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大国中，中国是唯一一个将经济增长率作为目标的。一般的国家只会盯住通货膨胀率或者失业率，而中国所有的经济政策的核心都是保增长。这个重要指标的决定过程通常极其神秘，外界无从知晓。所幸的是，迄今为止中国的记录极其优异，在大多数年份都会超额完成任务。
这和中国政府强大的资源调动能力密不可分。2015年的特殊性在于，它的增长率为6.9%，仅仅是勉强完成了官方制定的“大约7%”的任务，上一次发生这种情况还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
2016年的经济形势更加棘手，政府似乎用尽全力也无法扭转市场的悲观情绪。新的官方术语层出不穷，比如“新常态”，“供给侧改革”，“互联网+”，和“中国制造2025”。来自决策层的新术语是如此密集，有时候甚至自相矛盾，让市场无所适从。
刚刚有“权威人士”在《人民日报》的社论里让大家做好心理准备迎接“L型”的增长曲线，李克强总理就提出“S型”的发展道路；《劳动法》才强调了“保就业”和提高工人福利待遇，楼继伟部长便在两会的新闻发布会上再提“保增长”，并强调在现阶段对于劳工权益的过度保护不但会伤害企业和增长，最终也会伤害工人的利益。
而今年的财政政策更是分外尴尬：中央政府本来一直在强调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却又在近期推出了新的“四万亿”大规模城市基建的财政一揽子计划。这一切都表明，政府并没有找到新的办法保证经济增长。
多重风险
在众多的经济风险中，最令人担心的恐怕是信用风险。近些年的货币发行增速远远超过了经济的名义增速，目前估计货币发行量大约在GDP的2.5倍以上，这大大提高了资产泡沫的风险。超发的货币大都进了楼市和股市，导致两个市场泡沫越吹越大，并形成此消彼长的局面。今年一季度股市低迷，大量挤出的资金由于缺乏其它好的投资项目，对外投资又深受限制，因此又一齐涌向楼市，造成一线城市房价疯涨。
随着经济放缓，中国的债务风险也在加深。从表面上看，中央政府的债务状况似乎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其它经济实体不断增长的债务给由中央政府背书的债务负担带来不小的冲击，其中最大的风险来自地方政府、企业和银行。为了完成经济增长任务，地方政府大举借债，并利用土地财政填补亏空。同期，企业债务呈现爆炸式增长。
负债累累的企业不仅包括大型国企，也有大量的民营企业。钢铁、煤炭等行业的产能过剩局面恶化，“僵尸企业”数量增多，银行的不良资产问题也随之浮出水面。尽管中国的总负债率并不是世界最高的（不少OECD国家的负债率比中国高得多），但是债务增速十分惊人。就当前中国的发展阶段来看，其债务水平已经到了警戒线。
不可否认的是，尽管面临多重风险，中国某些部门的经济表现仍然可圈可点。过去几年的数据表明，服务业已经代替工业成为最大的经济增长点。从2012年起几乎所有的新增工作岗位都来自服务业。增长最快的部门包括金融，电子商务，娱乐和医疗。而传统的工业部门，尤其是资源依赖型工业则陷入产能过剩的陷阱。
当然，第二产业也并非一无是处——高新装备制造，通讯，新能源汽车等部门就显示出强劲的前景。这些高新工业的起步得益于国家的政策支持，同时也满足了市场对于产业升级的需求，比如今后用机器代替人力做重复性的工作将成为大势所趋。但是，这些新兴产业面临着国内外巨大的竞争，未来如何仍充满变数。
会硬着陆吗？
那中国经济会“硬着陆”吗？我们（经济学人智库）认为，在短期内发生“硬着陆”的风险是很低的。受到近两年积极的货币、财政政策的推动，我们预计2016年的经济增长将会达到6.7%，超过官方目标的6.5%。而2017年的经济增速仅会略微减缓，因为届时中共“十九大”将进行换届选举，政府势必会尽全力“保增长”。
但是，中国经济在“十三五”（2016-20）的最后几年“硬着陆”的风险仍然很高：我们估计发生概率将会高达40%。因为以中国这样的速度进行货币扩张却没有引发金融危机的，历史上还没有先例。仅存的一线希望是，中国政府能够在未来两年内推动实质性改革，引导经济逐步放缓从而避免毁灭性的急刹车。
总之，经济放缓本身并不是问题，制定不切实际的增长目标才是大问题，这意味着政府要么得不惜一切代价达成目标，从而造成经济泡沫和资源浪费，要么就年年完不成任务，给市场信心带来不必要的干扰。为了适应新的现实，中国政府恐怕需要寻求新的方式来评估发展，而不是永远在“保增长”。
（王丹 经济学人智库中国区经济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