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走进北京松堂关怀医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压抑，后来我才明白，那是第一次靠近生死分界线时的无所适从。
当时真的很想逃离。病房之间只有窄窄的通道，有些病房里住着四到五个老人。我看到的第一个场景是，一个瘦骨嶙峋的老人躺在床上，睁着空洞的眼睛，从干涸的喉咙里发出一些声响，试图引起旁人的注意。
那种场景让我清清楚楚地感受到生命的垂危，而死亡距离人间真的并不遥远。
他们的生活里已经很少有共鸣
作为长期的临终关怀志愿者，我要在这里寻找一个固定的服务对象。
我几乎第一眼就在一屋子的老人里找出了栾爷爷。
他安静地窝在轮椅里，靠窗，右手攥着半根香蕉，慢慢抬起头。看到那张皱纹很深的脸，我想起自己的爷爷。
栾爷爷的嗓子已经非常不好，每一句话我都要贴他很近才听得清。我花了很长时间依旧辨认不出他在我手心上写的姓氏；跟他交流的话题也单薄而无力，无非天气、心情和身体状况。
回应越来越少，沟通还是很难。我开始怀疑这种单向付出的意义何在。
“这本来就是松堂一年365天围绕的事情啊。”松堂的工作人员杨凤丹第一次见我时就说，“和人们所想的不同，临终关怀其实只是一件很普通的事。”
她没能给我更多意见，“他们的生活里已经很少有共鸣，很多付出就是单向的，所以很多志愿者觉得没有回应和成就感，就放弃了”。
后来我才知道，那些老人们对外界其实很依赖。每天下午3点50分，松堂的大厅里会传来通知志愿者下楼的广播。经常有志愿者到4点半才下楼，老人们会拦着不让他们离开。
平均每天会送走三到四个老人
第三次去见栾爷爷时，北京下着很大的雨。
我一边陪他看电视，一边帮他捶肩。他忽然抬起手，指着电视上的一个演员，笑着对我说：“这是我儿子。”
我认出电视上的演员是D，俯身下去又仔细地听他说了一遍，他还是重复着那句话。我愣在那里，什么也说不出来。
他却抬起头，露出一如往常的笑容，“我们是不是长得很像”。
那一瞬间我什么都想到了，却又什么都不敢说。他是哪里人？他为什么来到北京？他的家庭是什么样的？他的子女呢？他的爱情故事呢？他曾经掌握着主动权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的？
这些问题全郁结在我嘴里，喉咙变得干干的。
我感到无能为力。
在做临终关怀志愿者的过程中，心情常常起伏，无人分担。
杨凤丹在这里工作三年，平均每天会送走3到4个老人。她笑着说，“我们已经习惯了”。
她开始向我讲述不同的临终故事。当我自己也成为一些故事的见证者，慢慢意识到“临终”二字背后的百态人生。
二楼住过一个北大物理系的教授，在家属病逝后搬来松堂。老人平日里很寡言，日常只是躺着看书。他喜欢和志愿者交流新鲜话题，甚至还和年轻人分享留学经验，很受年轻人欢迎。
老教授不止一次告诉志愿者他很想坐起来。“其实他自己是知道的，可能还是不愿意承认”，在搬入松堂之前，他就已经接受过脊髓手术，再也坐不起来。
还有一位吴奶奶，年轻时是部队舞蹈演员。每周五下午，她都会坐在松堂的院子里等儿子。今年春天，在一次和志愿者的聊天中，吴奶奶突然哭了。志愿者有些惊慌，这样的情况很少见。杨凤丹告诉我，“其实是她看到儿子站在门外”。
后来，我笑着向吴奶奶问起这件事：“怎么哭了呀。”
她坐在轮椅里，手里握着半根香蕉，眼睑慢慢垂下来，什么也没说。我也舍不得问第二次。
更加鲜活的生命突然凋零
徘徊在“临终”这条生死线上的，不止是老人。
杨凤丹照顾过一个只有一月大的孩子。那个孩子在松堂最终没有挺到百日。
“当时真的接受不了”，至今提起那个孩子，她依旧红着眼眶。
“她的脑积水已经快没有了，看上去和健康的小孩真的没有什么区别。”她说。
头天晚上，杨凤丹和同事还去抱了孩子，“我们还拍了很多照片”，可是夜里护工起身打水的时候发现孩子已经过世。
松堂接收过一名19岁急性白血病的女生，当时的她已经拿到了大学通知书。
她在松堂，只住了两天，就去世了。
和饱经沧桑的老人不同，这些更加鲜活的生命突然凋零，更让人觉得无力又沉重。
“这份工作对你有什么影响吗？”我曾问杨凤丹。
这位广西姑娘低头想了一会儿，跟我说：“可能过几年我会离开北京，找一份可以经常回家照顾父母的工作。”
人生终将会有一段丧失主动权的旅程
有一天，松堂请印能法师作讲座。那里经常举办这种佛教活动。
栾爷爷坐在一群老人中间，带着笑意很积极地鼓掌，老化的双手每根手指已经直不起来，中指看得出也在萎缩。
天气很热，他穿的很多，我想帮他脱掉外套。
“有一点热。”他默契地配合我说。
讲座结束后，我推着他的轮椅上楼。快到病房的时候，他突然对我说“我想你了”，声音很响亮。
那一瞬间，我几乎要落泪。他对着我又重复了一次，“我想你啦！”
“我以后每周这个时候都会过来看你的！”我赶紧回答。
过去，我离开医院的时候都会对他这样说，但是这次格外用力，我不知道98岁的他还能听到多少可以兑现的承诺。
我意识到，我以为的单向的、无果的关怀所带来的东西，远比想象的深刻很多。任何的关怀都会留下印记，即便面对那些暮年的生命也一样。
人与人的相处总是需要付出爱的，只不过在这里，关怀以死亡为终点。
从此，除非特别紧急的事情，我每周六下午都会按时出现在栾爷爷身边。他躺在床上打针的时候，我坐在一边唱《茉莉花》给他听；他叫我带歌谱给他看，骄傲地说他以前也喜欢文艺；他说的越来越多，我听的越来越多。
很多时候，我觉得自己面对不是一位有一箩筐人生哲理要说的长者，而是一个饱经沧桑的脆弱的孩子。他坐在轮椅上，被推来推去，定时定点吃定量的食物，靠着药物维持精力，生活的主动权早已不在他手上。
人们可能要接受一个无奈的事实：在积极治疗都丧失意义之后，人生终将会有一段丧失主动权的旅程。在松堂做志愿者快一年，坚持的时间久了，我也越来越理解那句话，“临终关怀是一件没那么特别的事情”。
在我的临终关怀经历中，的确没有发生轰轰烈烈的事。
上周我去松堂，栾爷爷躺在床上打针，瘦小的手臂上绑着注射器，缠着绷带。快一年了，这个画面我还是不敢看.
窗外是呼啸而过的八通线地铁，轰鸣声淹没了我跟老人家的对话。
“我听不清。”他一边说，一边把另一只手放在我的手上。我心里一震，他的中指还是直不起来，但手心是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