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如何评价周恩来与林彪在文革中的作用？
毛泽东发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主要依靠三个人，江青指挥造反派在前台的冲锋陷阵，周恩来不仅负责执行毛泽东的各项战略部署，且负责保障文革得以顺利进行的经济基础，一身兼了毛泽东的“总参谋长”和“总后勤部长”的角色，而林彪指挥军队为毛泽东的文革运动保驾护航。周恩来和林彪都是毛泽东文革当中必须利用的力量。但如果仔细分析，我们则看出林彪的作用还主要局限在军队内部，可周恩来的作用不仅涉及到全中国的各行各业，周对军队同样有极大的影响，军委高层的几位老帅老将军们，如叶剑英、杨成武、黄永胜等人都听周恩来的，与周合作密切。整体而言，毛泽东是文革一切政治决策的决定者，而周恩来则是其执行者。文革当中没有毛泽东的决定什么事都不能办，而毛泽东的决策又离不开周恩来的具体执行。正是由于周恩来是毛泽东文革运动中坚定的拥护者和具体执行者，再加上林彪为首的军队系统的大力支持，周恩来成为中共高层一个无可轻易代替的力量，周在文革前期虽偶遇危难但却总能化险为夷，这与毛泽东的使用与林彪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周恩来与林彪同属中共的老干部，他们都具有其他老干部相同的特点，也有与他们相同的弱点。那就是对毛泽东君臣般的关系。周恩来与林彪都不可能违逆毛泽东的意图，更不可能改变文革的大方向，他们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些小小的调整，所以周林二人本质上殊无二致。文革期间他们都秉持了“跟着毛主席革命到底”的忠君式思维，“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这句话周恩来与林彪在文革中都曾说过多次。周恩来“保持晚节”的心态更加严重，生怕一个不小心就步上了刘少奇的后尘，一个“伍豪启示”一直压在周的心上，成为周的一块心病，以致1975年9 月周临进手术室做手术之前还要再次对其订正处理，免得有朝一日成为自己倒台的一大罪状。在林彪倒台前，周恩来与林彪互为依靠，小心谨慎地与毛泽东一手扶持的江青为首的“上海帮”周旋，试图“抓革命促生产”维持全国的稳定，为毛泽东收拾文革以来造成的烂摊子。可是林彪由于对“上海帮”的打击出手过早成为毛泽东清洗的对象，从此周林之间的密切关系解体，周一人孤立无援，成为日后“四人帮”集中攻击的目标。
周恩来在文革中与林彪相比有以下几个特点：
（1）周恩来比林彪更早一些介入了毛泽东的文革运动，且周恩来在文革时期一系列重大事件上发挥了比林彪更重要的作用。
（2）周恩来介入文革的时间比林彪更长，林彪只趟了5年文革浑水，可周却趟了几近10年。
（3）林彪文革中的作用基本上局限在军队内部，“三支两军”后军队开始介入地方的文化革命运动，但林彪涉及并不多，而周恩来在文革的作用则更广泛、更深入、更持久。
（4）周恩来在文革中从未提出过任何大政方针，也不敢公开抵制江青为首的“上海帮”，而林彪则敢于反“上海帮”，坚决有效地抵制了江青试图插手军权的企图。
关于周恩来在文革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国内不少学者多有论述。笔者只想强调，周恩来最亮眼的表现是，在文革乱局中仍不忘国计民生，在紧跟毛泽东搞文革“抓革命”的同时，还尽力设法维护全国的生产，不使经济全面倒退。特别是周曾利用九大后政局的短暂平稳时期，大力恢复因文革运动造成的生产停滞，使国民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周在四届人大上提出要在二十世纪末将中国建成“四个现代化”的强国这一符合民心的宏伟蓝图，使得周在自己生命的最后关头站在了历史正确的一方。所以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周去世后仍能得到广大人民的怀念和敬仰。
林彪在文革中所起的积极作用有下列几点：
（1）在文革混乱的局面中保持了军队的稳定。林彪极为重视军队的稳定状态，不许地方式武斗夺权之事在军内发生，“军委八条命令”就是最好的一例。而军队的相对稳定使后来的“三支两军”能够顺利进行，对保证地方的稳定作出了贡献。
（2）林彪严防江青一伙染指军队事务，诸如搞掉“全军文革小组”使江青无法插手军队事务。即使后来林彪倒台，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也无法迅速有效地填补军中出现的空白，更无法找到自己在军中的代理人，这实际上为日后华国锋、叶剑英等人粉碎“四人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文革期间，既使地方再乱，生产停滞，但林彪领导下的军委办事组从未放松国防安全和建设，文革前国防和“三线建设”在文革中是延续的，没有中断，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和运载火箭的研制开发有了快速的发展。不仅巩固了国防，还顶住了前苏联的试探性进攻。
（4）林彪存在的本身就是对江青“上海帮”的遏制，换句话说，就是要对江青等人的行为有所约束，包括林让黄永胜、吴法宪向毛反映江青对周恩来的恶意攻击等。林彪在庐山会议上打击张春桥更是明显的一例，只是庐山会议的斗争触及了毛泽东的“文革底线”才招致林的失败。庐山会议前，江青等人虽有毛泽东的扶植，但毕竟还只是文革中的暴发户，在中央高层相对处于劣势，其政坛势力与军方相比还相去甚远。但林彪倒台后，“四人帮”在党内的势力大增，在中央高层也占了优势，中共十大上王洪文当了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张春桥不仅荣升政治局常委，还当上了解放军总政主任，“四人帮”开始染指军权。这在林彪在世时是不可能发生的。
