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振盛在其纽约皇后区寓所前的花园里。摄：Hai Zhang/端传媒
摄影师李振盛如今早已蜚声国际，获颁多个摄影大奖，但文化大革命爆发时，他是《黑龙江日报》五人摄影组里最年轻的记者，刚从长春电影学院毕业不久，才二十六岁。
城市，农村，机关，学校，广场，街道，寺庙，刑场……在没有iPhone“Panorama”全景摄影的时代，李振盛把在电影学院学到的摄影技术，运用在静态照片拍摄中。他不靠三脚架，全靠稳定的手和精准的眼光，连拍几张照片，洗出来拼接在一起，变成一张270度甚至更广角的照片，完美地捕捉下文革时的疯狂人海。
李振盛拍摄的对象，下至五岁孩童和小红卫兵，上至时任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任仲夷、黑龙江省长李范五。不过，李振盛拍下的文革百态，按报社规定，只能留下积极向上、光明美好的“正面”照，“负面”照片——那些关于批斗、游街、打架、戴高帽的——因被认为有“抹黑”文革之嫌，必须全部销毁。私藏“丑化”文革的摄影作品，很可能会惹来杀身之祸。
革命热情高涨的李振盛，甚至自发成立了造反派“红色青年战斗队”。但在目睹了文革的疯狂之后，他却突然感到了一点隐隐约约的动摇、一丝难以名状的责任：他觉得，自己的照片，不论负面正面，都应该被保留下来。也因为这一点朦胧的责任感，他做出了一个大胆决定：
他决定，留下自己拍摄的“负面”底片，并把它们藏在了家中的地板下面。
■他问，抹黑的底片你留着干嘛？我说，留着有用。他问，有什么用？我说，有什么用我说不明白。反正肯定会有用的。
两个月后，李振盛即遭批斗，热爱集邮、对西方艺术造诣颇深的他获得的标签是“新生资产阶级分子”，随后被送去干校劳动改造。那一大批“丑化”文革的摄影作品，底片仍藏在地板下，像一个随时可能引爆的定时炸弹。
所幸底片并未被人发现，并在种种历史动荡后，最终得以重见天日。加上未被销毁的底片，李振盛为文革留下了近十万张珍贵的影像资料。迄今为止，中国大陆没有其他人，对文革的历史面貌，有李振盛这般全面、系统的影像记录。
李振盛在2003年出版作品集《红色新闻兵》（Red-Color News Soldier），成为为数不多关于文革的摄影画册。2006年，日本NHK电视台与李振盛合作，在纪录片《四十年后的证言》中，详细记录了他回访当年照片中的主人公的经历。2013年，李振盛更获得了美国摄影界最高奖之一露西奖（The Lucie Awards）的年度摄影记者奖。
在文化大革命发生五十周年之际，76岁的李振盛在纽约的家中，接受了端传媒的专访。
藏在地板下的底片，大约两万张
端传媒：有报道说，您藏了十万张文革照片的底片，那得有多少啊？
这个搞错了。我埋藏底片的时候，是1968年的10月，我12月被批斗了——毛泽东生日那天，12月26号。在那之前，我预感到我要被打倒了。但十万张底片，并不都是负面底片。歌颂的、欢呼的、游行的、拥护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抓革命促生产的⋯⋯这些都是正面见报纸的，那不用藏。藏的是报纸不发表的照片：批斗的、抄家的、戴高帽的、刑场处决的⋯⋯这些一律不准见报。1968年藏在地板底下的底片，大约两万来张。
端传媒：当时去拍摄这些照片时，有没有遇到什么阻力？
那时群众也有很清晰的政治观念：党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是秋后算账——让你鸣放，引蛇出洞，然后再打击。所以文革时候最大的问题是，一照相，群众发现自己的脸被照下来，就问你是哪里来的。你说你是省报的，掏出记者证，那就糟糕了。群众说你是黑省委派来的探子，拍下群众的正脸来秋后算账。其实还真没有这样的任务。
我们摄影组出去采访还被集体抓住一次，在哈尔滨工业大学，他们把组长拉到台上，把我们拉到台前站着，说这是省报的记者，来拍照片想秋后算账。台下群众也不知道啊，就把我们狠批狠斗。后来我们趁乱拔腿跑了。
当时报纸也不署名，都是“本报记者摄”。不署名，摄影记者就没有动力。这次被抓住以后，老记者谁都不愿意出去了。那时候乱糟糟的，一会儿楼下的游行队伍就过一拨儿，但他们连上街和集会拍照都不愿意去了。一有事儿就说，“小李，去吧。”“你是科班出身，年富力强。”在这样情况下，我就每天都有采访。所以你看，我画册上的日期都是连贯的，他们四个人都不愿意干了，任务就都落在我头上了。为什么我当时能积累到十万张呢？主要就和这个有关。
