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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海清案

——四大公案骇澧洲(3)

苏海清,1927年农历10月初7生,澧县人。查阅其档案材料,用官方套话说,家庭成份贫农,本人农民出身,初小文化程度,家住闸口公社澧阳大队暖水街。时任闸口公社三元大队总支书记。

澧县虽是鱼米之乡,然而贫富不均自古为常。穷汉出路有三条“讨米、打工、当壮丁”。苏海清家贫,“无隔日之粮”,自小给人帮工打下手,混口饭吃。他爹是个老实人,常受人欺负。而苏海清十几岁上就和一帮泼皮混成了小镇上的“闹街虎”。

他后来当上总支书记后,在大队会上得意忘形地吹嘘过:老子这个人是不简单的,想干的事一定能办成。少年时受豪强欺负,曾经发愿:不管天,不管地,这一辈子一定要出人头地,让人给老子牛做马,老子要做人上人!

乡亲们后来说,苏海清打小就有一身的泼皮劲,又一懒二馋三好色。外面帮工,吃在人前,干在人后,十六七岁,就没少调戏大姑娘小媳妇的。后来在一家富户帮工,竟然先是话里话外,动手动脚,勾搭人家媳妇,后来又想调戏那家才十多岁的小姑娘。从此以后,没哪家人敢请他帮工了。

17岁时,苏海清实在混不下去了,有一起混过的泼皮约他到津市去闯码头,不想他竟自卖壮丁,给家里丢下几块大洋,跑到国民党驻永平的部队去当兵。没多久,他又偷偷跑回来。田又不愿种,工也没人敢请他,一心想混口轻松饭吃,次年在玉皇乡公所当了二十多天乡丁。还是懒、馋、色的老毛病,就连乡公所长也看不起他,又把他赶回家。19岁在大堰垱钱粮处当催粮员四十多天,背着枪叼着烟横行乡里,催粮征税倒是一把好手。

苏海清一身流气加匪气,吊而浪当,吃喝嫖赌样样都来,调戏良家妇女,惹事生非,乡长、保长见了他都头痛。就是在伪政权中,他也混不了几天就会丢了饭碗。

1947年农历5月初,被国民党部队捉壮丁,在国民党49军105师当兵。9月,东北战场上,国民党105师全军覆没。随即被编入解放军45军134师402团1营1连。在解放战士忆苦会上,苏海清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控诉起从小家穷受罪,国民党捉壮丁闹得他家破人亡,令连长和指导员都陪着他流了不少伤心泪。不久,他被提拔为班长、副排长等职。后来又成为中共党员。

1952年苏海清转业回乡务农。但他哪里有种田的心思?当时抗美援朝和整党运动火热,他以“战斗英雄、转业军人、中共党员”的身份,在乡里区上大显身手。尤其在新区整党运动中,他见多识广,能说会道,又善于察言观色,领导要“帮助”谁,他总是一马当先,说骂就动口,说打就动手,给领导们留下了“斗争性强”的好印象。不久就被提拔为柘茨乡文书,苏海清当上了乡干部。

1953年,澧县县委派出工作队,帮助各乡大力发展互助组,次年又是大搞农业合作化,苏海清如鱼得水。他一方面和县工作组打得十分火热,一方面走村串户,讲解起农业合作化、农业机械化和社会主义的大道理来,侃侃而谈,头头是道。遇到不开窍的,他总有几招杀手锏。而老实巴交的农民,也怕了苏海清的恶名声,他所到之处,互助组也好,合作社也好,还真是成绩不凡。

苏海清在“斗争性强”之外,又博得了“工作能力强”的好名声,他当上了柘茨乡的副乡长。1955年3月,他被县里调到十三区任合作化工作队队员。7月,调澧县农业局工作。1956年6月,任暖市乡民政委员。

苏海清所到之处,农民们无不对他恨之入骨。1955年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苏海清对各合作社的定额高得吓人,引起中农们的不满。他闻声大怒,当即召开大会,带着武装民兵压阵。会上,苏海清破口大骂那些有情绪的人,说他们反对国家的征购政策,是想要造反。自古以来种田的交皇粮天经地义,哪个敢抗粮不交的,现在就跟老子站出来好好斗斗狠!看我敢不敢叫枪子从你脑壳里过!并当场拉出三个上中农,绳捆棒打。

