回去，给我留下儿子留个陪伴。花是你的妻子，也是我的老婆，是你的爱人，也是我的恩人。虽然我一千个一万个舍不得让她走，但我不是不知足的人，不通情达理的人。你们回去好好过日子，不要因为我，一吵嘴心里疙瘩的，你要对花好。你要打就使劲打我。”福跪地磕求贵，要贵对花好。
“你放心，你放心。”
离别的时候，几年恩爱夫妻，花和福哭做一团。吃住情同父子，解放和福哭作一团，全村人都跟着掉泪跟着哭。为了能让花一心一和贵过日子，福忍受煎熬下了恨心不再和花通信来往。1988年，贵因病不幸辞世，临终前留下遗言，“花，把我简单打发走后，去找福，你们相伴着好好共度晚年，人家是咱的救命恩人哪，救过咱的命哪！”
叙述完故事，张大发先生不觉声音哽咽泪水满眶，用纸巾沾着眼睛。虽然这次采访过去十几年了，这篇作品写完六七年了，可是说一边就是重新经历一遍。
“真希望有人拍成电影。那样的社会把人逼成那样，世界上就有这么善良的人，就有这么美好的人性，令人感动令人垂泪。”
读者称之为“患难夫妻的真实记录，伟大爱情的尽情讴歌，真正人性的热烈颂扬。”
笔者说：《施家河追忆》最悲伤的故事，最凄美的爱情。
张大发先生
六、不写痛苦，写也痛苦，写出来不能发表更痛苦
“那几年家里不死人，死的少的不是队里的干部，就是会计，饲养员也好一点，从麦草堆里簸出来些麦粒粒，拿回家用石窝窝捣一捣，烧些清汤糊糊，就饿不死……一个媳妇，男人在水利工地上回不来，家里啥都没有得吃，就一边奶给儿子吃，一边奶给阿公吃，用奶水救活了爷孙，自己却没能活下来……在食堂给干部做饭的婆娘，手都舍不得洗，回家洗下来给家里人喝面汤……还有撑死的，国家救命粮来了，许多人生着吃，饿荒了，一下吃多了，撑死了一些人……吃了人的人还理直气壮地很，说我不吃人，人就吃我啦，不吃人早死了……我们的老百姓要求低得很，就想好好种地，能吃饱个饭。”
张大发先生如数家珍，给笔者讲述他多次到乡下采访听到的各种各样的人物实例。
“你不害怕吗？要早几年，像你这样的够枪毙几十次了，终生监禁都轮不上。”
“咋不害怕？我有几个脑袋？但是听到的越来越多了，不写很痛苦，写也痛苦。我就想，宁可写出来痛苦，也不能被憋着痛苦。”
“你就想，你活着，就是为写这本书的。总得有人出来扮演这个角色，老天爷就选择了你，出来说话，讨个说法。就是所谓天降大任于斯人。”
“有时候，我也问自己，图了个啥，付出的时间精力车马费就不说了，常常风里雪里没吃没喝。第一次听老百姓说完，晚上就爬在炕头上写，一次就写下一万多字，写着写着就哭的写不下去，冷静一下，抽几口烟，再写。好多老人都是听说了，自己找着要一吐为快，说的鼻涕眼泪的。我当时听着哭写着哭，就是后来校对，也是看一遍哭一遍。”
“是一种什么样的动力，或者说使命感，驱使你去写？我知道，写小说写诗歌都不是那么难，可是写这样一部纪实的作品，揭开解放后最黑暗的一面，直戳当政者痛处的作品，是需要胆识、胆量和文才的，还得吃苦耐劳，做好多好多奔波采访的工作。”
“这个问题，我还真没好好的想过，只是想写，告诉人们，这个世界上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死过这么多无辜的生命。让我想想，如果回答我为什么要写？出发点是什么，其实就是同情老百性。我们的老百姓给我们种粮食吃种油吃，他们吃的是啥？是麸子是油渣。我得替那些没有文化的，都认为天生就该受穷苦的老百姓说话。”
“群众对我的期盼是一种强大的外力。早在1997年，当《乡魂》发表后，读者评价说：‘是用活生生的文字，记载了活生生的的史册。他们是噙着泪水读这篇文字的。’对人民对国家的责任感和内心的痛苦则是内动力。通渭问题何止仅仅是‘通渭问题’——从我接触到它的第一天起就感觉到痛苦，不写痛苦，写了痛苦，越写越痛苦，不写更痛苦，我挣脱不了痛苦的桎栲，有时也安慰自己，没有了一点痛苦的生活那才白活了呢！于是，我还是选择了写——哪怕写了白写，说了白说。”
