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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记忆操纵

(博谈网记者周洁编译)本文译自英国《卫报》2016年6月8日刊登的Ian Johnson(中文名张彦)的文章,题目为“中国的记忆操纵”。译文有删节。

1984年当我第一次来到中国的时候,我和在北大一起念书的外国同学经常用一本旧的指南,《纳格尔百科指南:中国》(Nagel‘s Encyclopaedia Guide:China),来玩游戏。这本指南于1968年在瑞士首次出版,里面描述了法国外交官和学者参观过的重要文化遗址。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是他们收集了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初的信息。换而言之,就是在毛刚刚发动文革,在中国各地摧毁了数以万计的礼拜场所和历史遗址之前。我们会在上面找一处在北京的遗址,然后骑自行车去看看那里还剩下什么。

我记得有一次是去找五塔寺,它建于15世纪后期,在一个巨石平台上有五座小塔。纳格尔说大多已经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动荡中摧毁了,但是那五座塔依旧在那里。我们1980年代的北京地图显示那里什么都没有,但是纳格尔引发了我们的兴趣。它是否依然存在?

我们骑着自行车,沿着白石桥街而下,试图把纳格尔的老北京地图叠加到我们那张后文革时期苍夷的北京地图上面。最后,我们只好停下来问。经过多次的努力无果之后,我们被带到通过一家工厂的大门,进入了该寺,它就隐藏在后面。所留下的是那个大石台,上面有五个石塔。塔顶的瓦片已经脱落了,带有题字和装饰的石板被砸后躺在地上。到处是野草丛生。尽管如此,我们带着惊奇感走过这个地方:这里已经在当今的地图上消失了,然而,它依然存在。在此,感谢我们的奇指南,简而言之,我们看到了中国的历史——过去和现在。

观察中国,有时需要像纳格尔的那种“镜头”。我们徒步在中国城市的大街小巷,驾车经过它的乡村道路,参观误导人的景点。一方面,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存在着几千年丰富文明的国家,然而,一种无根的感觉包围着我们。中国的城市看上去不老。在许多城市,存在着文化遗址和斑斑古迹,混杂在混凝土的海洋里。当我们以古塔或狭窄胡同的方式与过去交会时,做一点点的调查就会发现很大一部分是重建的。如果你回到今天的五塔寺,你会发现一个被完全翻新的寺庙,没有一砖一瓦显得格格不入。那个工厂已经被拆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公园,一堵墙和一个售票厅。我们可能站在一个古老的遗址上,但是历史性的物质是如此的稀缺,仿佛它已经消失了。

它告诉了我们这是怎样的一个国家?乐观主义者感到了一种活力——这里,最终,是一个与事物友好相处的国家,而世界其他地区要么停滞不前或是向前迈进。说这个的总是带着惊奇和敬畏。这一时代奇迹的顶峰是在2008年奥运会到来之前不久,当时西方媒体在试图对中国的崛起/改造/复兴赞不绝口。典型的是《纽约时报》的一名建筑评论家,他在2008年抵达北京之后兴高采烈地谈到“无可避免地感到你正在通过一个通向另一世界的门户,一个强烈拥抱变革并令西方国家望尘莫及的地方”,并总结道“人们不禁要问,西方国家是否永远都赶不上”。

其他的情绪都比较模糊。我所经历的最直截了当的感觉是:这个国家已经被彻底湮没了,然后重新创建它的过去——它还可以被信任吗?是什么在如此困扰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和一个文明,以致它对于自己的历史仍然深深的不安?在中国,人们赞颂历史。普通老百姓一有机会就会告诉你他们有五千年的文化。而对于中国政府,历史是它现在合法性的基准。但是,它也是一头潜伏在阴影中的野兽。

在受共产党统治的中国社会,历史的作用之大怎么说都不为过。共产主义本身就是基于历史决定论:马克思的观点之一是世界正不可阻挡地走向共产主义。列宁和毛泽东这些制度的建立者以此来证明他们暴力夺取政权的合法性。在中国,就历史的作用而言,马克思主义被置于古老的思想之上。每个继任的王朝写下了它前一朝代的历史,而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意识形态——现在通称的儒家思想,是基于从过去当中去找到执政的理念,并以有德行的统治者来效仿它们。表现很重要,但是它主要是作为历史的判据。

这意味着最好把历史保持在严格的控制之下。在2012年上台成为中共总书记后不久,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在中共的官方报纸《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一篇关于历史的重要讲话中重新强调了这一点。习的父亲是一名中共元老,帮助建立了政权,但与毛发生了冲突,并在文革中受到迫害。一些人认为习或许会用一个更多批评的眼光来看待毛时期,但是在他的讲话中,他说,1970年代末期开始的邓小平领导下的三十年改革不应该被用来“否定”毛领导下共产党前三十年的统治。

