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烧相片
这张母亲梁今永十八岁时拍摄的老照片，明眼人一下子就可以看出，有人在这张照片上动了手脚。照片的四个边被人用剪刀剪裁的歪七扭八。我，就是那个持剪刀损坏这张照片的人。
那是五十年前文革初期发生的事情。
一九六六年文革血腥的“红八月”里的一个漆黑夜晚，我独自一人藏身在青岛龙江路32号老宅小阁楼的一间小屋内，心中有一个不为人知的谋划。
几天来在街道主任张秀贤的带领下，来抄家的人群一天比一天暴烈凶残，对父母的批判，也一天比一天高调恶毒。父母被指控的“罪恶”，都是发生在我出生之前，一个我完全不了解的遥远时代。年仅十四岁的我天真地想，若是我把相册本里的老照片统统烧掉，这些意欲把父母上纲上线往死里整的街道干部，也许就找不到父母在民国时期所犯的“罪证”了。
老宅楼上小阁楼里有一个冬天取暖用的小炉子，我用火柴在炉子里点起火，然后坐在炉边，打开相册，从第一页起，把贴在上面的老照片一张张地撕下来扔进炉子里。这些老照片在火焰中痛苦地扭曲着，发出嗞嗞的呻吟。我看着相纸逐渐变红、变黑、化成烟灰、穿过烟囱、在窗外随风飘散而去。
我的动作机械、快速、单调：一只手从相册页里撕下照片，另一只手把照片扔进火炉，我并没有太注意这些老照片里的内容。但不知怎得，我越烧动作越慢，越烧心里越舍不得，一丝罪恶感侵袭心头：我在烧掉一个连接父母过去历史的记忆桥梁。
我开始一边烧一边看起这些老照片来。相片册里父亲与他的家人的照片不多，大部分都是母亲与她娘家人的照片，因为母亲出生在一个大家族，照片上有许多我叫不出名字来的舅舅、姨姨与他们的亲人。
有一张照片引起了我的特别注意——不同于其它照片所用的普通薄相纸，这张照片是洗印在一种国内少见的高质量厚相纸上的。照片中的母亲左方站立着一对西装革履的美国夫妻，右边是一个身穿白色长袍，头发蓬松，相貌有点古怪的中国男子。我的最初反应是：母亲与美国人一起拍照，烧！这可是一个与帝国主义分子同流合污的有力“罪证”呀。在这张照片的下方，有一行英文字，显示这张照片是在香港的一家照相馆拍摄的。
正当我要把这张照片扔进火炉里去的那一瞬间，我的目光突然被照片上的母亲吸引住了。照片上的她，是一个婷婷玉立、纯美自然的少女，她身穿一件合体的高领旗袍，披着一件白色的毛衣，使得她那原本就苗条玲珑的身材显得更加妩媚俏丽。最令我这个十四岁男孩着迷的，是从她的面部表情折射出的高雅文静气质，这种高贵的气质，我从没有在我认识的同时代女孩中见到过。
我突然有个大胆的冲动，想把母亲年轻时的这张照片保留下来。我找来一把剪刀，沿着母亲身体轮廓的外线条，歪歪曲曲地把她单独地剪下来。至于照片里的那一对穿着西服的美国夫妻，以及穿白色长袍的中国男子，我顺手把他们扔进火炉里化为灰烬。
多年之后，母亲见到了这张被我损坏的老照片，她没有责备我，她拿起笔在残缺的照片左边从上至下写了几个字：十八岁在香港为宋尚节博士翻话留影。
我大吃一惊，后悔莫及，原来被我剪掉的那一个身穿白色长袍的男子，是宋尚节博士！母亲告诉我，这张照片是1933年在香港一家照相馆拍摄的。那年她十八岁，为宋尚节博士的一场布道会做翻译。听母亲这么一讲，我知道自己闯了个大祸，把一张具有历史意义的珍贵照片给损坏了。（注释1）
（二）京城里寻人寻墓
一九七三年，父亲常子华在青岛被诊断出患有癌症，母亲决定带着父亲去北京治病，因为京城有三个姐姐在那儿工作。在去北京的火车上，母亲告诉我，这次去北京除了为父亲治疗癌症，她还想寻找两个旧友的亲属。她说自一九四九年以来，她就与这两个旧友的亲人们失去了联系。我听后觉得母亲的想法太离谱，偌大的一个北京城，到哪儿去寻找失联二十五年之久的旧友的亲属呢？
母亲所说的这两个旧友之一，就是宋尚节博士。从母亲渴望寻找宋博士亲人的强烈意愿中，我猜测这个宋博士一定是母亲心目中的一个重要人物。
母亲神通广大，我至今也不晓得她是用什么办法，在人海茫茫的京城找到了她失联二十五年的友人亲属。一九七四年我从潍坊去北京探望母亲，她欣喜地对我说：“走，我带你去见宋师母！”我们从四姐和平里的家乘车来到东城区王府井附近的一个四合院，在那儿母亲见到了阔别二十五年的宋师母。那时宋师母与她的第二个女儿宋天真一家住在一起。母亲让我称她为天真姐姐，自此我就多了一个姐姐。
那年的秋天，有一天母亲对我说：“这个周末咱们与天真姐一起去香山遊玩看红叶。”
周末母亲一清早起床后便忙着准备便当食物，她说我们要在香山吃野餐。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遊香山。与我们同行的，还有曾经是王明道教会的王洪义夫妇与他们的女儿王冰洁。