“三年苦难时期”造成了成千上万农村饥荒遍野，至今却成了“被遗忘的章节”。为什么很少有人问津？不正是因为害怕政治运动？害怕祸及自己和家人？怕……但恰恰是很多人“害怕”，我才毫不害怕地选择了“害怕”——对“三年苦难时期”作更深刻的探究。换言之，为了让大家，让全民族，让共和国彻底走出政治的恐慌与磨难，自己“害怕”一下又有什么呢？——摘自《金桥路漫》作者自序。
“同情老百姓！”
简单而朴素，浅显却真切的一句话。
笔者想问问，如果用枪杆子夺下政权，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伟大领袖”还有一点点同情老百姓，是不是还会说：“人多好办事，我们准备用三亿人来打核战。”如果“三年自然灾害中”饿死几百万人的当时四川省省长李井泉有一点点同情老百姓，就不会为了步步紧跟毛皇帝，说出：“哪个朝代不死人？”这样丧尽天良的话。如果那些谎报小麦亩产上万斤洋芋亩产十万斤的放卫星能手们，还有一点点同情心，就不会带领着工作组打手们挖地三尺撬炕砸缸，抢夺老百姓赖以活命的一点粮食。如果那些御用文人们那些趋炎附势的诗人们还有一点点同情心，怎么会在中华大地假话泛滥尸魂遍野的时候，写出“清清渠水日夜流，社里庄稼绿油油，谁敢说粮食不丰收，谷穗穗砸烂你的头”这样的溜须拍马之大作……疯狂的时代，省级干部要向毛皇帝献媚邀功，县级干部要完成缴粮任务往上爬，公社干部小队干部更是丧心病狂，抢打斗批。同情心死了，人性灭绝了。
“你就想，是老天爷让你写这本书的，它比任何小说都伟大都有份量，它不仅仅是纪实文学，它更是历史是碑文。一个作家一辈子有这么一本死了能当枕头的书就可以死而无憾死而暝目了。虽然你没有得到名气得到利益，但是作品就是一切。”
七、民族需要集体反思，每个国人都应铭记
“你看现在党庆也好，国庆也好，只夸这三十年的成绩，不提前三十年的错误，有意谈化刻意隐瞒。这是不对的，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不是辨证唯物主义的态度。任何文艺作品文学作品也不许触及这段历史，就是有时为了主题需要写一点，也是轻描淡写不疼不痒模糊带过，根本不能让我们今天的孩子知道那段历史的真相。我写《金桥路漫》不是控诉，也不是想给党抹黑，只想如实记录这里曾经发生过的事情，想找出发生的原因。让人们记住历史的惨痛教训，让国家发展的更稳更好，给后人留下研究这段历史的资料。让我们的孩子爱惜粮食，让我们每一个人尊重生命，多做些善事。”
“胡乔木曾说：‘客观的历史是怎样，写出来的历史也必然是怎样。’《金桥路漫》就是基于这样的认识，第一次较客观真实地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前后发生在通渭县的那段历史用文字记录了下来。因为亲身经历那个年月的大部分人还健在，他们常讲给儿女听，他们的儿女又讲给下一代听。他们喝茶聊天时有彼此讲述互相争论。”记录“就是力求做到写出的历史同客观的历史一样。所有要用文字记录下来，是因为随着岁月的流逝，那段岁月的淡化也是十分明显的。只有用文字记录下来，才能流传百世。让人们永远记住这个沉痛的教训。也是为了抢救这段历史。”——《金桥路漫》自序二
《墓碑》八十万言，《甘肃不甘》占去三万五千言，其中通渭占去两万言。《金桥路漫》恰恰是将镜头焦距在通渭的个案上，追其本相究其原因。甘肃总人口只有1300万，全省饿死人数在100万以上。死人比率最高的在通渭县，将近三分之一，70%的家庭有死人，有的全家死绝。当时被派遣去解决“通渭问题”的一个干部回忆说，他们只看到炕上、路上、田间、地头都躺着人，死人活人不分，活人没有力气或顾不上埋葬死人，他们不怕死人怕活人，因为人走在路上就可能被活人卸成八块。
