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六四应完结？五个年轻人这样说

1989年的夏天已经过去整整27载。1989年之后出生的他们，都已长大成年，走入社会。这27年来，内地与香港都变化急遽，天安门前的残酷记忆，在内地始终难被提起，如今，在香港也有消散之势。昨日，5月25日，香港大学学生会主席孙晓岚更公开发问，“悼念六四是不是要有一个完结？”

昨日如梦，人们忘了吗？人们还相信吗？答案仍然在年轻人身上。今天，我们和五位生于内地和香港的新生代谈谈——“六四和我有什么关系？”

胡楚颖认为，逼使中央政府承认六四，再追求“建设民主中国”，对于香港实在太过虚无缥缈。摄：吴炜豪/端传媒

胡楚颖，18岁

胡楚颖（Charlene）向来热衷参与公共事件，关心本地政治，中六的时候曾参与围堵沙宣道、声援港大学生对抗校委会。考上浸会大学之后，她担起学生会干事一职。

但她没有参加过维园烛光晚会。她始终认为六四与自己关系不大。中三时了解六四事件的来龙去脉后，Charlene觉得无法取得共鸣。她发现1989年牵涉的中共权力斗争及群众示威比想像中复杂，亦顿时觉得人民能够改变共产党的机会很渺茫：“我觉得党离自己很远。”

“回归之前，大家都会对中国有幻想，即使中共接管香港后也会繁荣安定，甚至有民主的一日，但是经历过八九六四，大家对中国的幻想都幻灭了。”她认为上一代有很多人仍然抱有“大中华情意结”，但是对于现在年轻一辈而言，比如她，对这个政权已完全失去信心的时候，再纠缠于逼使中央政府承认六四，再追求“建设民主中国”，对于香港实在太过虚无缥缈。

抱着这种立场，Charlene从来没有参与烛光晚会，亦希望香港人从幻想中醒过来。Charlene认为与其回望历史，倒不如聚焦香港，实在地关注土地问题、工商勾结及劳工议题，从而达致改变。她说，“六四事件只是提升大家政治关注程度的其中一件事件而已。”

各大学学生会目前仍在讨论联合一起，在中文大学筹备六四悼念活动，Charlene亦是筹委之一。她认为，这悼念只是给大家情感上作一个“缓冲”：“有些人还是会觉得自己是中国人，但是当现在所有幻想都幻灭的时候，他们没有宣泄的地方，感情上可能会有失衡。”Charlene说，期望借缓冲的机会，让大家思索下一步该如何走。

黄子恩感觉在当下香港，找不到一个适合自己表达六四看法的渠道。摄：吴炜豪/端传媒

黄子恩，21岁

黄子恩生于1994年，她从小听父母提及六四，初中时期，爸爸播放了以前录影的新闻片段，她第一次看见王维林孤身面向坦克的画面，顿觉震撼，“很难以置信，很震惊及愤怒”。子恩说，她无法理解为何一个政府会这样对待人民。

不过在当下香港，子恩找不到一个适合自己的表达渠道。大学一年级时，她去过一次维园烛光纪念集会，对于晚会的模式充满疑问。她认为支联会的悼念流于形式，“即使并非每年去都会知道程序无变，不外乎举烛光及唱歌。”而晚会之后，大家脱离了情绪激昂的氛围，“到了六月五号都会恢复正常”。她坦言，自己无法透过这些仪式产生共鸣。今年去不去维园烛光晚会？子恩很犹豫。

近年，身边不少同龄人另起炉灶悼念六四，子恩也不认同他们，她不明白为何大家要分开行事。“在争取平反六四这个目标上，集结力量是重要的。”子恩也观察到，现在不同的人都想借着纪念六四，加入不同的政治议题，在这个政治形势复杂的环境，她好像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场合表达声音。对于香港大学学生会主席孙晓岚的言论，子恩并不同意，她认为悼念六四始终有其意义，否则前人都不会坚持廿多年：“可能不会有即时效果，但是如果不回望历史又怎能展望将来呢？六四始终是一件大事。”

凌韵邦希望，悼念六四不只停留于感性层面。摄：吴炜豪/端传媒

凌韵邦，24岁

凌韵邦（阿邦）生于深圳，在内地的学习环境，老师完全没有向他提及过六四，阿邦记得以前读书都是背诵国家改革开放有多好，直到阿邦13岁的时候，一家移民到香港，他才开始反思自己所学的历史。

“内地的教育都是一面倒，我到中三的时候开始质疑以前学的是不是真的。”中四那年，阿邦在学校课堂真正认识六四，透过展览、课堂播放的片段，填补以往空缺的记忆。“知道六四是怎样一回事时，我有一种无奈、伤心的感觉”。17岁那年，他第一次主动去参与维园烛光集会。阿邦认为，集会的意义，就是提醒出席者不可忘记那段历史。

在香港生活了十年之久，阿邦现正在荃湾浸信会牧爱中心做活动助理，探访㓥房户和独居老人，服务街坊。从读书到工作，阿邦越来越喜欢这个城市，更认为自己已经成为真正的香港人。但他承认内心有不能言喻的矛盾感。“我不得不承认自己的确拥有中国文化，但是我不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政权）。”雨伞运动期间，阿邦在金钟静坐占领，他真切地认为“首先要守住香港”，在这个时代行动及反抗是无可避免的。