县里的工作队长不仅不加制止,反而在一旁给他打气,要他放手干,县委会给他撑腰的。

1955年夏季以后,澧县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一哄而起,并迅速推行高级社化。农民的土地、耕牛等生产资料一律归公。到1956年秋收分配时,原来许愿的入社生产资料股分红没有兑现,而集体生产中,干部为所欲为,社员失去人身自由,当年社员所分粮食比上年人均少了120多斤。各社纷纷发生社员闹退社事件。至1956年春,退社风潮越闹越大。

是年冬,按中共中央统一部署,澧县全县开展以“社会主义教育”为中心的整社运动。苏海清到金山高级社负责整社。他到社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身强力壮、“斗争性强”的十几个基干民兵组成打手队,专门负责辩论会上的“辩论”打人。其打人的手段,有罚站、吐口水、画花脸、拳打脚踢、绳捆索绑、背捆反吊、墩人、灌屎灌尿、棒打棍揍、皮带抽、背磨盘……这场“社会主义教育”的整社运动,全社打残3人,伤病倒床21人。经他一“教育”,哪个社员还有胆子敢闹退社?区委向全区干部大力表扬苏海清敢打敢拼的“工作作风”。

一天晚上,在二十多人参加的社干扩大会上,有人揭发社长尹治富有搞女人、销米和公债帐目不公开等问题。苏海清一听说搞女人,劲头就上来了。他拍桌打椅破口大骂,叫尹治富站起来交待清楚,专审他搞了几个女人,是不是“没开苞”的,搞了几次,怎么搞的。尹治富细节没交待清楚,苏海清上来就是几个耳光,说他“不老实”。

一会儿,苏又派人把女方抓来。一阵连轰带吓,那姑娘吓得尿了裤子,哭个不休。苏海清吩咐说,你不要怕,自古只有男奸女,没有女奸男的。你只要当大家的面讲清楚,他是怎么脱你的裤子的,又是怎么搞你的,一次搞好久?讲清楚了你就走,就没你的事了。

尹治富被斗得痛哭流涕,连声认错。苏海清拍桌大骂:“你个狗日的,狼心狗肺的东西,吃的人饭拉的狗屎,穿的人衣,披的畜牲皮,全部是国民党的行为!”一直连打带斗闹到半夜,苏海清觉得还不过瘾,说是明天接着再来。又要尹治富第二天交保证书。

尹治富吓得要死,回家当晚,在茅房上吊自杀身亡。

苏海清斗人家的男女作风问题,道貌岸然,而他则实实在在是个衣冠禽兽。从1953年到1957年,他奸污了5个少女,1个妇女,最小的才14岁。而据后来澧县县委上报地委和省委的材料说:“苏在53年曾同孟二英(17岁)通奸,54年同王先秀(18岁)通奸,55年同黄大金(19岁)通奸。苏的流氓行为是一贯的。”

社员们后来在整风整社运动中公开质问工作组,说:“象苏海清这么个流氓加恶霸,就连国民党都不要的东西,怎么到共产党的手里,就成了个宝贝?让他这样的人来当官害人!”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苏海清更是赶上了好时运。他的“流氓加恶霸”本性,至此发挥得淋漓尽致。公社化后,苏海清更成为公社党委的大红人,一说到苏海清闸口公社的党委书记就夸他“工作积极,完成任务好,是个大大的跃进派!”1958年放高产“卫星”,水稻亩产万斤以上的大“卫星”,苏海清一口气放了6个,成为全社放高产“卫星”的急先锋。1958年10月,苏海清任闸口公社黄溪大队大队长,到任4个多月,打死1人,打伤7人。奸淫少女4人。

1959年3月,他调任闸口公社三元大队总支副书记,同年11月任该大队总支书记。苏海清说:“好不容易才媳妇熬成了婆婆,现在我也是一方称强的书记了。”

苏海清到三元大队时,正值1959年春荒,各公共食堂粮食告急,有的食堂已经断粮停伙,社员到处挖野菜充饥。许多人已经饿得连路都走不动了,三元大队的劳动力死了16人,病倒在床的有48个人,再不抢救就有进一步死人的危险。

大队干部开会,有人谈到病、死造成春耕生产劳动力缺乏,搞不好连春种任务都完不成任务时,苏海清大发脾气,说:“开口死人,闭口死人,这是右倾思想和对三面红旗不满情绪的表现嘛!哪个扯后腿,硬说没粮吃,饿死人了,死人都是大跃进的罪过?哪个敢讲这个话?!哪年哪月不死人?那千年的乌龟还不都成了精!同志,死人是自然的事情,不要都算在大跃进的账上好不好?你干部带头闹情绪,那明天社员就没有出工的人了。春耕生产还搞不搞?大跃进还搞不搞?”大帽子一戴,吓得在座的干部们没人敢说话了。