在大饥荒年代发生的许多事，今天看来匪夷所思，有些看起来是笑话，但着实令人辛酸。1960年春，甘肃定西地区农村断粮，地委书记却说：“宁饿死人，也不能向国家要粮食。”在搜刮粮食的过程中，通渭县向公社下的命令是：“完不成粮食任务，提头来见！”当时的口号是：“宁欠血债，不欠粮食。完成粮食任务就是血的斗争。”说农民“藏一粒粮食，就是藏一颗原子弹。”工作组用打、骂、罚、斗的方式，到农村家里搜粮，每家挖地三尺，在一家炕洞里挖出点粮食后，大力推广经验，结果全村人的炕都被挖烂。
在正常情况下，如果遇到饥荒，或者得到外界的救助，或者外出逃荒。但是，在当时的制度下，农民没有求助和外出逃荒的权利。各级政府千方百计地对外封锁饥饿的消息。公安局控制了所有的邮局，向外面发出的信件一律扣留。为了不让外出逃荒的饥民走漏消息，在村口封锁，不准外逃。对已经外逃的饥民则以“盲流”的罪名游街、拷打或其他惩罚。从甘肃逃荒出来的，多以女人为主，结了婚的女人出来又嫁人，因为可以让男人给自己养活一个孩子。许多年轻女子嫁给陕西当地一些贫穷人家，安家落户苟活下来。虽然一些文学作品中有这段历史的描述，但以美化人性善良的手法，掩盖了民不聊生背井离乡的悲惨境遇。
要么不许说，说过去的就过去了。要么把罪责都推给毛泽东一个人，这过于简单，也不公正。中国人的这段历史错误，肯定和他的极权思想狂妄作风分不开，但是整个党，几千万人有没有责任？如果那时候的省长区长不那么见风使舵一门心思讨皇帝欢心借机爬上高位，如果我们的县长公社干部大队长还存留一点点最基本的人性，怎么会看到妇女幼童活活饿死还不给一点点粮食？如果广大新闻工作者不畏权势，持有职业道德，把各地饿死的现象及时报道及时公开，其结果会怎么样？还有，我们的百姓不那么过于善良过于懦弱，那年月，只听说干部打社员，没听说社员打干部，只听说有偷菜偷萝卜的，没听说过有抢粮食盗仓库的。有的地方社员集体下跪求留下一点自己种的粮食。
为什么？到今天没有人出来公开承认？没有人向三千六百万人谢罪？为什么当时的执行者抢粮者打人者逼人者没有人出来忏悔？为什么当时唱赞歌写颂诗的人们不出来检讨反省？就是对毛泽东保证过“亩产上万是有可能的”堂堂大科学家钱学森到死也没有听到说一句：“我错了，我的数据给中国人带来了灾难。”为什么？为什么我们的人民会盲目拥护这样的领袖这样的政党？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引以为豪的文化我们幅员辽阔的土壤会生长出这样的罪恶怪胎？为什么？为什么到今天人们还是选择忘记选择麻痹，建立起一个道德沦丧金钱至上精神饥饿的“盛世”？
杨继绳认为，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应当立上巨碑，以警后世。中国应在一切饿死人密集的县分，在饿死人最多的四川、安徽、贵州、河南、山东、甘肃、青海等省的省会城市，以及在天安门广场，建立大饥荒纪念碑。这些纪念碑不仅纪念亡灵，也是让人们永远记住这场灾难，从中吸取教训，让悲剧不再重演。
文字是永恒的记忆。人类的记忆是国家和民族赖以进步的阶梯，是人类航程前进的路标。“我们不仅要记住美好，也要记住罪恶，不仅要记住光明，也要记住黑暗。极权制度下的当权者隐恶扬善，文过饰非，强制地抹去人们对人祸、对黑暗、对罪恶的记忆。因此，中国人常犯历史健忘症，这是权力强制造成的健忘症。我立的这块墓碑恰恰是让人们记住人祸、黑暗和罪恶，是为了今后远离人祸、黑暗和罪恶。”
八、《金桥路漫》两次自费出版，全国各路人士争相传阅