习不愿否认毛时代,没有明说的一个原因是毛不只是中国的斯大林。苏联能够抛弃斯大林,因为它还有列宁可以依靠,来作为它的开国元勋。对于中国共产党,毛是斯大林和列宁的合体;攻击毛及毛的时代,就攻击了这个共产政府的基础。毛1976年去世之后,文革结束。五年后,中共发布了一个决议,谴责那个时代以及毛在其中起的作用,但是也通过宣布“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来终止对毛的进一步讨论。

但是在更广泛的层面,历史尤其敏感,因为在一个共产国家的改变往往是从历史受到挑战开始的。例如,在1980年代,历史研究纪念演变成了揭露苏联的过去进而削弱了苏联的社会运动。今天的中国比戈尔巴乔夫时代的苏联更强硬,但是记忆依然逃脱了政府的掌控,历史构成了对该政权合法性的挑战。尽管历史,顾名思义,是指过去,它也是中国的现在和未来。

被压制的历史?

中国的城市是鬼城。不是在房地产意义上的那种感觉——过早地建造了庞大的建筑群,空置在那里,摇摇欲坠——虽然有些是这样。而是,这个国家的城市中心是建立在一个被抹杀了的过去之上,只是有时通过听上去奇怪的街名、公园名和地铁站名穿越进入现在。

在北京,象全国各地众多的城市一样,街道都往往是以已经不存在了的事物命名,幽灵般的标志性建筑(如城门、庙宇、牌坊)和被遗忘的历史事件。例如,外交部位于朝阳门外。往西仅仅几百米,街名变成了朝阳门内。二者之间是二环路。只有当你意识到二环路是建造在北京市的城墙遗址上,才会明白这些街道的名称。当初在那里有一个通道——朝阳门。北京的城墙已经变成了一条高速公路,朝阳门变成了一个公路交叉口。在那里,除了街名还存在之外,没有什么会提醒你朝阳门或城墙这些特别的建筑。

想要淡化该现象的怀疑论者总是可以说其他地方也这样。有的人可以说所有城市都有居民区或街道以除了历史爱好者外早被人们遗忘了的人物或事件命名。这当然是真实的,但是在中国,文化的错位更大,对记忆的壁垒更高。中国确实有在线的百科全书,以及解释北京历史的书籍。有些甚至销量良好。但是这些是被严重编辑过的,要求的文化知识是今天绝大多数中国人所缺乏的。回到1990年代,仍然有可能发现公民活动人士为保留古城而抗争,因为这对他们有意义。现在,几乎没有真正的北京人住在古城里;他们被迁到了郊外,被农民工取代了,而农民工与这个城市的过去没有联系。这座城市有它的故事,但是对绝大多数的居民,这些故事是谜。

另一个区别是,纪念过去的努力常常是带误导性的,或是非常零碎,以致被认为是毫无意义的。例如,在历史遗址,几乎所有的斑斑古迹讲述的是部分的历史,或者是彻底的谎言。例如,在外交部以东几步的东岳庙。正面是一块石碑,上面称该寺自1961年以来一直是国家重点保护古迹。在墙上还有一块匾额,给出了一些更多的细节,解释了这座庙在元代(1271至1368年)是如何建造的,以及该庙是一个重要的道观。

在现实中,这座寺庙在文革中被完全烧毁了,其神像被焚烧,或是被运到仓库里,在那里被销毁。现在该寺的大约50座雕像中,除了5座,都是新的。这5座旧的雕塑是属于另一座寺庙——三官庙的。1970年代末毛时代结束后,这些寺庙重新开放。东岳庙的雕塑已经找不到了,因此只能用来自三官庙的雕塑。三官庙仍然被一个政府办公室所占据。

参观者们也完全不会了解到在文革期间,该寺的面积是如何大大地缩小,因为那里被军事和公安机构占据了。当毛时代结束时,他们腾空了该寺的中央核心部分——就是今天看到的三个院落和建筑。其余的被公安局占据,直到1990年代,并最终被拆掉,于2000年代初变成了商业地产。其余的结构几乎没有作为寺庙。当军事和公安机构迁出后,文化部搬了进去,把该寺庙变成了一个民俗文化博物馆。直到经过一场长期的斗争,中国道教协会于2000年代初重新夺回了部分的控制权,但仍然必须共享空间。

当然,那块匾额完全不解释这个。相反,人们得到的印象是这座寺庙始终是中国有八百年历史的伟大遗迹。我勾勒出的这段历史不一定就是这样,也不是基于坚实的文件证据,而是我通过过去二十多年对该寺的观察,以及与现在在那里工作的道士们交谈重整出来的。

重造的历史

中国共产党不只是压制历史,它还重新创造历史为当前服务。在中国,该党在文革中几乎接近自我毁灭,导致了拼命寻找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起初,主要是经济上的,但是1989年6月在天安门广场屠杀亲民主抗议者之后,中共开始更积极地把自己宣传成中国文化传统的捍卫者。

