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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与个人崇拜

文革是一场全方位的浩劫

文化大革命整了一亿多人,被迫害致死的人数超过六、七百万。与之前的其他运动相比,文革的显著特点是,其他运动都有特定的打击目标,比如“镇压反革命”针对前国民党军政警特人员、对中共犯下血债的人员和地方豪强;“三反”针对党政机关干部;“五反”针对资本家;“反右”针对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这些运动对打击目标的判别标准未必清晰,但大致范围还是有的,谁挨整谁幸免大体上可以预期。而文革就完全不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波及每个阶层、每个领域。事实上,除了毛泽东本人,其他任何人,从市井无赖、中学教师到中南海二号人物,都成为斗争目标。首当其冲的是早已被中共打入另册的“黑五类”。这个群体是中国的“犹太人”,本来就生活悲苦,“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文革一来则如入地狱,随时随地任人凌辱,甚至被公然虐杀。文化、教育、学术、艺术界在劫难逃,有知识、有学问、有修养、有素质,在毛时代本来就是罪过。“走资派”并没有判别标准和甄别程序,只要上面没有人保,就可以交由各路“群众”揪一揪、斗一斗。红卫兵、造反派、“西纠”、“联动”、“五‧一六”、“五大学生领袖”、各派“群众组织”,都是今日革命闯将、明日反革命囚徒,其头目逞一时威风、蹲半生苦狱。彭、罗、陆、杨,刘、邓、陶,杨、余、傅,王、关、戚,林彪、陈伯达,江青、“四人帮”,这些人原都是溜须拍马的行家、落井下石的高手,文革中有的是毛的对手,有的是毛的棋子,最后殊途同归,都是文革的牺牲品。

毫无建设性反体制的群氓内乱

文革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特别愚昧,特别残忍,特别丑恶,特别下三滥。无论是对毛的崇拜仪式,还是对“阶级敌人”的斗争方式,都充满令人作呕的邪教意味。文革毫无建设性,而破坏性的国家暴力与集体暴力无处不在。打砸抢烧,抄家焚书,掘墓侮尸,无恶不作。以前的运动多少还有些章法,有所顾忌,“关、管、杀”好歹还要走一个假程序。但文革完全无法无天,从领袖到群众全都没有章法,无论是专政机器还是群众组织,行使暴力都极其随意,且一味以凌辱、虐待、折磨为能事,像坐喷气式、戴高帽子、挂重牌子、剃阴阳头、涂二花脸、跪玻璃渣、站缺腿桌子之类恶搞行径,即使在疯人院里也不多见。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陶铸、张闻天都是被折磨至死,数百位大师级精英人物因不堪凌虐而自杀身亡。讽刺的是,如果“黑五类”、“黑九类”在文革初期被政法机关关押,那反倒是一种人身保护。

制度决定论不能解释毛与文革

问题是,这样一场旗帜鲜明反人性、反文明、反传统、反体制的群氓内乱,这样一场一人登天、亿万人挨整的政治运动,毛泽东为什么能够发动得起来?进而言之,刘少奇、邓小平为什么不抵制、不反抗?林彪、周恩来为什么逢君之恶、助纣为虐?心理学上的原因大概是这样的:刘少奇存有侥幸心理,以为检讨、认错、唾面自干便可换来毛的回心转意;林彪以为机会来了,可以分一杯羹;周恩来以相忍为党、克己奉毛为金科玉律。但心理学的解释总是不够深入、不够完备。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态心理?如果丘吉尔、戴高乐、尼克松想在本国发动文革,他们的“敌人”、“战友”想必不会有刘、林、周那样的心理。

陈云曾给胡乔木出题:如果中央常委都是彭德怀那样的人,文革是否能够避免?邓小平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上也谈到类似话题,“过去有些问题的责任要由集体承担一些,……我们说,制度是决定因素,那个时候的制度就是那样。……有些问题我们确实也没有反对过,因此也应当承担一些责任。当然,在那个情况下,真实情况是难于反对。”邓说这番话是为了维护毛泽东的形象,邓认为作《历史决议》之前四千多人参加的党内大讨论和几十人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对毛泽东同志有些问题的议论讲得太重了”。