苏海清得意洋洋地提出:对生病在床的,粮食减半;老人、小孩不能劳动的,粮食减半;装病不出工抗拒劳动的,停伙。干部要包食堂,查情况,坚决堵住懒汉的嘴巴。重点清查偷青的、私自动火的。第二天,所有干部都站在食堂门口,任何人都必须在食堂吃饭,不准家人带饭。生病在床的,要经干部上门检查,然后才批准带饭,定量减半。结果一些病人为了吃上一口饭,只好带病出工。当月,全大队死在田里的病人有4人。

庐山会议后,全国掀起“更大跃进”,上级下达了更高指标的征购任务。新任总支书记的苏海清,竟然在公社三级干部扩大会议上,又放出一个高产“卫星”,声称三元大队1959年夺取了农业生产大丰收,亩产平均达到1200斤,保证超额完成今年的征购任务。公社在表扬的同时,给三元大队加了17万斤的新任务。

回到三元大队,苏海清布置下去:一要搞好“就地征购、就地入库”;二要抓好“反右倾,反瞒产”.

按苏海清的意图,三元大队实行了“先国家,后集体”的粮食方案,所有收割的稻谷,全部“就地打场,就地征购,就地入库”。但全部收上来的粮食,还不够完成任务的数。苏海清吩咐,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没有他的同意,不得动用粮食,否则“按军法从事”。但人是要吃粮食的,不然全都会饿死。一些干部也着了慌,请示他是否要“安排一下社员的生活?”

等了几天,苏海清宣布了社员口粮的分配计划:“适当留点粮食,其它的从打草谷中挖掘潜力,再补充些菜(实际上指野菜——引者注),熬到明年夏收就好了。”所谓“打草谷”,实际上是从脱过谷粒的稻草中复打残剩谷子。苏海清算了一笔帐:每亩“打草谷”按12斤算,可得谷子15668斤,全算成社员的口粮。原存各食堂的红薯有31198斤,按3斤薯1斤谷算,计折谷1万斤。两项相加,有谷25600多斤。再留8万斤口粮,几项相加,共有粮食10万多斤。全大队还有1197人,到明年6月份夏粮收割下来,每人能吃到近90斤谷。再加上搞些副食补一补,粮食是够吃的了,饿不死人的。

实际上,“打草谷”得谷6417斤,由于保管不当,红薯烂了7500多斤,折谷7900斤,几项相加,共有粮食94300多斤。按1197人计,到明年夏收还有7个多月,人均每月有谷10斤左右。按75%的出米率,人均每月吃粮7斤半,一天合吃粮二两五,不饿死人才怪了!更何况社员们连这二两五都吃不到嘴里——干部和食堂的人还要多吃多占!

到1959年12月底,全大队还有库存粮163769斤,其中有留种粮97864斤,尚未运走的国家征购粮5万斤,全大队社员1197人的口粮,只有15905斤。到次年夏收还有5个多月,每人平均只有13斤多谷了,折合成米还不到10斤,平均每人每天只有6钱粮!

大队保管员孙逢喜向苏汇报,说实际吃粮指标过低,请示解决。苏指示孙逢喜:只能动用1万斤稻谷分配到各队,并说:“现在就熬着一下。我们现在有菜,多吃点菜,到插秧时多吃一点,饿不死人的。”

1万斤稻谷分到各队。1960年1月,人均口粮6斤谷。其中一等劳力8斤谷,合6斤米,一天2两米;二等劳力7斤2两谷,合5斤4米,一天1两8钱米;三等3斤6两谷,合2斤7两米,一天9钱米;到老人、小孩为四等3斤2两谷,合2斤4米,一天8钱米;五等1斤8两谷,合1斤3两半米,一天4钱半米!