■别人问我，是不是有一种明确的历史使命感，我自撰了一个词“朦胧的历史使命感”。
万一我有生命危险，得有人把这些底片拿走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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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振盛夫妇。摄：Hai Zhang/端传媒
端传媒：您藏底片的时候，您妻子知道吗？
知道啊。当时我们有个房子，那是个苏联人——当地话叫“老毛子”——盖的房子，地板盖得很高。为了藏这些底片，真的很费事。现在，你要在房子地板上锯一个洞，肯定是拿电钻，“咵——”地钻个眼儿，然后再锯。那时没有那些工具。就在一个平地上，你就这么锯。苏联人搭的房子地板，上面是一层对花的硬木地板，下面是十几公分厚的松木。你要锯透了，才能把一块板拉走。那个小空隙，锯了一个礼拜。
当时就选在房子的最角落，放桌子的地方。我一面锯，我太太就在旁边的窗子那里站着，从窗帘缝里往外看着——因为厕所是室外公用的，邻居上厕所都要经过我家窗下。一有人经过，我太太就提醒我，我马上停止。那时阶级斗争，老百姓也都被动员起来，像现在“朝阳群众”一样，有很高的“觉悟”。他们听到声音的话，恐怕就会举报。那时我还要上班，每天下班回来接着搬开桌子锯。
端传媒：您的妻子有没有表示什么意见和担心？
她是支持我的。我不是共产党员，她还是共产党员呢。她是大学中文系毕业的，知道这些照片的历史价值，从文化上能理解这是在记录历史。不支持的话，她也就偷偷烧掉好了。当时她也烧掉了一点我的东西——我集邮很多年，她把我收集的有蒋介石、希特勒、墨索里尼头像的邮票都给烧了。
端传媒：后来您被批斗抄家，是否担心这些东西被翻出来？
我当时的罪名是“新生资产阶级分子”。我们要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时，最大的担心就是这些照片被翻出来。很多人到了五七干校都发生意外，有人伤残了，有人失去生命。我知道，伤残了没关系，可我万一（有）失去生命（的）危险了呢？我们想把照片托付给一个人，报社的同事，叫李明达。我们认为他为人很可靠，就把他请到家里来。我们把桌子搬开，把木板挪开，把东西拿出来给他看。他问，这是怎么回事？我说，这些都是负面底片，如果我们去五七干校发生了意外，那你把这些东西拿走，保存起来。
■我觉得，搞摄影的人，不能整天判断“拍摄这个有意义吗？有用吗？”从我个人来讲，我记录了历史的碎片，留给后人评说。
他问，这些东西是什么？
我说，这些底片是“给文化大革命抹黑”的底片。
他问，抹黑的底片你留着干嘛？
我说，留着有用。
他问，有什么用？
我说，有什么用我说不明白。反正肯定会有用的。
那时真是，有用和没用是一种懵懂的观点。也想不到会出版画册，国内外获大奖，那时想都不会想。李明达看我当时神态很凝重，好像刘备托孤一样，也就接受了。他后来守口如瓶，三十七年，一直到2006年NHK到黑龙江回访的时候，他才面对镜头说出了这个秘密。
那个年代，谁能探听到一点向领导报信、自己能获得表扬的消息，那人们趋之若鹜。但他即便成为《黑龙江日报》的机关党委书记，他也没说。凤凰卫视做我的节目时，说他是“好人李明达，保持了高贵的沉默”。
摄影记者以图记史，靠口述回忆洗白洗红是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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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期，李振盛在工作当中。李振盛提供
端传媒：拍照是您工作的一部分，从什么时刻开始，您突然觉得自己的照片有记录历史的功用？
我的照片在1987年获奖，参加了一个叫做“艰巨历程”摄影公开赛，我获得了最高奖。当时有人跟我开玩笑说，你现在啊，记录了文革，获得了全国最高奖，怎么说，怎么都有理了。就好像胜利者写历史一样。可当时别人问我，是不是有一种明确的历史使命感，我自撰了一个词“朦胧的历史使命感”。既清晰，又不清晰。