邓小平讲“制度是决定因素”,意在用“制度”和“集体”为毛泽东开脱责任。但将制度决定论用在毛泽东、文革身上是完全不恰当的。延安整风之后,毛泽东已基本不受制度约束,不论这制度是否由他“亲自缔造”。如果毛泽东遵循制度,要搞掉刘少奇,就应该通过组织程序、投票程序,至少也要装模作样搞一个程序。但毛发动文革,恰恰是撇开制度、不走程序、另搞一套才得以进行:毛先是放出江青,密谋文攻,抬出林彪,引为武助。为笼络林彪,毛发动突然袭击搞掉对毛忠心耿耿以“大警卫员”自居的罗瑞卿;批《海瑞罢官》找刘少奇密友彭真的茬子,进而端掉北京市委,砸烂中宣部,绑定“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此四人正好是首都、军委、中宣部、中办四大要害部门的实际负责人。毛为发动文革所做的这些预备动作都是中共正式制度所不能允许的。而说到底,文革本来就是一场针对“十七年”所建立、所运行的组织、机构、程序、制度、“接班人”的“大革命”,不是制度决定毛,而是毛要革制度的命,所以,用制度决定论来解释毛与文革苍白无力。

倒是邓小平的另一句话道出了部分实情,也道出了邓作为毛亲信圈中人和文革受害者的秘辛:“在那个情况下,真实情况是难于反对”。赫鲁晓夫也曾经有过类似的答案。赫氏曾在苏共会场上收到一张匿名质问的纸条:“你把斯大林说得那么坏,你当时在干什么?”赫氏假装勃然大怒,疾言厉色发出威胁,然后追问纸条是谁写的。会场一片寂静,无人承认。赫鲁晓夫说:“我当时就坐在你的位置”。毛发动文革,毛的大多数高层同僚都是不支持的。刘少奇的智商很高,他不会看不懂毛泽东亲笔加写的“五‧一六通知”最后三段话的剑锋所指,所谓“正在受到我们的信任,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这已经明明白白把刘少奇的头颅推到了屠刀之下。刘少奇是名正言顺、依法合规的国家主席、党的副主席,是有大批党内追随者的中南海二号人物,他为什么不利用尚在掌握之中的制度性资源发起绝地反击呢?邓说,“真实情况是难于反对”,想必刘少奇也曾反复权衡,最后认为:乖乖配合,老实服从,或许还有一线生机;公开翻脸,公然作对,只会倒得更快,死得更惨,甚至会株连九族。刘少奇知道,自己虽贵为中共老二,却远远不是毛的对手。一九六四年十二月,毛曾怒气冲冲地对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能把你打倒。”毛对高级同僚这种泰山压顶、生杀予夺的力量来源于何处?既在制度之内,更在制度之外。

个人崇拜是毛发动文革成功的关键

是因为毛特别凶狠,特别恶毒,特别好斗,特别会玩弄权术,谁也斗他不过吗?是因为毛天赋异禀、才智超群、英明伟大、一贯正确,因而战无不胜吗?当然都不是。毛之为毛,文革之所以能够发动且成为毛的“私人定制”,既非由制度,亦非由毛泽东的个人意志或个人品质所一意决定。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毛泽东赖以发动文革的政治狂性与魔力亦非一日炼成,更非凭一己之力所养成。一位生于山野、长于乱世、中等智商(数学考试曾得零分)、学历不高、见识不多、人品不佳、精神狂放、性格叛逆、思想偏激、山大王起家的草莽革命家,之所以在暴力革命中出人头地、出类拔萃,以至最终出神入化、超凡入圣,成为集党魁、帝王、先知、教主于一身的“红太阳”、“大救星”、“伟大领袖”,其权力之大比秦始皇以降所有的专制统治者都有过之而无不及——而这种没有约束、不受限制甚至不可批评、不许谏诤的权力,才是毛发动和领导文革浩劫的必要条件,根源于时代(长期因素)、制度(中期因素)、形势(短期因素)、事件(即时因素)的结合之中,而其中最关键性的因素,无疑是个人崇拜,是造神运动。把山大王推上神位,奉为至尊,变为“四个伟大”,这就是毛之为毛,毛之所以能够发动文革的首要秘诀。