从1990年开始，十五年，跑了一百多个村子，访谈了几百个当事人，上山下沟爬坡走涧，跑烂了多少双布鞋皮鞋不知道，有时没吃没喝，两个冷馍一碗水就是一顿饭，自己花费了多少车费住店费餐饮费没有计算过。几经修改十年苦耕，2005年，《金桥路漫》第一版，四十三万字出版了，在当地群众中反映强烈，纷纷给作者谈感想提建议提供更多更详尽的素材。2009年又自费出版了第二版，七十三万字。前后写了二十年，几番增删多次修改。两次共计四千册，先后为出书花费近二十万元人民币。可是书出来后，除了小部分出售后，大部分由张大发送给了自己的老师同学同事当地老乡等。更有来自广西、江西、陕西、山西、辽宁的读者写信打电话求购书。
“书写出来了，出版了，对你有没有压力，有没有打击，有没有人找你谈话找你的麻烦？”
这是笔者最为担心和关心的问题，也是电话上问见了面再三问的问题。因为我们中国向来有以文字治罪文字投狱的遗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清人徐骏有“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而被斩首。解放后的反右、文化大革命、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等无不是拿知识分子开刀算账清皮。其结果是让知识分子要么惊若寒蝉卑躬屈膝要么违心拍马粉饰暴政，不敢怒更不敢言，以保全小命保全妻儿老小安宁。别说洋洋七十万字，“罪证如山”，有时一句话，一首诗，一篇小说，也能让你入狱。让你尝尝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硬，还是你的“狗头”硬？
“没有，目前还没有。我准备好了，被开除党籍，被砸掉饭碗，更没想着挣钱，想挣钱，摆个西瓜摊子都比我挣钱。”
“那大家反应怎么样？”
“书一出来，大家都很惊讶，说没想到这家伙平时不哼不哈地，走路不和人招呼，开会心不在焉，悄悄把书写出来了。经历过那年月的老人都说‘你写得真实的很，把我们受过的苦经历的难都写出来了。’有的人看了三四遍，还有人抄了一遍。我八十多岁的老父亲边看边哭，说我写出了家史也写出了国史。我儿子也喜欢看，说我的有些细节令人不敢接受。有些读者买好几本，给家里人一人一本。”
我都没想到会引起这么大的社会反响和关注。书一到村，人人借读，生怕把书弄脏了，书皮包了一层又一层。书一进家，全家抢读，为了家人争取时间，读个通宵。有些朋友的书在案头或者抽屉里不翼而飞，可谓“偷渡”，有的一次拿几十本乃至几百本在亲戚和朋友中送读，有来电话来信求购的，有的人“辗转得到此书”“整日恶读，读的泣不成声，读后沉痛的不思吃饭。”特别感人的是一位在新疆生活了四十多年的老人为求读此书，不辞千里迢迢来通渭，他说不只是来买一本书，还想见见写书的人……
更难料及的是耄耋之年的李锐先生看到拙作不几日，就写来了亲笔信给予充分肯定和赞扬。一位陕西户县读者在信中写到：“……从未有过的文字，从未有过的史册，从未有过的激情……你用时代赋予于你的史笔，记出三面红旗背后的谎言，记录了通渭不应发生而发生的悲惨……”一位南京大学教授来电话称赞：“你应该很骄傲，因为你的书无论如何对中国社会是一大贡献。”也有人三更半夜打来电话哽咽着说：“我正在看你的书，听老人们唠叨过，没在意。一看你的书就放不下，枕巾就没干过。”——《金桥路漫》自序二11页
“我的老同学都笑着说：‘我们还准备提上酒和烟，到张家铺子（劳改队所在地）看你去呢……’襄南乡，二百一十个死，剩下八、九十个人。怎么回事？为什么？我们的老百姓为什么这么不幸？和平年代为什么会发生人相食的惨剧？史学家、政治家、文学家都得思考研究。具体的东西总得有一个人来写，来干这事，得给历史给后代留下东西，不然要招子孙臭骂唾弃呢。书出来了，到社会上了到民间了，我就甘心了。”