社员们气愤地说,“现在共产党实行的是绝户政策;人民公社发的是绝户谷;社员吃的是绝户粮。”

1960年元月,社员因长期挨饿,饿死18人。因三元大队死人情况日益严重,闸口公社党委决定要拨给该大队15000斤谷。苏海清面向公社书记,连声检讨,说是三元大队给公社找麻烦了,其实死的都是些老了该死的,缺粮情况不严重。硬是只要了1万斤。

社员们长期饥荒缺粮,只好到处挖野菜吃。冬天找不到野菜,人们就上山剥树皮。过春节前,大队发下糠壳,全大队家家户户把糠壳磨了做成糠耙耙过年。社员们挖野菜、扯草根、剥树皮、做稻草浆的“代食品”、吃观音土,就算是过了一个年。

社员张长松家,因饥饿不过,只好剥枇杷树皮做成耙耙吃。结果全家人拉肚子全都病倒在床。

社员张二爹(发dia音,对老人的尊称)一家6口人,吃过猪草、糠壳、树皮、“代食品”、观音土等等。吃下去拉不出来,只好叫人用树枝从屁眼里往外掏。弄得他从此得了痣疮,四十多年还一直在拉血。一家饿死4口人,只剩了个女儿15岁,嫁了个比她大10多岁的食堂管理员,父女俩才保了命。他兄弟姐妹6个,6家共38口人,过苦日子死了28人,还剩下10人!

苏海清蹲点的第五生产队,汤光同老头65岁。儿、媳都上水库工地挑土,留下两个孩子,一个3岁,一个8岁。1959年12月,老少3个一餐只从食堂打回3两掺菜的稀饭,他又要让小孩都吃点,自己光吃清水煮野菜。

1960年元月3日,他刚跨出门槛就跌倒在地,两天后死去。

同队老汉汤光锡,一天口粮1两2钱米,天天喝稀水。1959年12月25日倒床,7天后死去。临死前还喊了几声饿,说是想要吃餐饱饭再做鬼。

而活着的人更受罪。仅1960年元月,全大队患浮肿病、干瘦病、妇女子宫脱落、紫绀病等等病人就有429多人。经抢救,到4月还有病号56人。

在大跃进苦日子年代里,该大队死人328人,占总人口的27%左右。

群众断粮,而苏海清和干部们却多吃多占,花天酒地。他和大队长长期吃干部小灶,还时常把各队干部以开会、研究工作为名,叫到大队来“改善生活”,鸡鸭鱼肉蛋,炸炒蒸煮炖,搞的热火朝天。他还有个半夜“喝花酒”的“爱好”,经常在晚上叫厨师炒几个菜,私下分别叫来他定好的几个十几岁的少女,陪他饮酒作乐。吃饱喝足,再陪他上床。

难怪在有人拍他马屁,说苏书记天生是个当官的料,工作能力强,讲话又有水平,当个大队书记真是屈了材,起码该是个公社书记时,苏海清感慨很深地说,“当官要么当大官,要么就当个大队书记,好歹是个一把手。公社书记有那么多眼睛盯着呢!还是大队书记实惠。”

苏海清调到三元大队一年多,真的是捞足了实惠,作威作福象个土皇帝。

苦日子到来后,苏海清听说家里人也遭了罪,便派人把他母亲和孩子接来住了7个月,老婆来住了2个月,叔叔住了1个月,哥哥住了半个月。餐餐都要吃荤菜,没有肉,他就派人到几十里外的湖里,驾船去打鱼。来时个个面黄肌瘦,走时都是红光满面,还大包小筐的带着走。当然,苏海清是分文不付的。

苏海清说他“别的毛病没有,就是喜欢喝两口,炖个钵的事。”农民饿得九死一生,苏海清喝得昏天黑地。

据我查到的一份存档记帐本记载:苏海清来三元大队一年多,仅记在他名下的帐,光在大队就喝了91.12斤烧酒,还不算他和大队其他干部会餐的337.5斤的帐,以及他下队和在公社的帐。

1960年春荒,三元大队病、死如潮。上级发下来一些红糖和黄豆粉团成的“营养丸”等“补品”。他还伙同大队文书孙逢太私分给病人补充营养的红糖2斤,粑粑2斤,牛肉10斤,猪肉7.8斤。老婆回家时,他将大队的面粉8斤、食油4斤、黄豆11斤、棉花2斤,拿回来让他老婆带走,“分文不给”。

苏海清自己更是天天吃小灶,群众饿死了多少他不管,反正他是餐餐要吃荤的,要有肉有酒,他还喜欢用红泥炉炖瓦钵,吃得他红光满面,精力充沛。社员说,“苏书记吃饱喝足了,不是搞女人,就是打人玩!”

