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天安门事件届满27周年前夕，BBC中文网采访曾参与主办台湾六四纪念活动的“90后”青年，以及1989年当时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王丹、在台湾的政治学者吴介民，观察在中国对台湾关系转变之下，“纪念六四”的意义。
香港受到“本土派”兴起影响，年轻一代对于“纪念”六四产生想法分歧，香港大学第二年自组纪念活动，学联代表也将缺席维园六四晚会。不同于香港以政党（支联会）为六四晚会主办方，台湾近年来都以学生团体为主。
“后来最大公约数是‘人权’，政府杀人就是不对。”在香港出生长大的樊俊朗，谈到他有份参与的2010年至2012年台湾六四纪念活动时，不同立场参与者最后达成的共识。
2010年在台湾大学校园内举办相关活动，2011年开始在台北市中正纪念堂自由广场举行六四晚会，从校园内的上百人，到自由广场最初三、四百人，成长至近千人，虽然与香港维多利亚公园举行的烛光晚会十多万的参与人数相比显得少得多，但六四对于台湾民主化以及当代台湾，仍具有重要意义。
六四与台湾民主
六四隔年，台湾发生加速民主化进程的“野百合学运”，当时的学生领袖范云说过，六四给台湾学运带来灵感及启发。
台湾政治学者吴介民透过邮件向BBC中文网表示，当时他们参与学运的一群人很关注六四，“在台湾民主化的主流叙事中，六四镇压是‘国民党威权镇压的镜像’，台湾必须抗拒国共这对孪生兄弟的统治。”
目前在台湾任教的天安门民运人士王丹认为，随着台湾与中国的接触增加，越来越多台湾人对中国产生兴趣，因此关注六四的台湾人会慢慢增加。而两岸关系出现摩擦时，台湾一些不满共产党的人，也会拿六四来批判。
“一个符号”
曾参加两次维园六四晚会的樊俊朗认为，香港的六四晚会以“建立民主中国政府”、“争取香港普选”为主要诉求，台湾六四晚会的诉求则“较为复杂”。
樊俊朗来到台湾之前，以为台湾人很知道六四，但在这几年中他发现，一些社运团体只是将六四看做“一个符号”，用来“团结大家去反抗北京的压迫”，六四晚会“渐渐成为各个反对北京政权团体的集会，给他们一个场合去宣传他们的政治理念。”
涂京威介绍台湾六四论述的转变，他说过往是以“中国人、同胞爱”的角度关心六四。2010年他们开始以香港学生的角度，单纯纪念六四，沿用香港“平反六四”的诉求。
2011年、12年这两年间，存在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抑或是以台湾身为主权独立国家，以人权的角度关注六四的分歧。2013年之后，则聚焦在人权，以反对中国打压维权律师、侵犯人权普世价值为主轴。
2012年的反媒体垄断运动使“中国因素”在社运的能见度大增，2014年太阳花运动领袖陈为廷、林飞帆当时也是反媒体垄断主力成员。
樊俊朗将反媒体垄断、太阳花等视为台湾社会运动抵抗北京专制政权的“新的符号”。涂京威认为近两年聚焦在人权，是因为主导者变成了是对“中国研究”感兴趣的人：“从人权角度，当纯谈中国，不会放这么多色彩在统独议题上，因为那不是谈六四的核心问题。”
台湾六四“难有声势”
政治学者吴介民认为，不同于香港，六四在台湾的纪念活动“难有声势”，“因为在当时台湾政治情境，批判中共，很容易落入‘反共逻辑’而被解释成是在附和国民党；而同时，台湾在民主化过程中，中共对台湾不断打压，让人对中国产生疏离感，因为一般人很难区分政权、国家、人民。”
1993年出生的台湾人吴孟璇表示不会参加六四晚会，因为六四对她来说“只是出现在课本上的历史事件”，“它发生在另一块土地上，和我的成长过程没有连结。”
而吴介民认为，台湾也需要“从社会抵抗的观点去理解真实的中国”，而不是从国共斗争、中国崛起，或是中华民族大一统的观点来关心中国。
蔡英文新政府
今年是民进党蔡英文政府上任迎来的第一个六四纪念。王丹认为“民进党政府可能会对中国民主、人权的态度表现得更直接、更热情一些。”因为民进党是以强调人权的反对党起家。
王丹说，前总统马英九执政时，每年六四都“行礼如仪”的发表谈话，却没有实际做为，“我当然是不满意的。希望蔡政府不要像马政府只是说说。”
樊俊朗认为，蔡英文应该不会和马英九有太大差别，“应该不会因为六四和中共起冲突。”樊俊朗因为想法转变，不认同纪念六四等同于推翻中国共产党专政的主流运动论述，自2013年起不再出席六四纪念。
随着卸下学生身份转变为上班族，涂京威也淡出六四纪念筹画团队，他说今年还是会参加活动，但认为新政府上台不会对以人权为诉求的六四晚会带来太大改变：“影响晚会的是中国政府，而不是蔡英文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