阿邦希望，悼念六四不只停留于感性层面。“参与支联会的烛光晚会有短暂的激昂感觉，但是激昂过后如果没有其他行动支持的话只会剩下无力感。”他的父母都不热衷谈论政治，但他很想今年多了解社会上其他有关六四的集会活动，透过思考别人的观点，刺激改变。对于同辈人孙晓岚问及“悼念六四是否要有完结？”阿邦认为，始终绝大部份人对于国家都有情意结，未必可以那么轻易放弃悼念，他反问说：“有什么方法比悼念更好？始终这是一个渠道去提醒大家六四这件事。”

邓卓儒希望将六四这个记忆传承下去，从中四开始，每一年都有参与支联会的烛光晚会。摄：吴炜豪/端传媒

邓卓儒，22岁

受爸爸影响，邓卓儒（Heyson）在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已经认识六四事件，爸爸更会主动播放一些关于六四的歌曲、电影，以及纪录片，比如《“六四”是怎样的一回事》。Heyson说他的家庭很崇尚民主自由，他比一般小朋友更早认识独裁的概念，更早了解到六四事件，“爸爸经常提及，作为中国人不可以忘记六四。”

Heyson希望将六四这个记忆传承下去，从中四开始，每一年都有参与支联会的烛光晚会。“记忆是对抗极权的唯一方法，而遗忘是最不要得的事情。”Heyson认为，参与烛光晚会的意义一直以来都没有改变，就是希望做到世代传承，成为“大陆看得见的幌子”，他笑言：“其实大家都是靠吓，中共吓我们，我们也可以吓它，如果大家坐在这，举烛光，中共就会知道仍然有很多人记得六四。”

为了守着这个记忆，Heyson曾经尝试过不同的方法。在中六的时候，Heyson参与烛光晚会的期间接到支联会支青组的单张，他想了解社会及中港民主情况，所以毅然加入了支青组，希望增加见识。Heyson记得以往摆街站的经历，“我希望别人关注现时中国维权人士的状况，就算六四过了，有很多支持六四、伞运的人士在中国被捕，但是其实很少香港人关注，所以想带出这些事情让更多人知道。”

然而，参与了六年烛光晚会的Heyson观察到参与人数有下滑趋势，所以他曾在支青组主张文娱化的纪念活动，希望将六四这个议题软化，让更多人知道。“其实烛光晚会可以不搞，如果民意觉得烛光晚会过时，倒不如搞一些能够入屋、新鲜的活动，甚至之后取代烛光晚会。”他认为分享会、放映会、音乐会、读书会可以是一些新模式，引发大众关注。读电影的他在任支青组期间曾举办许鞍华的《千言万语》、张婉婷的《玻璃之城》放映会，成功吸引参与者讨论。对昨日孙晓岚的言论，Heyson也有留意，他不认同人们停止悼念六四：“即使本土派也有悼念六四，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而已。”

内地留学生林月明(化名)认识到六四事件的真相，但仍然感觉27年前的事件与她有莫大距离。摄：吴炜豪/端传媒

林月明，27岁

林月明出生于天津，曾在北京媒体公司担任编辑一职，去年8月来到香港修读硕士课程，今年7月就会返回内地。在香港匆匆走过一年，月明了解到香港人实在与内地人不同，在她眼中，香港人敢说一些内地人绝对不敢说的话，敢做一些内地人想也没想过做的事情。而对于六四，月明是抱着回避的态度。

月明的父母经历过文革，两人属于“逍遥派”，即是远离政治中心，“过好日子，不谈政治”，月明就是在这样的家庭成长，自小从来不参与政治，不谈，也不问。关于六四，月明在内地生活的时候只有一个很模糊的概念，只知道当年很黑暗，学生在争取一些普世价值，仅此而已。

然而，她在25岁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了傅高义的《邓小平传》，一读之下开始了解到历史的真相，拼凑了零碎的认知，看见一幅较完整的图画。“我看到事情如何发酵，就像看电影、读故事一样，我能够体会他们的感情，但是还是有莫大的距离感。”在香港读书的期间，月明接触多了香港的政治议题，相比中国的黑暗面，她反而对香港更有兴趣。

“六四有点过去了，若说对中国的政治影响，它其实已经是closed file（结案封存）的状态。我觉得不值得去争取。”月明淡淡地说。她解释说真正了解民主的人不多，有些人只是见到它的光环，但其实每一个制度都有其好与坏，她实在无法想像如果中国推行民主，情况会怎样。其实，月明在香港的时候会与老师及同学讨论时事，“因为在香港有安全感，回到内地要慢慢改掉这个习惯，要很谨慎，很谨慎。”被问及对于孙晓岚的言论有何看法，月明认为现在停止悼念六四，对于香港而言是言之过早，同时她也观察认为，绝大部分香港人都不会这样想。

（为尊重受访者意愿，文中林月明为化名。）

（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