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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争议的两个极端

香港本土主义兴起,甚至港独思潮也成为年轻人秘而不宣的共识,这是中共撕毁香港的双普选承诺,以及近年破坏一国两制与港人治港,以至大规模以中共权贵殖民的必然结果。然而香港的民主派当中,却有一群僵化的爱国民族主义者,他们就有如台湾的统派,虽然仍坚持“爱国不爱党”,却在爱国与民主之间,选择了爱国高于民主,于是当市民的想法改变,他们不是尊重市民的选择,而是高高在上要“教育”市民“爱国”,如三年前的支联会常委徐汉光,连天安门母亲丁子霖也辱骂一番。

八九民运所追求的,是中国走向民主、自由、人权与法治;所谓“爱国”,从来不是民运的“目标”--难道八九民运前的中国人不爱国吗?当年的学生运动之所以搬上了“爱国”大旗,实际上有两个原因1. 希望感动到其他中国人支持民运,以击破中共说是“别有用心”或者“勾结外国势力”的讲法2. 天真幻想中共也是爱国的,因此拉上爱国,可以勾起中共领导人及军人的同情心,而不会血腥镇压;历史说明,即使拉上爱国,民运仍然难逃镇压的命运,不少中国人仍然坚信党领导的国,也因而相信什么外国势力论,说明“爱国不爱党”,其实行不通。

因此“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当中“爱国”二字,有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只是当年的人所决定用的招牌,根本不是什么“神圣不可改”的名称;如果真正尊重民主,为何不许后人废除或者改动?究竟违背民主精神严重,还是不提爱国与“建设民主中国”更严重呢?

由于老一代坚持不变,也由于对“支、教、民”集团的反感,年轻人则从质疑到反叛,变成全盘否定六四晚会,甚至口出恶言;港大学生会会长“画句号”的失言,以至树仁学生会编委会总编辑吴桂龙“鸨母龟公论”,则令六四争议从一个极端去到另一个极端,再次反映了香港近年的政治问题,一直脱不离“中国传统”--用语最恶毒,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批判华人酱缸文化之一,就是用语恶毒下流,这说明“爱华夏不爱中国”、“爱华夏文化不爱大一统”,如不去除华人文化的恶习,改以黄仁宇所主张的“西学为体,中学为用”,最终还是由一个毛泽东,变出另一个毛泽东--未掌权之前的毛泽东,即争取“湖南独立,自决建国”。

支联会说“建设民主中国”是香港人的责任,意图混入爱国主义,把“建设”的僭建到香港人身上;于是另一个极端则出来反驳,以亲共五毛或“自带五”的“中国有民主时要消灭你小香港”等言论,来说明“中国有民主更恐怖”;真正的问题是,中国有民主,比起中共瓦解更难,看看北方的苏联瓦解也要走回头路,变成如今普京的极权俄罗斯,当了解以今日中国在多次错过时机后,想走上民主自由的道路,是非常的困难。

然而如果中国真的有民主,以中国之大,人民数量之多,省籍矛盾之深,国情之复杂,以至最简单的道理--民主国家的政权根基,远较独裁警察国家薄弱,当说明无论香港人的国家认同是什么,拥有一个民主中国为邻,必较一个独裁者帝国为好。香港人没有责任去建设民主中国,或也没有能力去建设民主中国,但无论以任何角度来看,都应该欢迎中国大陆的民运人士,能成功争取民主中国--这拥有核子武器的国家,其政权能有选票制衡,对全地球的人类都是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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