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长发脾气，外国记者该反思？

中国外长王毅最近访问加拿大期间，加拿大女记者就中国人权问题提问。尽管问题是提给加拿大外长迪翁的，但王毅取而代之，强势回应，怒斥记者的“傲慢与偏见”，其情绪化的反应引发广泛报道和评论。尽管不少西方舆论认为王毅失态，中国官媒却为王毅背书，痛批西方媒体“折腾人权那点事儿”，警告它们“做些反思吧”，否则“与中国的冲突必将越来越多”。中国官员对西方记者的防范和敌意，折射了什么样的价值观？从当年风度翩翩、以柔克刚的周恩来，乔冠华等外交大家，到后来咄咄逼人、强势高调的李肇星和王毅等外交官员，中国外交风格是否有所转变？

参加讨论的嘉宾是：美国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Robert Daly）先生；北美“世界日报”副总编魏碧洲先生；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

陈破空认为，王毅对加拿大记者发飙，主要表现看国内和党内看。目前的中共，保守派、强硬派、鹰派占据上风，原本相对温和的王毅受到极大的内部压力，极可能，眼看官位不保，干脆豁出去，表演一回“强硬”。王毅“训斥”加拿大记者，几乎每一句话都是错的。比如，说“你没有发言权，而中国人有发言权。”说人家没有发言权，是妨碍言论自由，从国内妨碍到国外；说中国人有发言权，是天大的笑话，中共封锁互联网，就是剥夺中国人的发言权；如果解除互联网封锁、当真让中国人发言，中国真实的人权状况便昭然若揭。王毅指控加拿大记者“傲慢与偏见”，而纵观全场，表现傲慢与偏见的，正是这位中共外交部长。自以为“有骨气”，其实，为独裁辩护，本质上就是没骨气。而在国际上如此表演，只能落得个不文明、不懂起码外交礼仪、粗鲁、粗野的风评。

戴博认为，王毅一向是一个比较稳重、比较有风度的外交官，也一直维护自己良好的形象。王毅这次的所谓“失态”，其实根本不是一时冲动，也根本不是他自己的看法，他只是在念台词。这些台词在北京应该是早就设计好的，他只是在等机会把这些话说出来。这些台词是给中国民众听的，根本不是给外国人听的。其目的是向中国民众表示，中国现在很强大，根本不需要外国的批评。这反而反映了中国现政府现在对自己的政权根本没有信心。

对于中国在外交中的姿态趋于强硬，戴博说，这次王毅的加拿大之行就露出了马脚，中国是把加拿大看成“小国”，对其态度轻慢。中国的这种所谓大国主义是非常危险的，也给国际社会留下不好的观感。另外，外国记者不可能不再提中国的人权问题，王毅这次的做法，导致未来中国领导人面临两难：他们有两种选择，一是不断训斥外国记者，继续恶化外界观感，要不然就是回到温和的姿态讲讲套话，但这样中国的民众又不会买账。王毅这次实际上把以后的回复此类问题的门槛提高了，以后中国官员如何回复同类问题将会变得更加困难。

魏碧洲表示，加拿大记者问的问题完全没有超过记者的职责，尤其是面对中国这样一个强权国家，记者更应该向掌权者问一些平常没有机会发出的问题。西方国家的媒体和记者的职责就是监督政府和公权力，而中国的外交官普遍缺乏对于媒体这种职责的认知，所以王毅这次的反应缺乏逻辑且十分失态。媒体主要的责任是监督和批评。媒体或者资讯越开放，越可以帮助国民和政府正确地判断局势。但是现在中国的资讯完全不开放，中国内部的媒体完全起不到制衡和监督的作用，这直接导致了中国官员都无法获取能帮助自己做出判断的讯息，因而进一步在国际舞台上频繁失态。最后，王毅这次的所谓“失态”，实际上是在为中国内部糟糕的人权问题收拾烂摊子，换任何人都很难处理。要解决这个难题只能回到中国本身的政治制度上，唯一的办法就是接受外部的监督。

程晓农表示，加拿大记者就中国的人权状况提问，而王毅表现出对邀请国主人和对中国民众的“傲慢与偏见”。他解释中国人权的所有说法都建立在国家整体经济实力增加的基础上，这是对中国在外交方面以往采用的韬光养晦策略的最好注脚，即实力不够时少说话、低姿态，实力稍大就得意忘形，傲视他国。这实际上就是中国土豪那种“老子现在有钱了”的政府外交版。江泽民当年两次访美时，因为中国正在加入WTO问题上有求于美国，所以江泽民的姿态很低，处处展现出友好态度。过去几年中国自认为已经崛起，可以和美国平起平坐，也没有什么有求于美国的重要议题，所以中国高官就摆出高姿态来了。王毅事件表明，中国在外交上已经开始展现大国沙文主义了，除了美国，中国政府其实把大多数国家都不放在眼里。另一方面，了解中国经济困境的人还会有一种判断，那就是，对外强硬，其实是内忧难解的外在表现，就象一个家里事事不顺的人，在外面往往处事僵硬、潇洒不起来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