苏海清搞女人,简直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

1986年我调查苏海清案时,澧县人委会一位长辈告诉我:他参与过苏海清案的处理会议。“苏海清我见过,这家伙,完全是大跃进年代里的典型干部加土皇帝。在他的统治下,搞的是封建皇帝的那一套治民术,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皇帝三宫六院七十二膑妃还有个数,他则更狠,是凡大队中他看上的女人,全是他老婆。还搞起初夜权那一套,老百姓真是可悲!毛泽东声称他是秦始皇加马克思。我看他马克思不多,秦始皇不少。大跃进就是秦始皇修长城的暴政那一套,中国还有不出大大小小秦始皇和土皇帝的?”

三元的过来人告诉我,苏海清玩弄过的女人有几桌(一桌八人)。这家伙平时容不得别人说他搞女人的,但他喝醉了酒就最喜欢找人谈女人。苏海清玩女人都玩出了水平。他说自己最喜欢的女人,一是没开苞的黄花大姑娘;二是丰乳圆臀窄腰漂亮的女人;三是结婚不太久、又床上功夫好的小媳妇。

据县委整风工作组给县委的报告:1959年,17岁少女汤永范从公社下放回队。小汤长的白晰水滑,脸带桃花,十分漂亮。报到那天,苏海清一见她眼都直了,格外表现出温和体贴,将她安排在大队部当通讯员,时常送些女孩子喜欢的东西,又到城里买了些香皂手帕送给她,还经常发她几元钱做误餐费,还以心痛她为名,送过小汤好几次整袋的大米。

功夫下足后,苏海清就下手了。1959年12月的一个夜晚,天气寒冷。苏海清以谈工作为名,将女孩叫到外面田野里,边走边碰碰撞撞,见女方没有反抗,就将手伸到她的怀里摸乳房,说是“暖暖手”,接着就脱下女方的裤子,在田里将该少女奸污了。此后,他经常将汤永范叫到他的办公室或宿舍里,白天黑夜都行淫乱。好几次,有人去找苏书记汇报,听到小汤在他屋里大哼小叫,吓得人家赶紧跑了。要是撞坏了苏海清的好事,那简直就是在找死!

原闸口公社的知情人对我说,“苏海清在三元究竟搞了多少女人,没人讲得清,就连调查组最后都弄不清楚。你想,哪个傻瓜会把自己老婆和女儿让他搞的事说出来?说他强奸是没有的事!他手中有粮,有这个本钱就足够了。苦日子年代,人的生存成了最大的问题,命都没有了,还讲么子礼仪廉耻呢,女人不值钱。一个大姑娘的身价,就是几斤米,那能救一家人的命哪!当年,哪个有权有势的干部不利用手中的权力和粮食搞女人呢?现在还不是一样?哪个有钱人不搞女人?苏海清影响最坏的,就是人家结婚他开苞!当年是有权,现在是有钱,有钱花上个几千元,还不是一样的能开苞。你是我们澧县人,不要出家乡人的丑嘛!”

我讲了半天的道理,只落得一阵哄笑。我为这些从大跃进过来的农村干部而悲哀。

当然,他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查常德地区档案馆,我统计当年174名违法乱纪受处分的公社和大队干部,有159人奸淫妇女,134人贪污,128人打人致死伤;查澧县档案馆,当年92名违法乱纪受处分的公社和大队干部,有76人奸淫妇女,33人贪污,37人打人致死伤。一些人是一身数罪。

初夜权是中世纪欧洲封建领主对农奴享有的特殊权力,在中国历史上,极少见到此类记载。的确,当我在调查时,农民们一听说什么“初夜权”,个个都懵了。但解释清楚后,他们说的确是有这么回事,但情节有出入。

从大跃进到苦日子,人民公社可是把“人民”管得死死的,没一点人身自由了。结婚必须到大队去开证明。谁家要嫁女儿或者娶媳妇,只要那姑娘长得还可以,苏海清去了,他总是会有一些“表示”,送点钱,送点粮,说上几句好话,然后叫她去大队部,会弄些好酒好菜,把女的灌醉了,晚上他先睡一盘。一般来说,那时候的人,别说是有酒有肉了,嫁女儿的,基本上都是饿的没得办法了,让女儿去找个吃饭的人家。男的一般都是老光棍,或死了老婆的干部或食堂管理员、炊事员,娶个十几岁的姑娘很常见。女方几年来哪里吃过这么好的东西?睡觉就睡觉吧,反正都饿麻木了,也不在乎。男方也不好和他闹,书记睡了你的女人,那是看得起你,他会有数的,一定会送米送面的。只要姑娘长得好,反正苏海清总是有办法把她先睡了。