你要说没有使命感的话，我不会专门去记录，还把底片埋在地板底下。但你说我是不是挺着胸膛，怀抱着强烈的历史使命感？那也太过了。我记录的使命感，来自于大学的一位摄影大师，吴印咸。他在延安时，毛泽东照片都是他拍的。他后来是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的系主任。他当时讲的一句话，指导了我的一生。
他说，摄影记者不仅是历史的见证人，还应当是历史的记录者。
历史的见证人，人人都可以做。只要经历过这段历史，都算见证人。但你是不是历史的记录者，那就另当别论了。现在人们都在做口述历史，这也算记录，但记忆是不可靠的。有些人靠口述历史来洗白、洗红、拔高自己，那是不对的。
我说的这些，全部都有图为证。记录历史有多种方式，有的人用录音，用绘画，写日记，还有影像。其实这里面最有力量的是影像，包括活动影像和静态照片——所以你看现在人们也说，“有图有真相”。
■当然也有“假”的，我也做过照片的“换头术”…这不也是一种真实吗？那个时代的真实。多么荒唐的时代。
端传媒：您觉得，新一代的观众，应该抱着什么样的心态来欣赏您的作品？
从我个人来讲，我记录了历史的碎片，留给后人评说。我觉得，搞摄影的人，不能整天判断“拍摄这个有意义吗？有用吗？”不要去想这个。因为靠你个人的智慧、个人的阅历，判断一个事物将来会不会有意义，都很难正确，只能记录下来让别人去评说。
现在的作品，不同的人看上去会有不同的感觉。个人阅历不同，生活状态不同，家里蒙受文革的苦难不同，但是大家恐怕都会得到一个结论：荒唐。“怎么会这样呢？”有的人问，“这是真的吗？”我说，照片摆在这里，还能有假吗。
当然也有“假”的，我也做过照片的“换头术”。省委主要领导人和一个老贫农谈话，现在看来这多“接地气”啊，但当时觉得，必须出现一个县里的领导，就把（照片里）那个老贫农给“灭”了。可那也是“真”的——你这样做了就能见报，不这样做就不能见报。这不也是一种真实吗？那个时代的真实。多么荒唐的时代。
这些人都是狼子毒心吗？他们和你我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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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振盛的《红色新闻兵》里收录了大量文革期间官方不认可，但却是文革最真实记录的照片。这些关于批斗，甚至处决的照片成为了解和还原文革真实历史面貌的重要资料。摄：Hai Zhang/端传媒
端传媒：有没有什么样的情境，令你自己不忍拍照呢？
有两次。刑场处决的时候。还有批斗的时候，欧阳湘（前黑龙江省长欧阳钦之子）被迫害。
当时都没法取景。场面非常混乱，我只能举着相机拍。你看这张照片，要仔细看。一个大黑手，黑手套，从上面捏着鼻子头，不让他喘气。下边是一只手，往他嘴里塞东西。事后一开始我想，他妈的这手真讨厌。后来又觉得，这也很有意义，能看到残酷到这种程度。
欧阳湘被打倒之后，人人都上前踹。踹不着上身的踹下身。你说这些人都是狼子毒心吗？不是，他们都是和你我一样的正常百姓。但在这种所谓的革命高潮过来后，都要表达自己的无产阶级革命激情。
他最后是迫害死的，从楼上推下来，摔死了。制造了自杀的假象。后来胡耀邦凭着我这组照片，给他平反了。
端传媒：你认为，文革时候，是什么令人和人之间变得这么残忍、狰狞？
学生打老师，孩子打父母，妻子揭发丈夫，这样的情况比比皆是。
比如我在报社革命委员会掌权的时候，我是常委兼办公室主任。我们报社有一个老编辑，有一天他的妻子跑到我办公室，揭发他的丈夫。揭发什么呢？每家每户都有报社发的旧报纸，丈夫用旧报纸给小孩儿接大便。她把报纸打开给我看，大便就在毛主席像上。她说她揭发丈夫。
听着这个事，我说，好像家家户户都有这个情况。用报纸接粪便，用报纸擦地，这事我知道就行了。她看我不重视这事，拿着报纸就去解放军宣传队的军代表去了。军代表一看，这个事情严重啊，这是反革命！立即报告公安，就把他抓起来了。批斗。批斗完了以后，判刑十八年。
告丈夫，她有什么好处呢？大义灭亲，人家就能表扬你啊。就是因为她自己本身出身不好，自卑，她想表现得革命。
■现在人人都说自己当时是保守的。如果按照他们说的，人人都是保守的，那毛泽东站在天安门上，挥手把胳膊挥断了，也搞不起文化大革命啊。
端传媒：您这些年来，有没有见到什么东西，觉得可惜没有拍下来？
有。文革时，我拍普通百姓的生活，拍得太少，拍的好像都是带标签和符号的，文革、文革、文革。后来我拍摄香港回归的照片，就把文革当中的遗憾给弥补了。我就拍了很多七月一号这天，从早到晚看似不是回归，和回归无关的，却又是回归的场景。弥补了我文革时期的遗憾。