它开始这么做的一种方式是把自己定位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者,这一名词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采用的术语。“世界遗产”是指物理结构,如长城或故宫。相对于“世界遗产”,“非物质遗产”包括音乐、美食、戏剧和典礼。

迟至1990年代的中国,这些传统仍有一些被贴上“封建迷信”的标签。例如,传统的葬礼受到广泛的阻拦,但现在被列入政府的非物质文化名单。只在道观里道家仪式上演奏的宗教音乐也是如此。

自从2012年11月上台以来,习近平把自己罩上传统的衣钵,比1911年帝制垮台以来任何的中国领导人都彻底。习的意识形态计划包括明确地拥抱传统伦理和宗教意象。

2013年,根据当年12月5日的新闻报道,习参观了孔子的故乡曲阜,拿起了一本《论语》以及孔子的传记,称“我想仔细读读这些书”。第二年,他成为参加纪念孔子诞辰的第一位共产党领导人。他在国际儒学联合会上发言说“要认识今天的中国、今天的中国人,就要深入了解中国的文化血脉,准确把握滋养中国人的文化土壤。”他的典故已经变得如此之多,以致于2014年5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整版来展开解释。

在习担任中共总书记后不久,传统的修辞开始主宰中国城市的公共空间。例如,在2013年年中,巧妙借用中国传统艺术的海报出现在中国各地,引用的这些图像指向了“中国梦”。

中国梦是习近平对全国口号工程的贡献——每一位领导人都至少有一个。大多数指的是深奥的理论,如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相比之下,习近平的想法易于理解——谁没有梦想呢?该口号将与许多目标联系在一起,包括民族主义和中国飙升到国际领先地位,但是在国内,其图像几乎总是和传统文化与美德联系在一起。

在中国,最传统的宣传是一种疲惫的外观:通常是红色的横幅上用白色或金色的字告诫人们要遵循某条共产党的政策、配合普查或令本地区更加美丽。然而,中国梦的海报色彩鲜艳、明亮、可爱。其中许多采用了泥人张的泥人雕塑绘画。传统上,这些泥人展示了日常生活和宗教生活场景,或是娱乐,例如来自京剧的人物,或是像关公这样的神。

最有名的中国梦海报是一个泥人张雕塑的胖乎乎的小女孩,支着脑袋在梦想。下面是一首合并了个人与国家梦想的诗:

啊中国

我的梦想

一个香香的梦

这首诗的作者是一清,谢柳青的笔名。谢是《汉语世界杂志》编辑、中国名博沙龙的负责人。中国名博沙龙是在宣传部官方网站上注册的一个博客,主要涉及民族主义问题。谢也写话剧和音乐剧,所有都是赞美中共的,尤其是毛泽东。他基于大的历史事件写的几十篇文章已经发表,被制作成电影或电视节目,或被搬上舞台。中共主要的意识形态杂志《求是》刊登了他的一些博文。

在一个层面上,谢可以简单地被看作政府的共产党员,为政府最新的运动造出材料。但是当我2013年去见他时,他的故事变得更加有意思,显露出中共在2010年期间为了创造一个可以将传统的共产主义与传统价值联系在一起的意识形态,所使用的精湛的宣传技巧。

谢邀请我去他的办公室。结果这是在北京鄂尔多斯大酒店里的一个房间。我很惊讶地得知谢没有一个适当的政府办公室,他不是我之前想象的政府官员,而是一名自由职业者。我们聊了一会儿,他告诉我他来自毛泽东的家乡湖南省。谢大部分的工作是关于毛的,他说毛是现代中国的英雄。“你可以批评他,但你不能否认他的重要性”,谢说。“我坚信这一点。”

红旗出版社的编辑张佳斌(音)加入了我们。这家共产党的出版社刚刚印刷了一系列的海报及谢的诗歌。谢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纪念中国梦海报的短片。在片中,谢解释了他是在北京郊区怀柔的一个展览上看到那尊胖乎乎的小女孩雕塑。他在网上发布了配有他几行诗的照片。

2013年年初,当政府机构文明办正在计划一项推动习近平的中国梦想法的运动时,他们看到了谢的诗,以及那些雕塑的照片。谢与那些官员见了面,他们群策群力,想出了采用众多传统文化的形式,包括农民画和版画,来推广该运动的想法。

“他们说,嘿,我们需要更多的诗,于是我就快速地写了出来,现在已经贴出来了”,他在视频结束时说。“预计是(贴)6万公里,中国的高速公路就是这么长的公里数——我们开玩笑说,每一条路的每一米都会贴上。”

这毫不夸张。要避免看到这些海报都很难。这些海报有的是提倡传统价值,如孝,其余的是对中国共产党的完全钦佩。有的只是提倡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所有都展示了:对于今天的政府,没有比历史更好的盟友了。

原文China’s memory manipul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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