也有很少数人说“你不想活了”“想丢饭碗了”“脑子有病”“活腻味了”。但张大发先生说：“有所为，有所不为。仁之所至，义所当然”之事，哪怕牺牲自己的一切也要义无反顾地去做，或者这才叫责任，是真正的活人，也算得上是真正的做学问。
历史不容掩盖，不容抹杀。老革命家老共产党员李锐先生说：“对历史尤其是痛史不能回避，也不应淡化。也决不可掩掩盖盖，怕疼怕丑，忌讳多端，应该给世界和后代以真实的信息，让大家聪明一点，坚强一点。如果当代人淡忘了刚刚过去的那段痛史，那才是真正的悲剧。”（炎黄春秋2004年第一期23页）
“我还是不希望你去张家铺子，不然我来不到通渭，要不到《金桥路漫》，也没有机会吃你一顿牛肉面。”笔者开玩笑说。没有说出口的是：“张大发先生，我钦佩你这种先天下之忧而先忧，后天下之乐而后乐的”屈大夫精神，天下兴亡我有责的知识分子正义良知境界。同是真性文人，惺惺相惜，好话都放在心里。
在这里笔者还是要说一句：张大发先生，钦佩你的精神，感谢你的付出。
九、肩背《金桥路漫》回美，感动仰天嚎哭的孩子
“写文章有什么意思？折腾好半天，发表不发表都难说，就是发表了才几十块钱。哪像书法，几个字几分钟就好几千块。”
笔者和张大发先生坐在县城文化广场康师傅的太阳伞下，听在坐的一位副科级文人抱怨。他所言不无道理。写文章的肯定买不起别墅，坐不起奔驰，提不起LV，更不可能夏日安排欧洲九国游……可是退休工资只有三千多元的张大发先生能够坦然地走在通渭的大街上，能够不时和见到的熟人打招呼，接受他们没有说出口的敬意，能够随意地坐车到乡下，敲开一户百姓的院子，喝上热茶吃上便饭，更是有人围着他要和他说收成说新情况。老百姓的信任老百姓的欢迎不值千金万银吗？替他们说话为他们伸冤让死去的魂灵得以安息得以合眼，又怎么用人民币来计算？
“为什么叫《金桥路漫》？”
“书名最初叫《触摸伤痛的岁月》，后来改为《金桥路漫》，有两个意思，一，所谓‘金桥’即‘金水桥’，指乡魂北京告状的漫漫之途。二，更为重要指在人民公社这座‘金桥’上走过的漫漫之路。1958年康生有一首红遍中华大地的诗‘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桥，共产主义是乐园，人民公社是阶梯，我们建造通天梯，步步攀登上天堂。’”
“的确把三千多万人送到天堂里去了，应该叫《金桥路漫》，因为这条路是死路一条。”
“为了让我的书活下来，夹缝里生存，还不能那么明显地说。”
因为一路乡下行走，笔者身上没有携带任何美金，在提包的角落里搜刮出一个两毛五和一分的美金分币，向张大发先生介绍。“这个大的是华盛顿，这个小的是林肯。”
“我还是第一次见美币。我们中国老百姓就没有福气有这么好的总统，都是为了权力为了皇位，阶级斗争你死我活，让全国老百姓跟着家破人亡遭殃受罪。”
“所以你的奔波你的探访你的写作都是很有价值的，有份量的，无人可替代的。”
“你是第一个从海外回来要《金桥路漫》的人，我希望有更多的人知道，知道人类历史上发生过这么悲惨的事情。希望有人拍成电影，希望能建立六零纪念馆，六零纪念碑，六零纪念日。永记历史教训，永记惨重代价，引以为戒。像现在，还是用老一套，用所谓唱红歌爱国主义教育来愚弄人，像贴标语像喊口号，用红色盖上伤疤和糊住污点。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政党，不懂得不敢说‘我错了’是可怕的可悲的，虽然经济搞上去了，可是意识形态没有多少进步。我真担心，中国又会搞左的那一套。”
在天水汽车站，细雨蒙蒙中，笔者和一脸忧容一腔沉重的张大发先生告别。提醒他保重身体，继续写作。《金桥路漫》会带到美国带到海外，会引起更多人的关注，相信有一天会在海外正式出版，公布于世，让全天下的人都看到，都悼念三千万饥魂饿鬼，都思考总结那个疯狂的年月，都珍惜一米一水。都得到教育和启迪，尊重生命，关爱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不论身分地位，不论种族贵贱。让我们携手建立一个充满爱的世界。