被采访者回忆说:苏海清最不像话的,是他把人家一个姑娘搞了一晚上,第二天还到人家那里去冷嘲热讽,说是昨天晚上吃了一回下脚水,倒了大霉了。他送的一袋米,就当是喂猪的下脚料算了。说完扬长而去。那姑娘在嫁过来之前,已经被她原来所在的队长奸污过了。

苏海清在三元大队一年多,欺男霸女,淫威使尽,坏事做尽,百姓害尽!

三元三队上中农社员孙逢清,因实在受不了饥饿劳苦,不安心在乡劳动,一直想逃荒外出。1959年冬整风运动中,苏海清召集300多人的群众大会,亲自主持批判斗争孙逢清。苏海清对孙骂了一阵,上去就是一耳光,又狠踢他两脚。觉得还不过瘾,又指使众人上去拳打脚踢,当场将他打成重伤。孙逢清全家人11口,除了一个15岁的女孩能参加劳动外,其他人全都病倒在床。苏海清竟让食堂停了他全家人的饭。结果11人死了6人。

四队原地主孙圣汉,44岁,因对大跃进和吃食堂不满,说过几句牢骚话。1959年11月整风运动中,苏海清在群众大会点名批斗他。并组成主攻组、次主攻组、打态度组。会议开始,由孙在台上交待问题。讲了一阵,苏海清说他不老实上去给了他三个大嘴巴,又要生产队长带头打。会上毒打两次,孙被打得鼻青脸肿,腰部受伤。

第二天,苏又派民兵将孙押送到和湾水库,交群众管制劳动三天后,苏要他带被管制份子和几个木匠共十多人,命令他们一夜之间,突击完成8米高、2米宽的梭斗。次日清晨,苏来检查,发现他们全都去休息了。苏海清大怒,找到孙圣汉,一顿狂打猛揍。吃早饭时,又叫他跪在地上,苏带头拳打脚踢,有要别人狠揍。孙被打成重伤,请假回家后,卧床不起。1960年元月8日死去。

1959年9月23日,久旱逢喜雨。队长孙际桂在垱沟看水,他把上田水放到下田一部分。苏海清从黄溪大队开会回来,不问青红皂白,大骂他不该放水。孙际桂申辩了几句,苏上去连推带打,又抡起拳头,对着孙的脑袋狠击三拳,将他打倒在地。孙当场吐血,而苏海清骂了几声转身而去。

1959年12月,苏海清安排平整秧田,二队原地主孙逢圣因水肿病,劳动中没有力气,干了半天,实在受不了,就在田坎上坐了一会儿。苏海清检查生产,正好看见孙逢圣在地上坐,就讯问他为什么不做事?孙见苏书记凶神恶煞的样子,吓得连话也说不出来,半天才战战兢兢地解释自己有病。苏海清上去就是三个耳光,强迫他马上下田劳动,还饿他三天不给饭吃。

1960年1月24日,三元大队集中男女劳力,突击修叶家湾水库。孙逢圣病情严重,便向队长请假。队长批准他在工地上修整土筐和看小孩。26日清晨,苏海清在工地检查出工情况,见孙和一个小孩坐在床上,便不问青红皂白,抄起一根扁担,对着孙逢圣就是两家伙,将孙打倒在地,又强迫他上工地挖土。干到下午,孙逢圣实在坚持不了,在地上坐了一会儿,又被苏看见毒打一顿。到吃晚饭的时候,孙慢慢爬到公路上,昏死过去。被上晚班的社员发现,将他抬回家中,当夜死去。

1960年5月5日,中共澧县县委政法委党组《关于苏海清严重违法乱纪、打死人命一案预审情况和处理意见向县委的报告》,“该犯一贯利用职权,为非作恶,侵犯人权,打死打伤人命。53年秋至60年3月,先后打罚87人。其中贫农32人,中农32人,农11人,地主12人;殴打32人、捆打16人、打跪20人、吊打4人、罚站推搡1人、打锣游街2人、罚义务工12人。”

多行不义必自毙!苏海清作恶多端,终于撞上了枪口。事发于他让女饲养员戴友姑为死猪披麻戴孝当孝子、哭灵守坟事件!

