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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迪为何调降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

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Moody's Investors Service)在上周四发布的“2016-2017年全球宏观经济展望”报告中警告说,中国政府对增速的执着,将会损及增长速度。本月初,穆迪刚刚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从“稳定”调降为“负面”。该机构仍然维持中国的Aa3评级,但对展望的调整引发中国官媒的猛烈抨击。5月3日,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发表了一篇题为“穆迪中国评级反损自身信誉”的评论,称“作为国际三大信用评级机构之一,穆迪却长期干着损害自己信用和操守的事。”该文批评穆迪对一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苛刻”;而对美国等西方发达经济体的主权债务评级“放松”。

美国之音近日采访了穆迪投资者服务机构的主权风险董事总经理安妮・范普拉格(Anne Van Praagh)。范普拉格在采访中谈及穆迪对中国的信用评级和中国经济中的风险因素和政府应对等问题。以下是采访节录。

问:请您谈谈穆迪为什么对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作出下调?

答: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为Aa3,这在我们的信用等级中是第四高的评级。我们今年把展望调整为“负面”的部分原因在于,中国在实现增长目标和实现再平衡之间的矛盾日益紧张,这表现在遍及中国经济各个领域的债务和杠杆在不断地增高。我们看到中国实现经济再平衡面临相当大的挑战,从政府主导投资的模式转向私营部门扮演更重要角色的模式会有很大难度。应该说,这方面的挑战比我们原先预期的要更为严峻。

围绕转型出现了我们此前未曾预料到的额外的金融稳定方面的问题或不确定性。中国的债务约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40%,与其他新兴市场比较算是低的,和发达经济体相比自不待言。但是,如果你看看遍及整个经济的杠杆,包括政府、家庭、公司和金融机构在内的经济杠杆到2015年底已经达到GDP的280%。这个水平远高于我们看到的同等收入水平的其他新兴市场的水平,大致与韩国和一些发达经济体水平相当。但那些经济体更富有,较高的收入能够支持更高的债务水平。

在总体杠杆率很高的情况下,我们还看到新的问题,就是不断增加的债务中的一大部分,以及整体债务的一大部分,都来自于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杠杆率显著增加,目前已经高达GDP的115%。我们知道许多国有企业有盈利压力。像钢材、建筑、水泥等产业,曾经是增长的动力,而现在却产能严重过剩。那些公司在债务方面需要主权财务支持的可能性也显著加大,因而对主权信用的地位,以至总体经济都形成金融风险。

问:这样的风险是迫在眉睫,还是较为中期的风险?

答:我们就那些债务明确体现在主权资产负债表的时间和规模做过推算。不过,一些国有企业是上市公司,所以其透明度比较高,而有些没有上市,所以缺乏透明度。但我们能够看到,中期内,有多达两成的GDP会转入政府资产负债表。鉴于目前政府和公共银行的合作可以让问题向后拖延一段时间,例如在债务到期前进行再融资,或在到期前对债务进行重组等。所以,在银行资产负债表中,那些贷款不会被记作拖延贷款。这样一来,那些债务在成为坏账前得到一些喘息时间。但问题是,那样做是否真的可持续?如果那些公司长时间无法盈利,到一定时间会导致更大规模的重组,造成银行损失,最终殃及主权。

问:此前,索罗斯等人警告说,中国当前的债务水平可能导致金融危机。穆迪在这方面的看法如何?

答:那不是我们的基本情况。我们的基本情况是中国将继续以6%到6.5%的速度增长。GDP增长放缓了,并且将继续放缓,但会是个渐进的过程。我们并不认为会出现硬着陆。在那样的情形下,政府有可能会让一些公司关闭,对一些债务进行重组,但不至于达到对银行形成系统性威胁的程度。因此,银行的稳定对于决策者显然会是很重要的因素,是他们防范出现金融危机的主要目标。他们有一些可以用于规避金融危机的工具。我们预计会有一些金融自由化的动作,尤其是在资本账户方面。那样将会弱化管控系统风险的能力。这些债务的累积导致经济中出现一些重大的不平衡。长此以往,那将会侵蚀信用质量。不过,我们认为那将是个缓慢的过程。

问:中国过去有没有处于这样的债务境地?

答:就整个经济中的债务而言,债务水平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曾经有几次,政府看到经济中出现债务问题,但并未提供救助。就政府重点支持企业而言,外间很难摸准中国政府的意向。说起来很容易:这个是全国大企业,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公司,但真正理解政府会对哪些企业提供重点支持,而对哪些不予支持是件相当有难度的事。

经济中出现如此规模的债务,在选择支持哪些企业方面需要作出困难的选择。但对中信太平洋的救助却是一个反面例子。该公司在澳大利亚铁矿项目中赔了钱,但因为与国务院有很硬的政治上的关系(所以得到救助)。这是个特别的案例。

现在回过头,从我们的评级和展望考虑,我们希望传达的是,(中国)经济和政府财政出现了额外的风险,因此对展望做了调整。调整部分反映出挑战的规模,也可能反映的是改革之路走走停停的特色,以及在兑现落实改革实施计划的机构能力。

去年8月,以及今年1月我们看到的股市干预,展示给我们的是金融市场的动荡,以及经济改革和再平衡所面临的挑战之大,以及对决策者造成的巨大挑战,远超出我们起初的预料。

问:你如何看政府面对经济挑战所采取的对策?

答: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步骤,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上予以支持,以实现其设定的增长目标。所以,不管是6.5%还是6.3%,步伐仍然很快。而那样的增长已经证明需要更多支持,通过不同渠道提供更多金融政策支持,更多财政刺激和更多货币政策支持,这些渠道或是银行资本要求,或是利率。这样增速会维持在6%到6.5%之间。很显然,和5年或者10年前比是放缓了。那也是我们能料想到的。但那也意味着比以往需要更多财务和货币政策的支持。那会在短期内刺激经济得到一点增长,那样增速就会比我们预期的稍高一点。但从长期和中期看,因为那是靠信贷推动的增长,那就意味着经济和金融系统中的风险因素会不断得以累积。那是政府正在给自己埋下的后患。

问:政府是否对风险有清醒认识,推出有意义的改革计划?

答:我认为已推出的计划相当可观。它们反映了政府改革的强大意愿。而且围绕地方政府改革、根除腐败、国企改革等发布的政策、目标和改革,以及为稳定股市所采取的一些措施,都显示出政府对改革的强大意愿。但那也同样表现出政府在经济再平衡方面面临巨大的挑战。在某些领域将会有一些明确的改革举措。他们的目的是想在实施改革的同时保持强力增长。国内外金融市场出现的一些动荡将会考研当局的承诺。

一些领域的改革还存在差距。有一些改革尚待实施。他们明确表示将会除掉那些他们所说的“僵尸企业”,但政府还没有真正找到一个能让他们达到目的,有能解决负面后果的方式,尤其是就业问题。所以在煤炭、钢铁等可能导致解雇的领域,为了维持就业稳定和更大范围的社会稳定,在再平衡意愿方面可能会有妥协。这对政府将是个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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