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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卫报》:北京的镇压迫使知识分子逃到海外

(博谈网记者赵亮编译报道)据英国《卫报》5月24日报道,中国活动家、学者滕彪坐在美国东海岸的家中,远在13000公里之外,他的妻子和九岁的女儿正准备踏上他们生命中最危险的旅程。

“我太太没有告诉我女儿发生了什么事”,滕彪说。他在此前7个月自己逃离了中国,逃离了自1989年天安门屠杀以来最严厉的政治镇压时期。

“她说这将是一个特殊的节日。她告诉她说他们将要经历一次冒险。”

通过东南亚逃亡的一年之后,滕彪一家在(美国)新泽西州团聚了,加入了流亡活动人士和流亡学者这个快速增长的社群。他们感到在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越来越压抑,对他们而言再也呆不下去了。

帮助过许多新来者的老牌中国问题专家Jerry Cohen说,他看到中国学者的人数在显著增加,例如去年滕彪在美国寻求庇护。

直到大约12个月前,中国顶尖的那些大学“仍然是相对自由的小岛”,研究亚洲国家近六十年的Cohen说。

“(现在)我认为(北京当局)对你教什么、使用什么材料、在课堂上说了什么、你能够写什么和发表什么、你能接触什么人、你从哪里获得支持有更多的关注。我想很多人都刚刚醒悟,感到最好(到海外来)远离习近平风暴,这至少要好几年。”

Cohen把这些知识分子的涌入——主要是政治学家或国际关系学家和法律专家在美国大学寻求永久或临时职位——比作就像是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逃离纳粹及继中国的天安门镇压之后的学者难民潮。

最有名的是爱因斯坦,他于1932年10月搬到普林斯顿,并发起运动,帮助其他犹太难民获得安全庇护。

“这不像躲避希特勒的难民那样有戏剧性,也不像(天安门镇压之后)我们必须处理的那样数量庞大”,Cohen说。“但它在增长,我看到了这个情况。”

纽约Fordham大学的中国法律及政治专家Carl Minzner说,他也注意到了在中国学术界,越来越多人通过搬迁到美国“战略性地选择了一只脚在门外”。

“你是暴风雨中的一只小船,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的避风港”,他说。

当习2012年11月上台后,一些观察家希望他的十年统治可能会带来一个政治和经济改革的时期。他们指出习的父亲是具有改革意识的党国元老习仲勋,作为这名中国新任领导人自由主义倾向的证据。

然而,习的上台标志着许多观察家现在称之为一个前所未有的打压的开始,旨在压制反对中共的声音。

活动人士、记者、博客、女权主义者、劳工活动人士、宗教领袖和维权律师被审问、骚扰甚至消失及入狱。自由派学者也遭受越来越大的压力。

尽管习近平自己的女儿曾就读哈佛大学,但是一系列共产党的法令已下令从中国的校园里清除敌对的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例如民主和法治。

在纽约书评最近的一次采访中,一个著名智库的负责人说,这种情况已经变得无法忍受。“作为一名自由主义者,我不再觉得我在中国会有前途”,这名学者说。该学者目前正在搬往海外。

42岁的滕彪此前是中国政法大学的讲师,现在在纽约大学任研究人员。他说习上台是一个转折点。

“习上台后事情迅速恶化”,他在其纽约大学的办公室里说。“习主席降低了监禁人的门槛,并且对于人权问题采取零容忍的政策。”

作为中国最著名的民权律师之一,滕彪发现自己处于风暴眼。他是新公民运动的创始成员之一,这一现已被解散的民权联盟在习上台后遭到安全机构的“消灭”;甚至在习上台之前,滕彪就受过反复的软禁和监视。

2014年9月,北京的镇压加剧,他决定放弃中国,与他的小女儿一起从香港离开,通过哈佛大学的受难学者项目(Scholars At Risk program)在哈佛获得一个职位。

“我感到民间社会的空间已经窄到我不得不离开”,这名北大的毕业生说。

许多学者来到美国后宁愿保持低调,以免引起中国秘密警察令人不快的关注。

但滕彪拒绝安静地离开。

自从抵达美国之后,他仍然像以前一样活跃,在Twitter和其他社交媒体上发帖子,与人权律师、政府官员、政治家和国际活动家网络保持着电子联系。周三,他在伦敦出席了(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推出的一个关于习领导下中国局势日益恶化报告的会议。

最近滕彪也一直非常积极地传播巴拿马文件中的资料,试图捅破中国政府对披露一些中国最高层领导人亲属在秘密离岸公司藏富文件的严厉审查。

“我们一直努力在微信和Twitter上传播这些信息。他们删除了那些帖子,但随后我们又重贴。虽然审查非常严厉,但是我们可以玩猫捉老鼠的游戏,之后一些中国人就会知道这件事。”

流亡生活并非没有代价。

来自吉林的滕彪说他想念家乡的家人和朋友,“但我最想念的是当我与其他律师和辩护人一起为自由和人权而战时的那种感觉。既有意思,也有意义。我们知道这是有风险的,我们知道我们可能会被关进监狱或者有其他的麻烦,但我们所有人都认为为了推进中国的法治和自由,这是值得做的。”

他说,他也患有他称之为的“幸存者负罪感”:“这么多的律师,其中不乏我亲密的朋友,正在监狱里,被关押中。而我是自由的。所以我觉得我有特别的义务来为他们说话。”

Cohen说,他在他见到的许多逃出来的学者中,感受到了巨大的悲痛。

“他们不想离开。他们在他们的大学里,或他们的法学院里,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他说。“当然,如果他们最终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或新加坡的教授,他们会看到其中的价值——(毕竟)他们有孩子要照顾。

“但是,对于他们来说,迫于压力而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国家,这是一个悲哀的事,即便其中一些人是幸运的,找到了落脚的地方。”

Cohen预测,在流亡中,许多人“将永远不会实现他们本来可以在母国获得的成就。”

滕彪说他们家在新泽西州是快乐的。他的两个女儿,现在一个是八岁,一个是十岁,她们正在上小学。他说,她们不会再被强行灌输“伟大主席毛泽东”或雷锋这样的共产党宣传。

尽管远离家乡,他试图让他的孩子保持中国的根。“我们告诉她们中国文化的伟大,以及中国现在的政治制度是不好的。”

至于现在,他们不会考虑返回中国,在那里,滕彪的一些最要好的朋友依旧在狱中煎熬。“我想回去,但我相当肯定,习近平和中共不会允许一个开放的社会和政治改革,他们不会放弃他们的权力。对于人权活动人士而言,生活仍将非常困难”,他说。

然而,即使在这些黑暗的时候,他依然乐观,誓言要继续战斗,希望他的女儿有一天能回到改变后的中国。

“我敢肯定她们会回到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滕彪表示。“我不知道需要多长时间,但许多异议人士和活动人士正在为争取一个更美好的中国而战。他们不希望下一代生活在恐惧之中。”

原文No country for academics:Chinese crackdown forces intellectuals ab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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