一九七四年的香山没有什么游人，因为那时的中国共产党内极左势力正在号召举国上下进行“批林批孔”运动，北京市民没有雅兴跑到郊外来欣赏风景。当我们到达目的地时，我被如火如荼漫山遍野的红叶所震撼。然而母亲似乎对眼下壮观的景象一点也不感兴趣，她在山坡上找了一个地方把带来的毯子铺下，让我与同行的其他人坐下休息，她与天真姐便离开了人群，消失在一片丛林中。
原来母亲醉翁之意不在酒，她此行的目的不是来香山看红叶，而是旧地重游，来为宋尚节博士扫墓。天真姐姐告诉我，她父亲墓碑上刻的金字，是母亲在1944年夏天执意捐赠的。这些昂贵的涂金后来被盗贼用刀子刮去卖钱了。墓碑的正面祼露出原有的刻字：“耶稣的仆人宋尚节安息之所，1901年9月27日生，1944年8月18日睡。”墓碑的左边还刻了：“是了我必快来阿门”，右边刻了“主阿！愿你快来”。
（三）校花悔改归主
母亲梁今永，生于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四月初十日丑时。她在家里排行十一，是第八个女孩子。她的母亲叫吴受恩，是她的父亲的第二个夫人。她的父亲梁善川好善乐施，在青岛的广东同乡会中深孚众望，于一九一九年被推选为广东同乡会的董事与俱乐部正经理。位于老青岛双山西北的孙家顶子的广东公墓，就是我的外公梁善川在三十年代捐款集资买了十五亩地建造的。母亲的祖父梁泽威，是十九世纪后叶在烟台做百货生意的广东富商。用现在的话来说，母亲是个“富三代”。
外公梁善川很重视子女教育，他把母亲送去民国时期青岛最好的学校之一，文德女子中学读书（现为青岛第八中学）。因为人长得漂亮，母亲成了文德女中的校花。她个性活泼，喜爱跳舞，有一次她舞性大发，竟然跳到教室的桌子上为同学们即兴表演起舞蹈来。她的前卫行为，在文德女中这个传统保守的教会学校里引发了一时的骚动。
这个举止前卫、打扮时髦的校花，在她十六岁时做了一个令全校师生与家人惊讶的快定，她决志信奉基督教了。有关母亲悔改认罪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情景，宋尚节博士在他的日记里有这样的记载：
“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五日……青岛文德女校，有梁今永小姊妹，过去好打扮、跳舞。在今年三月四日与学校七个女生悔改后，带领四十多个同学归主。有一个最反对基督教的女生名叫张钢，梦见一个白衣天使叫她信主，还给她一本书。醒后果然有一本书在她床边，书名是《中级少年团复活节号》（1931年4一6月第二卷），其中有宋汝慈教士写的信息。梁小姊妹将这本书拿给我看，有十几个人为此也信主了。梁要请我去她们女校传福音，我说：”这事必须征得教务主任的同意。“经梁等几人的恳求，得到教务主任的同意，我们到校两次。在第二次会上，我提出‘谁先谦卑相信，神自会向你显现。’梁今永站起流泪告诉同学：要知道‘谦受益，满招损’。她交给我一封信，可以说是用泪写的，请我们代祷，求神使全校师生都能归主。文德教务长甚至要多留我们一个礼拜向学校学生证道。收到八十封信，有一人要自杀，这次不仅蒙恩而且写信，希望有机会跟我们一起布道。会后，许多弟兄姊妹有爱人灵魂的心，两人一队地赴西岭到八百家去布道。”（注释2）
两个星期之后，宋尚节博士一行去了青岛的郊区即墨县布道。三十年代的即墨是个很贫穷的农村，前来听宋尚节讲道的人大都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穷苦农民。十六岁的母亲也追随宋博士来到这个偏远的地方。宋博士在日记中是这样记录的：
“一九三一年，六月三日……青岛十六岁的梁今永小姊妹亦来即墨。她要求我讲道前给她作见证的机会，她述说神如何垂听了她的祷告，领了许多人归主，教务主任允许学生聚会，反对学生认罪的教员悔改。她讲毕，我请全体会众为文德女校师生祷告。”（注释3）
一个二十世纪中国最著名的布道家，一个刚信主年仅十六岁的女孩，自此成为主内的忘年之交。他们之间在主内的友谊持续了十三年，直到一九四四年八月宋尚节博士安息主怀。
（四）与宋尚节博士同工
宋尚节博士是福建人，讲了一口蹩脚的家乡兴化腔国语，在他走遍中国各地布道时，经常需要有人为他翻译。可有时在讲台上的翻译人没有完全听懂他浓厚的福建话，翻译时词不达意，影响了他传递信息的连贯性与含义。人无完人，这时完全沉浸在讲道中的宋尚节博士，一急之下，竟然会把可怜的翻译人推下台去。