端传媒：文革中生活上这些细节，您没拍下来的，有什么例子吗？
比方说，大家在文革期间的游泳啊、野餐啊，家里平平淡淡的生活，虽然也拍了一些，但我拍得太少。当时我不够看重，没把它当成像采访任务一样拍摄。香港回归时，我就着力地去拍摄一些普通的东西：老人遛鸟，路人在维多利亚公园看报、睡觉，都是七月一号那天的场景。我想，文革当中要是有这些平平常常的生活，家里喝酒、朋友聊天……靠服装、周边的装饰，（让）人们能感觉到这是文革，就可以了，不用去特别强调文革符号。
人人都喊造反，就像现在人人喊反腐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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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期间李振盛利用接片的技术完美和真实的记录了大量浩大的场面。这张4张120照片的接片是1964年8月10日在哈尔滨文化广场举行的抗美援越集会场面。摄：Hai Zhang/端传媒
端传媒：你觉得，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一个人有独善其身的可能性吗？
几乎不可能。
如今，你遇到一些人，一说起文化大革命，他们就说，他们在文化大革命里是保守的。我问，你真的是保守的？什么时期开始的？他说，从一开始就是保守的。我认为，这就不是说实话了。
当时人人都喊造反，就像现在人人喊反腐一样。当时人们想摧垮对立派的组织，想要摧毁对方，唯一的理由就是说对方是保守、不革命的。那时谁要是说谁家是保守的，那就等于掘人家祖坟一样。可现在人人都说自己当时是保守的。
如果按照他们说的，人人都是保守的，那毛泽东站在天安门上，挥手把胳膊挥断了，也搞不起文化大革命啊。
■时间能让人们忘却一切…如果当局号召人们都来反思文革，反思历史面向未来，那情形肯定就是不一样的。
端传媒：很多亲历者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个错误，但并不认为自己负有责任。
这个责任让老百姓承担，是不应该的。这是党中央的错，从头上错的。要说烂掉的话，是从毛泽东那里开始烂，烂到我们这些根系的须子上，我们还有责任吗？道理是这样的。
但从人性的角度讲，你伤害了别人，你做了道歉，这是一种心灵的慰藉，也是一种人性的升华吧。
你现在在网上看，有人会骂我，“他就是一个造反派。还是造反派的头头！”那是我自己说的，我不说，谁知道啊？我这个人主张一生绝不说假话，违心的、政治所迫的情况下，另当别论。缺德的，丧尽天良的假话，我就没有讲过。
端传媒：很多人，包括在文革受迫害的一些人，依然非常崇敬毛主席？
这就是中国的特色。现在进步了一些，近几年有公然反对和否定毛泽东的，但还有很多毛粉的，势力很强大的。这种势力要分开来看，比如乌有之乡，那里有一部分人对现实不满——譬如下岗工人。毛泽东时代我赚的不多，但至少还有饭吃，可邓小平时代，改革了之后，我下岗了没饭吃。用个人自身的感受来对比，就觉得，还是毛泽东时代好，大家均穷。这是一种思维方式。也还有些年轻的毛粉，人云亦云，头脑简单。
文革会被遗忘，“二次文革”不可能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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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期间李振盛利用接片的技术完美和真实的记录了大量浩大的场面。这张5张120照片的接片是1965年5月12日四清运动中黑龙江省阿城县万人对敌斗争大会的场面。摄：Hai Zhang/端传媒
端传媒：您担心文革会被下一代遗忘吗？
会被遗忘。现在年轻人，就不知道文革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了。不要说文革了，二十年多前的事，现在有谁知道？有一句话叫做，时间能让人们忘却一切。所以对历史的回顾反思，不能说毛泽东那样的“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也得要经常讲。