1960年3月3日,三队女饲养员戴友姑养的一头猪病死了。队长孙际银请示大队副业主任汤明典。汤同意由队里自行处理。当时队里的公共食堂已经揭不开锅了。孙便准备剥皮卖肉,搞点油盐钱。苏海清晚上来该队“检查食堂”,发现死猪,勃然大怒。当时上级还在鼓吹“养猪大跃进”,他正想搞“百头猪场”,而人都饿死不少,猪也没剩下几头了。苏海清暴跳如雷,将孙臭骂一通,当即责令要找木匠做棺材将猪埋葬。

次日清早,他在该食堂召集全大队各生产队事务长、饲养员和生产队长等二十多人的“死猪现场会”。苏海清先是要戴友姑交待死猪原因。戴说猪杀病死的,便破口大骂:“狗屁!猪是集体财产,是你害死想吃肉!”

批斗一阵,苏海清当场宣布:1,要做一付棺材和一丈二尺高的墓碑,上写“故显考猪讳饿死之纪念坟墓”,写上年月日和喂猪人名字;2,要请道士开路。当时汤永协说,“东门的道士请不来。”苏便要戴友姑请学校老师打秧歌锣鼓送上山;3,要八大金刚送猪上山(即八人抬棺送葬);4,养猪人带路抱灵,边走边哭:“我的猪爹,这就把你作了孽,只怪我跑快了,抢了一张人皮,你跑慢了,抢了一张猪皮,把你饿死了,我的还你来世帐。”5,猪坟要埋一人多高;6,养猪人送烟火(烧纸钱香烛)三天,送一次哭一次;7,见干部一来就要大哭猪亲爹。并交代说,“明天公社生产大检查,有四个大队书记来检查,要哭的特别伤心些。”8,要搭棚守灵,守一个月。苏海清还一再强调:“一定要执行,谁违抗就得挨辩论!”并指定大队养猪主任汤永协监督执行。

早饭后,他到金盒大队参加公社生产检查团。并对该大队书记刘光耀得意洋洋地吹嘘自己在三元大队的淫威:“别的地方总死猪,我们那边死猪后惩办的办法就搞得好。”并大言不惭地介绍经验。

当天,趁苏海清不在,戴友姑将死猪装进棺材,请两人送出葬。她自己披麻戴孝,为死猪哭丧。又在死猪坟前做了五尺高,一尺多宽的墓碑,按苏海清交代的,上写“故显考猪讳饿死之纪念坟墓”,并在坟前搭棚守灵。

戴友姑守灵的第二天,见公路上来了一个骑自行车的干部,以为是四个大队的书记来检查,马上放声大哭:“我的猪爹,这就把你作了孽,只怪我跑快了,抢了一张人皮,你跑慢了,抢了一张猪皮,把你饿死了……”

来人是县公安局的干部孙东才,见山坡上一个四十多岁的妇女哭得古怪,便下车问明情况。孙东才闻讯义愤填膺,回到县里告发了此案。

县里立即派人来调查。三元大队社员民怨沸腾,纷纷反映:“苏海清不调开,三元大队不得翻身!”并向来人称苏是“苏日军”、“活阎王”。很快,苏海清被捕。

一时间,此案轰动全县,老百姓怒不可遏:死了几万人,没见干部过问。从古到今,没见过死了一头猪,竟然要活人给死猪当孝子的事!

1960年5月5日,中共澧县县委政法委党组提出《关于苏海清严重违法乱纪、打死人命一案预审情况和处理意见向县委的报告》:“苏犯海清一贯利用职权,行凶作恶,残酷欺压群众,打死打伤人命,强迫群众给死猪出葬,任意压低群众口粮标准,奸污妇女,贪污多占,还多次伪造历史,假充功臣、排长,实属混入革命队伍中的坏分子,已够成反革命罪,罪大恶极。我们意见,判处死刑,以平民愤。”

正当此时,全国农村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新三反”运动,苏海清案成为运动典型,层层上报,又为中央批发全国,以教育广大党员和干部。从而震惊全国。

1980年,在全国平反冤假错案中,澧县法院对该案重新判决,认为“苏海清罪不当死,应予改正。”

可澧县的老百姓却不这样看。原三元大队的一位受害者在接受采访时对我说:“苏海清罪大恶极,杀他十遍也不为多,也抵不了他做下的孽!”

2008-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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