宋尚节博士很喜欢母亲为他做翻译，因为母亲虽然是广东人，却可以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又能心领神会地听懂他的福建兴化口音。母亲活着的时候没有告诉我她跟随宋尚节博士在中国各地布道的踪迹，但从天真姐整理出版她的父亲日记《失而复得的日记》一书中，我读到宋尚节博士在一九三六年写下的一段涉及母亲与他同工的段落：
“五月十一日到达汕头，教会有人满之患，可惜领袖不知如何牧养栽培。继到香港，青岛梁今永姊妹将陪同去中山、台山、佛山传道。劝梁姊妹独身事主，因为庄稼多，工人少。”（注释4）
这是一次艰难的布道旅途。这三个地方的教会牧师们不欢迎这位在台上手舞足蹈、大声疾呼人们悔改认罪的传道人。当一九三六年五月十四日宋尚节博士与母亲梁今永到达中山县时，县城里虽然有五、六个教堂，但竟然无一肯借堂。不得已，他们只得到距离县城十里之外的东镇细鳌溪村的一个只能容纳二、三百人的小教堂去布道。五月二十一日他们达到台山时，当地的教会领袖大肆攻击宋博士：“别听疯子胡言乱语”，千万百计地阻止教会的教友来听宋博士的讲道。五月二十八日他们乘船达到佛山时，无人前来码头接他们。他们晚上睡在蚊子猖獗的破屋里。白天讲道时，屋子外面甚至有人在叮叮咚咚地打铁。
前景看来很不理想，这次到广东“三山”的布道似乎注定要失败。然而，当宋尚节博士走上中山县郊外的小教堂讲台开口祷告讲道时，奇迹发生了。听众看到了一个从未见过的奇特画面：一个身穿蓝布长袍、不修边幅、相貌古怪的中年男性讲道人，在台上一面讲，一面跳，从台的一头跑到另一头。他以粗哑的嗓音，大声疾呼人们来到上帝面前认罪悔改。站在讲道人身旁的是一个二十一岁的美女翻译，她身穿一件黑色的高领旗袍，优雅大方。她的声音甜美动听、抑扬顿挫，准确无误地把讲道人的信息翻译成广东话。
平时习惯于对台上的讲道人不屑一顾、大声谈笑喧哗的人们开始安静下来。人们对在台上的这两个看上去年龄、长相、服装、个人风格截然不同的讲道人与翻译人感到好奇。他们开始认真倾听，教堂的空气开始融化，圣灵降临到他们的心里，人们看到自己的污秽、罪恶、心里的黑暗。许多人认罪、悔改。在宋尚节的日记里，他是这样描述的：
“……许多人经过彻底认罪，被圣灵充满。有说出方言，或被喜乐的灵充满。全体都愿作活水江河，祷告极其恳切，无法禁止。这次中山有三百余人蒙恩。”（注释5）
相同的复兴也发生在接下来在台山与佛山的布道。台山有六百多人蒙恩，佛山有三百余人归向主。
（五）闪电结婚
成功地结束了在广东“三山”的布道之后，母亲随宋尚节博士的布道团去了广州、香港。她于一九三六年七月从香港取道返回青岛。
这也许是母亲最后一次为宋尚节博士的布道做翻译，因为母亲七月回到青岛后，就有两个广东同乡郭亦为、周子西前来河北路九号梁家提亲，父亲仅见了二十一岁的母亲一面，惊为天人，爱上了母亲，非她不娶。
对这突入其来的求婚，母亲有些不知所措，因为外公本来计划送她去美国的Wesleyan University 威斯里安女子大学读书。但母亲最终选择了结婚。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四日，母亲与父亲结婚了。婚礼是由一位美国牧师司克慈在青岛的灵恩堂教会主持证婚的，有一千多贵宾参加了这场隆重的婚礼。
母亲结婚的那天，宋尚节博士正在缅甸仰光布道。可以想像，当宋尚节博士听到母亲闪电式结婚的消息会多失望，他多么希望他寄予厚望的这个梁令永小姊妹可以接受他的建议去独身事奉上帝呀。显然上帝为母亲安排了另外一条事奉的道路。新婚后的母亲，立即投入了帮助父亲兴建青岛广饶路“神的教会”的事工。这是后话了。
尽管母亲在她的后半生遭受了许多患难：五十年代她被关进监狱、六、七十年代家被抄、扫地出门，但她在患难中从未放弃她的信仰。她没有辜负宋尚节博士对她的期望，在一生中带领了许多人信主。我的内子就是在她年轻时因母亲向她传福音而蒙恩得救的。
注释1：宋尚节1901 –1944，福建莆田人，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中国教会复兴具有影响力的一个奋兴布道家。
注释2：宋天真编，《失而复得的日记》，页115。
注释3：同上，页116-117。
注释4：同上，页275。
注释5：同上，页27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