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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说不的知识分子何其少!

钱钟书夫人兼国宝级文学家杨绛的离世,除了说明大陆知识界的凋零外,亦令人探索一个争论性颇大的问题:在中共洪水猛兽般的淫威下,敢冒死公然对黑社会主义统治说不的知识分子何其少!

中共对包括国际知名大师的人格践踏远早于反右运动与文化大革命。自1949年开始,在民国时代大放异彩的文学、艺术家以及世界级教授,为了生存大多避谈政治兼改行。钱钟书被迫花大量时间监督《毛泽东选集》的外语翻译,文豪巴金与矛盾基本上停止创作,沈从文改为研究美术史,与诺贝尔文学奖擦身而过的老舍在文革开始不久更走上自杀的绝路。

文革后饱受蹂躏的知识界发表了不少动人心弦的伤痕文学,杨绛的《干校六记》暴露了文革的荒谬与凶残,是划时代的代表作。但即使万二分敬仰钱钟书夫妇等大师的读者,也需要面对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为何这些国际知名的文艺泰斗没有站出来公开声讨毛泽东与鞭挞中共政权反人性、反科学与反民主的本质?

还记得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朱学勤曾不客气地问巴金,为什么他在文革后虽然不断写文章呼吁知识分子要“说真话”,但他自己好像没有说过一句“反党”或针对中共体制的话。朱教授是这样“质询”巴老的:“您老人家说几句吧!不要说一百句,你说一句行不行?一个人不能以号召别人说真话为满足,而是应该身体力行,你自己说几句真话来留给后人。”

中共阉割知识分子

正如宗教学者王怡所言:“共产党的确让知识分子知道了一件事,就是他们的知识和信念,不足以支撑他们在独裁者面前的人格。他们的脊梁轻易就断了。”王怡还引述文学理论大师王元化在文革后的一段话,王老说在历次反知识分子运动中,难得有如经济学者顾准与“反党舆论”搞手遇罗克等不畏强权的人,“我们知识分子终于没有全军覆没”。但王元化本人有没有为文革的牺牲者挺身而出?王怡引用一位朋友这样批评王大师:“就算顾准没有沦陷,和你老又有什么关系?”

我们当然没有理由要求每一个知识分子都要当烈士。但不争的事实是,中共苛政之所以延续的原因之一是如林昭、张志新一样,愿用生命与血腥强权硬碰的大无畏者绝无仅有!近年大陆流传一篇题为《上帝给中国还留下了几个有良知的人》的文章,它引用了一批敢言的学者解析中共如何驯服和阉割一代代知识分子。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资中筠担心在中共的体制内,名牌大学都是“招天下英才而毁之,伤天害理”,中国很可能“人种都会退化”。而伤痕文学作家张抗抗则慨叹:“如果需要,他们会把所有人改造成一种人,他们拥有这种强大的力量。他们就是一部高效的机器,几十年如一日地制造一种叫做奴隶的产品!”

的确,大陆不愿做奴隶的人越来越多,但胆敢发出洪亮吼声的仍然是极少数。中国人可以战胜他们血脉里遗传了数千年的苟且偷生“顺民基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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