延安整风毛泽东封神称圣,获得“最后决定之权”。他一鼓作气将王明、博古、张闻天、周恩来、彭德怀等中共大佬整到“口服心服”;毛最厉害的武器,就是个人崇拜。而延安整风作为中共个人崇拜之滥觞,刘少奇是头号吹鼓手:“天才的创造的马克思主义者”;“最正确最完全地代表了我们党”;听毛的话“革命就胜利,就发展”,脱离毛的指导“革命就失败,就后退”;谁不服从毛“就必须进行不调和的斗争”;“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舵师毛泽东同志万岁”;……这些刘少奇独创的颂圣语言一直流传到刘少奇倒台。与刘的原创性颂词相比,谀辞另类的林彪更像是刘少奇的拙劣改编者。

延安整风创立了一条潜规则,谁最会拍马屁,谁就坐第二把交椅。刘少奇以推动个人崇拜的丑陋方式成为二号人物,令许多资历、功劳超过刘少奇的人心里并不服气,比如彭德怀、林彪、高岗就不服气,柯庆施、陶铸等在延安被刘少奇恶整过的人更不服气。以掀起个人崇拜而崛起,在更猛烈更疯狂的个人崇拜中跌落,刘少奇的政治命运多少有一些自作自受、咎由自取的意味。林彪就更惨,以新科状元吹鼓手的功劳得到了“接班人”的虚位,位子还没捂热就被毛一脚踢开,他也照样没有还手之力。靠神化毛泽东而发迹者,失宠时比起其他人更无助、更无奈、更尴尬,更缺乏名正言顺抵制毛的道德勇气。“五七一工程”之形同儿戏,就是因为林彪在做完了“高举”、“紧跟”的夸张表演之后,忽然遭毛算计,即便他有心反毛,也处于自打耳光、自废武功、政治失语的困局。

阿谀者作恶,下场更惨

苏共二十大反个人崇拜,中共八大决议也提出“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但仅一年半之后,毛泽东却在成都会议上扬言,“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你反对个人崇拜,反到天上去,无非想自己独裁”。毛泽东最清楚他的“伟大”源于何处,他至高无上、一言九鼎的地位立基于何处,所以,毛不仅不习惯、不适应,也根本就不能容忍没有个人崇拜的政治。赫鲁晓夫倒台之后,毛曾替赫鲁晓夫寻找失败原因,“他就是个人崇拜搞少了”。当“大跃进”一败涂地,毛在“七千人大会”上灰头土脸,刘少奇以“人相食,要上书的”、“活人不揭,死后下一代揭”间接向毛施压,此时的毛泽东唯有通过比延安整风调门更高、势头更猛、吹鼓手更多的新一轮造神运动来扳回局面。个人崇拜是他的杀手锏,是他的必胜技。

而中共从来就不缺吹鼓手。少了刘少奇,会有柯庆施;柯庆施死了,有林彪;即使没有林彪,也还有一大批排着长队的重量级选手跃跃欲试。中央没有华东有,华东没有西南有,西南没有中南有,毛泽东在北京憋了气总爱巡幸地方,目的之一就是发掘新的吹鼓手。胡耀邦曾痛心地指出,“我们党内的确也有那么一些人,专门当吹鼓手,十几年、几十年专门搞那一套”。搞那一套的人其实都没有好下场,自掘坟墓不说,也毁坏了制度,恶化了政治,煽动了“群众”,成全了暴君,愚弄了人民。毛的文革神功就是这样炼成的。

《争鸣》2016年6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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