■我的照片发在网上，有的人挺严肃的，说这记录了历史。但有的人就说，要再来一次文革，把所有的官都拉出来（批斗）。
端传媒：像南京大屠杀，像二战，大家年年拿出来谈。为什么大家没有像这样来反复地讲文革呢？
一个是执政当局的态度。邓小平当年说，三七开，对待文革“宜粗不宜细”，这种态度一直延续到今天。如果当局号召人们都来反思文革，反思历史面向未来，那情形肯定就是不一样的。
再一个就是，有些受苦难的人认为，经历了这样的苦难是一种荣耀的经历。也不能完全说是荣耀，但是老干部坐在一起谈起话来，常问，当年你戴高帽了没有？那一个个说起来，都活灵活现的：“戴啦！我戴了这么高。”“我戴了那么高！”如果当年你不斗别人，那你肯定是逍遥派，或者准是和造反派一块儿的。被斗是荣耀。就像共产党蹲过国民党监狱，那都是光荣史啊。
■我们那个时代，毛主席挥手，我前进，不管他挥手叫你干什么。现在，没有任何一个人一挥手，人们就前进的。
我在各高校演讲的时候，问学生们，你们听说过文革吗？他们说，知道一点。我问，中学时候讲了多少啊？他们说，中学讲一课。十年文革，用一课就给讲过了。其中还得讲伟大成就。伟大成就是氢弹试验成功了。可其实，有文革，它爆炸，没文革，它也爆炸啊。所以家里爷爷奶奶或父母都不愿意讲文革，尤其不愿跟孩子讲。这个心态呢，也不是因为羞耻或什么，受了苦难，为什么不能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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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Carma Hinton，Geremie Barme和Richard Gordon拍摄了纪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Morning Sun）。纪录片完整的反应了文革的历史。李振盛的文革照片和对历史的记录是此片的重要部分。摄：Hai Zhang/端传媒
端传媒：您觉得在中国，有发生二次文革的可能性吗？
有这个苗头，但像这样同样性质的，同样形式的文革，不可能发生。毕竟很多人觉悟了，知道文革是怎么回事了，包括毛粉也知道。中国的政治运动，一次接着一次，比如说反右。但那时受到影响的家庭，恐怕大不了也就是一二百万——官方数字是五十五万右派，每个乘以二，再扩展一下，也就一两百万。但文化大革命影响的，可是千家万户。没有一家人可以说，文革丝毫没有影响我的生活。那不可能。家家都有一本血泪的帐，没有流血也有痛苦流泪。每人凭心想想，死人的、打残的……我们那个时代，毛主席挥手，我前进，不管他挥手叫你干什么。现在，没有任何一个人一挥手，人们就前进的。
我的照片发在网上，有的人挺严肃的，说这记录了历史。但有的人就说，要再来一次文革，把所有的官都拉出来（批斗）。
端传媒：您在意网上这些的评论吗？
我看了也就一笑呗。我从来不跟他们争论。争论起来就没完没了了。晚年时光更宝贵，没必要浪费在这个上面。
微博上举报的毫无道理，采信的是极左观点
端传媒：现在，您的新浪微博已经看不到了？
一年多以前，新浪微博没有通知我，就把我的转发键给取消了。本来我是新浪邀请我做自媒体的，六月份邀请，第一个月就拿了一千七百多块。总阅读量每个月都几百万呢。但后来越来越少，再后来就给我取消了，也没通知我为什么。
端传媒：您觉得为什么新浪限制了您？
图片发得太多了，太真实了。官方不高兴，不好说，不好强制把我关了。后来我转发了一个关于朝鲜战争志愿军督战队老人的故事（笔者注：督战队，军队中通过射击本方逃兵以督战的编制）。这个事情就不够主旋律了，有人就向新浪微博社区委员会举报，认为李振盛这是污蔑，认为我们的支援军战士明明是靠“政治思想工作”冲上战场的，怎么能说有督战队呢？
后来就有论战。有人状告我，有人替我申诉，两派就开始论战。新浪社区委员会让大家投票。最后发现，志愿军里虽然有督战这个工作，但没有督战队的这个名字。最后判了我输，半个月不准发言。半个月之后，以为没有事了，但很快又悄悄把我的转发功能取消了。
端传媒：其实这些举报机制，从来都没有远离文革时的手段。
还真是这样。举报的毫无道理，而（被）采信的则是极左观点。所以我现在就是这个状态，粉丝量从十万多，掉到了七万多，每天都掉。而且要互粉之后才能看到微博，但我现在基本也不发了。毕竟，我发了以后，别人也转发不了。我被半封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