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9日，习近平在安徽合肥主持召开知识分子、劳动模范、青年代表座谈会，要求官员对知识分子的意见和批评，“要多一些包容、多一些宽容，坚持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4月19日，习近平在北京主持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时，也要求官员对网民的善意批评要多一些包容。十日间两提言论话题，显然习近平是要为中国的言论空间定调。两次谈话，习近平均不用“言论自由”这词语，无疑是宣告中国拒绝西方那种用法律来界定的言论自由，中国的是可随意缩放、由官员“包容”的言论空间。
登上国家领导人之位时，习近平曾提出“依法治国”，令好些人憧憬中国将走向法治。但是，在言论自由，这宪法列明的公民权利，习近平之态度与依法治国口号却是背向的，他宁愿使用邓小平当年的“三不主义”语言，也不用法治概念更明确的“言论自由”词语，背后信息不言而喻。
邓小平于1978年12月2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提出“三不主义”，他说：“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我们要创造民主的条件，要重申‘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的手段。”
邓小平在文革刚结束，法治荡然之时，提出“三不主义”有其重要价值的。但是，在37年后依然旧话重用，继续视为圭臬，就是没有与时并进。今日的中国，相对37年前，社会相对稳定，经济更是世界第二大，执政者为何对于言论自由的概念依然停滞不前？
要官员“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从今天的法治观念来看，其实是容许官员有法不执和纵容官员不守法，是一种完全不尊重法治的讲法。
从法治角度来看，“不抓辫子”可以理解是言论违法可不处理，如果不违法，何来辫子抓。叫官员不抓辫子，无疑是叫他们有法不执。“不扣帽子”，可以理解为不要胡乱安插罪名打击，但莫须有的打击行为已是违法，根本不能存在。现在由领导人提出来，反而暗示官员们你们有这种权利但要慎用，变相鼓励官员不守法。“不打棍子”，可以理解为不过度处罚或不连坐。在法治上，对违法行为的罚则，有其客观标准，要求对违法行为轻判或重罚，都是不守法行为；至于连坐更是不合法的行为。
“三不主义”是政治语言，将其用于法治，只会人言人殊，标准因人而异，造成不公平后果，沦为官员打击异己的工具。难怪乎，习近平提出“三不主义”后，更多人联想到的是当年毛泽东“引蛇出洞”的阳谋。
中国要真正维护言论自由，真正听取人民的意见，其实只要落实宪法给予人民的言论自由权利，用法律保护言论。可是，“言论自由”这四字在中国迄今领导人仍不愿讲，中国人对言论自由还可奢盼吗？
习近平在安徽考察期间曾提出要勇于改革，“首先要刀刃向内、敢于自我革命”，这种魄力不应只出现在经济范畴，在政治体制改革也应有这种魄力。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靠着释放劳动力的红利令经济腾飞，这种力量已耗尽，中国要再进步必须改革政治体制。正如《Why Nations Fail》一书的研究所指，专制体制最终只走向经济萎缩、崩溃，惟开放型体制才确保长久发展。中国已再走到抉择的十字路口，不能再等了，中国需要另一次改革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