汽车行经乡下的一个车站，笔者看见一个三四岁的小男孩，可能因为即将和外出打工的母亲分离，悲痛欲绝仰天嚎啕，泪流如瀑。这司空见惯的场景让笔者一下子感动莫名。因为这个孩子的哭，是处于本能，疼了就哭，痛苦了就嚎，不顾一切，要表达自己的悲伤和情感。
张大发先生，二十年用泪水书写用心血书写，不怕风险但求无愧，他不就是这个在雨中风中哭泣的真情率性的孩子吗？《金桥路漫》厚厚两卷沉沉万言不就是一代中国文人一位中国良知的眼泪哭歌吗？是杨继绳先生之后竖立起的另一座坚厚墓碑吗？
“你要写我，要写上我是一个好公民”。张大发先生打来电话提醒笔者。
“我要把你和《金桥路漫》介绍给海外媒体，同时介绍给国内媒体，你害不害怕？”
“不怕，怕什么呢？”
张大发先生，给人民奉献出《金桥路漫》，同时在历史上刻下自己的名字。
附件一：毛泽东秘书，《毛泽东的功过是非》作者李锐先生给张大发的信
大发同志：
尊作《金桥路漫》，收到，很感谢。
通渭县在1959年到1960年饿死了全县人口的三分之一，这一惨烈的事件被掩盖了四十多年。你用十五年时间，自费调查，写成此书。使当年“大跃进”的惨剧，使这一个县的真相，揭露于天下。我很尊敬也欣赏你的这种精神。
此致
敬礼
李锐
时年八十进八
2005年11月5日
附件二：官方大跃进口号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无雨大增产，大旱大丰收。
不怕办不到，只怕没想到。
要革自然的命，必先革思想的命。
五八年放卫星：
一亩山药120万斤，一亩棉花5000斤
一棵白菜500斤，一亩小麦12万斤
六零农民诗选，作者不详：
有粮不敢自己用，夜晚举炊犯嫌疑。
推磨唯恐磨子响，煮石又怕灶冒烟。
赶英超美百姓苦，挖来野菜无锅煮。
只为多打食堂饭，停尸冷炕装病汉。
附件三：《金桥路漫》作者张大发简介
甘肃榆中县连搭村人，生于1946年，大专文化，中共党员。现为中国樽联学会会员，中华对联文化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世界华人作家艺术家协会会员。甘肃定西市政协文史资料特约研究员。曾任通渭县政协委员，《通渭县志》副主任，续编《通渭县志》顾问和《通渭文史》主编、责任编辑等职。编辑出版《通渭文史》第一、二辑，参与《通渭人物志》的编篡和版面、版型设计等工作。编注陇上历史名人李南晖所著《慎思录》。喜爱文学，20世纪7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小说、散文、杂文、诗歌、通讯、人物传记、对联等作品。《荣辱歌》入选《“八荣八耻”歌谣歌曲汇编》，并获2006年甘肃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二等奖。近年自费出版近七十万字的纪实文学《金桥路漫》，获得许多有识之士和当地老百姓的赞誉和好评。
张大发兴趣广泛，酷爱体育，曾任通渭县业余体校教练，1985年被国家体委评为全由优秀裁判员，获荣誉证书和特质奖章。于文学创作之余，习字作画，“大作”大都送到通渭人家，为平民百姓补墙或收藏。有自嘲语：“一生修志不得志，半辈无酒常喝酒。”自勉联：“不得过处恰得过，无可为时方可为。”
退休后的张大发以“夕阳无限好，毕竟黄昏时。夜来聊自勉，不辫自奋蹄。”鼓励自己， “早晨不出门——写作读书”，“晚上不进门——找百姓聊天”。想着为人民做点事情，哪怕小也高兴。所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