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17号在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开庭的夏霖案，注定是中国司法史上的一出闹剧。
夏霖案因郭玉闪而起。民间智库传知行创始人郭玉闪，当年曾千里驰援陈光诚，从而激怒有司，终于在2014年10月遭“秋后算账”，被北京警方抓捕，罪名是策划声援香港占中。律师夏霖受托为郭玉闪辩护，但仅一个月之后，夏霖即步郭玉闪后尘，也遭北京警方抓捕。
在国内外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去年9月，北京警方不得不以“取保”之名释放郭玉闪。夏霖却依然身陷囹圄，只不过罪名有了变化，变成所谓“诈骗”，有如郭玉闪的罪名一度变成所谓“非法经营”。很清楚，无论所谓“非法经营”，还是所谓“诈骗”，都无非构陷手法而已，都掩盖不了政治迫害的底色。
这就注定了有司今天的尴尬。在耗时17个月，花费公款无数之后，17号夏霖案开庭，控方居然不能提供任何物理证据；所谓赌博，除一人外，也没有第二个证人证言。郭玉闪在随后致法官易大庆的公开信中，对庭审中的种种荒诞情节，有详细披露：
一、控方不能确认所谓诈骗案涉案金额。起诉书指控夏霖骗取王某、方某、罗某及一家投资公司共一千余万。律师当庭质疑控方：一千余万，到底是1千999万还是1001万？控方居然沉默以对。
二、控方认定所谓诈骗金额的去向是归还赌债及个人挥霍，却没有证据。律师当庭追问，控方的回应只有逻辑推导：在2014年世界杯期间借钱，可以认为就是赌球。
三、检方没有全案移送案卷。2015年5月份案子进检以后，夏霖向“负责督查公安机关是否违法办案”的检察院提交了两份控告书，控告警方出于政治原因构陷迫害，同时控告警方刑讯逼供。这两份控告书所涉事实，检方不仅没有查证，而且没有提交给法院，这明显有“隐匿证据”之嫌。
四、夏霖在开庭时要求涉嫌“隐匿证据”的检察官回避。依据法律，对检察人员的回避申请应由同级检察长做出决定。法官一再驳回回避申请，但拒不说明驳回决定是否由检察长做出。
郭玉闪罗列的这些情节是致命的，庭审之毫无权威性和严肃性可言，已无可争辩。这不只是儿戏法律，暴露了有司对法律的轻蔑；更可怕的是，公检法配合默契，彼此几乎没有制约，让人不禁联想到“公检法联合办案”这一文革幽灵。很多人言之凿凿地断言文革不可能重来，文革当然不可能原样重来，但局部复活并非不可能，这种“公检法联合办案”，不就是其中一种么？
不过话又说回来，庭审固然荒诞之极，但我并不认为这有多重要。在我看来，无论装模作样的庭审，还是庭审之前长达17个月的侦查，其实都多余，都是对司法资源的浪费。关键在于，案子一开头就错了。作为夏霖案起因的郭玉闪案，是众所周知的错案，郭玉闪从不曾策划声援占中，以致于警方不得不中途变更罪名，但新罪名仍不能成立，最后不得不放人。被错案株连的夏霖案，显然一开始也错了。现在已经得知，所谓赌博唯一的证据，是庄家周某的证言。这证言是周某在被警方羁押状态下做出的，真实性颇为可疑。更重要的是其中一个细节：周某因夏霖案株连，在成都被捕带到北京，警方将他的电子设备送去鉴定时，写的案由就是“涉占中”，这足以印证夏霖案与郭玉闪案的关联度，印证夏霖案纯属政治迫害。
既有迫害在先，即北京警方违法在先，所谓案情就不重要了。迫害在先、违法在先的北京警方，就构成了跟夏霖冲突的当事方，就无中立可言，无客观公正可言。其后一切行为，无非是跟夏霖冲突的延续，其后所谓案情，无非为了证明警方迫害有理，即属于警方为了掩盖一个错误而犯下的更多错误。为北京警方无条件背书，依据他们为掩盖一个错误而犯下的更多错误来给夏霖定罪，司法史上很难有比这更荒诞的事。
夏霖案开庭之前，当局曾宣布重启聂树斌案，并扭转雷洋案的方向，试图多少为中国法制挽回一点体面。但这有什么用？一个夏霖案，马上就把所谓法制打回原形。不取消夏霖案，宣布夏霖无罪同时问责犯错在先的北京警方，不止17号的庭审是出闹剧，中国的所谓法制就都可能是闹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