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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节、诗人及其国殇反思

“端午节”又称“双五节”、“端阳节”,加上春节和中秋节,乃中华文化重要三节之一。此节是为了纪念战国时代楚国的爱国诗人屈原,为悼念亡国之恨而投汨罗江自尽的爱国日。

每到了这隐喻着国殇的日子里,民间百姓怕爱国者屈原的身体被连年饥荒而正饥渴的鱼群分食,纷纷自制米粽投江喂鱼,日后历经传说的浪漫化,米粽蔚为一项民间美食料理。而在抗日战争爱国运动四起的历史时刻,因屈原创作《离骚》诗作有成,而由重庆文人们发起将此纪念日称为“诗人节”。

诗人感时忧国,历史之心其实比节日更复杂而纠结。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华文化历史中最为动荡不安的朝代。诸侯据地为王,群雄称霸,知识人多半只能委身成为被豢养的士大夫,为称霸王权服务。然而,正直诚实的屈原,直言劝戒当时的楚怀王,以合纵连横之策联齐抗秦。事成后楚国壮大,不料楚怀王却听从小人之计而罢逐屈原。他被迫离开了首都后流放汉北,只好吟诗写作逍遥去也。没想到,听从小人之言的楚国急于扩张,最后还是不可避免地被秦国大举挥军灭国。爱国的屈原不忍见到自己钟爱的国家灭亡,最后投江自尽以明志。

当我们现在有了历史的距离回头去重看战国时代的历史,有更多的历史纹理值得反思。首先,在战国时代里,有众多知识人和士大夫,但没有一个为众国接受的真理和道德标准,王朝和知识社会过度仰赖士大夫的合众连横与权力倾轧,反而在价值和理念上莫衷一是。这种王权中心化的唯权力关系中容易让君子受难,小人得势,正义耿直的人不容易出头发言,对出仕者的评价不够公平。知识也仅能变成次要的资料系统,无能独立地在政治决策或思想道德上扮演领导角色。

其次,屈原的故事在民间源远流转,以一个爱国者的名义而成为中华民族英雄。从春秋战国时代,一路历经了宋、元、明、清等朝代,甚至随着华人移民的路线,流传到台湾、东南亚和北美等世界各地。乱世中,民间始终期待着朝廷之中理应存在着一位正义直言的英雄,就好像民间始终渴望着“包青天”在司法不彰的时代中来主持正义一样。如此这般对耿直英雄的渴望,以及对英雄受难而始终未获平反的哀矜,说不定才是民间历经千年而仍举行各种庆典背后最深刻的意涵。

一个爱国者,被放在当今那种只重视私人利益、私有财产、金钱和名利的喧嚣消费市场中,也许是一个笑话。然而,在战国时代那样人民因各地诸侯举战而导致民生凋敝、家破人亡又颠沛流离的动荡时代中,爱国者及其爱国意识便成了不可或缺的自救之道了。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中华民族这博大悠远的民族,在进入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之后,建立现代化国家的过程并不顺遂,一直在国家边界划定之间接受苦难的挑战。在时序进入二战和全球化年代后,内有各地方政府自主抬头意欲据地为王,又拉回了类似战国时代的群雄割据状态,外有超国家的经济贸易组织想以无关税壁垒的自由市场来并吞,是一个更大地理尺度的战国乱世。

除此之外,还有帝国战争时期被割据的殖民地回归问题,以及隔离了太久的殖民地意欲独立建国的问题等等。从台湾的角度观之,则是我们仍没有离开或超越上一个世纪帝国战争后对这个民族所设下的冷战框架、地理切割与意识形态紧箍咒的问题。身处在各种尺度地理划界之内的“爱国者”,若是没有一个新时代可沟通的知识系统,去建立一个可被诸国接受的新时代价值和道德标准,以超越诸侯小国的国家划界暴力,他们将可能会讽刺地重复战国乱世中屈原的命运及其国殇诅咒。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

晨昏时间飞驰总不停留,春去秋来时序轮回。看见花草树木凋零,年少岁月亦多逝去。既未趁年轻力壮时改去恶习,何不现在就改变态度。我想驾驭良马奔驰而去,请在我前方为我引路。文人屈原在不得志时,以创作楚辞来自愉,其中不乏个人身处乱世而保身的哲理与智慧。只是,我们今天所处的国家和世界,其规模和尺度已远远超过战国时代的楚国,个人化的处世之道,或许已不足够,或许已到了应该彻底改变思考路径和模式的时候了。谁说,这不正是在家家户户吃粽子、划龙舟、祭祀迎神以纪念诗人屈原的粽香飘逸时刻里,最值得爱国者你或我该深思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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