周恩来与林彪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周恩来更能忍隐，更会小心处理好与毛泽东、江青的关系，对于来自毛泽东和江青的批评、指责甚至谩骂不会公开说“不”，周时时处处检讨自己以往的过错，向毛江输诚表忠，甘于作毛江的工具。王力回忆说“至于对周恩来在历史上的路线错误，周恩来自己从来不回避，从来是到处讲，讲得别人都不爱听了。毛泽东也不避讳，当着周恩来的面，不但对中国人，也对外国人公开讲。”[93]与周恩来相比，林彪则更有自己的主见，且林彪从来不作自我作践式的检讨，特别是“913事件”前夕，林彪面对毛泽东的淫威和打压，敢于对毛硬顶，敢于对毛泽东说“不”，其不甘于作毛泽东的工具显示出林彪独有的性格。无论林彪最后是主动出走还是被动出走，事实上林都是被毛泽东逼走的。林彪虽然身死大漠，但其对毛泽东的一击却起到了唤醒国人的作用，使毛泽东的神话彻底破产，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败亡。华飞先生说得好“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清醒就是从林彪的死开始。林彪以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接班人和副统帅身份与‘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泽东决裂并在此之后非正常死亡是他对中国做出的最大贡献。”[94]
周恩来与林彪不同的人生态度和人生哲学对当今社会亦有很大的影响。中国几千年来封建皇权统治下，人民大众对正统当权者的倒行逆施习以为常，且逆来顺受，如非走投无路绝不会铤而走险，这种惯于作“奴才”的成王败寇心态潜移默化，深入到人们的骨髓之中。所以，不少人将林彪敢于对毛说“不”与毛决裂视为大逆不道，而对周恩来的忠心侍主、委屈求全和鞠躬尽瘁津津乐道。时至今日，我们也应有一个新的视角重新审视周林二人文革中的所作所为。
林彪在文革中应该负什么样的责任？
（1）中共自七大起就将毛泽东定位于一尊，具有最高的权力，只是个人崇拜在战争年代还不那么显著突出。中共建国后包括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等主要领导人都曾大力制造了对毛的个人迷信个人崇拜。1959年9月9日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刘少奇表态说：“我这个人历来是提倡个人崇拜的，也可以说个人崇拜这个名词不大妥当，我是说提高毛主席的领导威信。我在很长时期就搞这个事情。在七大以前，我就宣传毛主席，七大的修改党章报告我也宣传，现在我还要搞，还要搞林彪同志的、小平同志的个人崇拜。你们不赞成我搞，我也要搞的，我也不一定要人家同意的。我就是这么搞。”[95]邓小平直接负责的与“苏修”论战的“九评”中，更以中共中央的名义频频肯定个人迷信，将个人迷信上升到理论高度，成为中共中央的集体表态。周恩来导演的大型音乐舞蹈诗史《东方红》，更是大吹特吹毛泽东，此后又将其拍成电影全国放映，其影响至深且巨。在这个整体环境下，林彪也参与其中，大力鼓吹“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等等。与此同时，林彪大搞“突出政治”运动，诸如在军队创造出“三八作风”，“四好连队、五好战士”，“四个第一”以及“学毛著”，“学老三篇”等等。中共全党这种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运动深入到各行各业，渗透进千家万户，其影响之广、范围之大、效果之强使得中国大地的精神面貌为之改变，使毛泽东成为凌驾于全党全国的最高“神祗”，成为毛泽东发动文革运动的重要筹码和依据。
（2）文革前夕和初期，毛泽东为了将林彪拉上文革的战车，1966年3月毛和江青一手操纵出笼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5月7日毛给林的《五七指示》以及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公报公开赞扬“林彪同志号召人民解放军在全军开展学习毛泽东同志著作的运动，为全党全国树立了光辉的榜样”，这些都是毛泽东主动树立并利用林彪在军队中的威信，实际上是毛为文革大业所作的必要准备。而林彪也大树毛泽东的威信，在《〈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中，林彪称颂毛为“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等。毛泽东还发出号召“全国学解放军”。毛林这种“互树权威”“互树威信”的做法，使毛林二人的声望和地位在文革之前和文革时期空前高涨和巩固，而毛泽东对周恩来，周恩来对毛泽东却没有形成这样的关系，因此，林彪在树立毛泽东的威信和个人崇拜方面比周恩来走得更远。因此，林彪在这一点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3）文革前期，林彪支持了毛泽东所发动的文革运动。文革运动实际上是一场中华民族的浩劫，其中的代价极为惨重其教训亦极为深刻，特别是运动中相当一批干部和普罗大众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和迫害，甚至死于非命。虽然毛泽东是文革的始作俑者和决策人，但其中或多或少都会涉及到林彪，在当时的那种体制和政治环境下，林彪不可能事事置身事外，一点责任没有，诸如罗瑞卿事件、贺龙事件和“杨余傅事件”等。林彪当然要负他的那份责任。然而由于大陆官方刻意掩盖那些不利于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资料，将一切罪责归结于林彪和江青“反革命集团”，乃至许多历史事实被歪曲被篡改，全面厘清这段历史还需更多的材料和知情人士的披露。所以，我们在研究文革这段历史时，要尽力追求事实真相，澄清史实，这样才能分清历史责任，而不是根据政治需要将所有责任推到某个人的头上。换句话说，既不要搞“为尊者讳”，也不要搞“妖魔化”。
结论
1980年8月邓小平在回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提问时，针对周恩来在文革中的作用说过一番话：“‘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了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然而，邓小平在谈及林彪时却将林彪归结为“反革命集团”，声称“他们的目的就是阴谋夺权。所以要区别毛主席的错误同林彪、‘四人帮’的罪行。”[96]
通过上文对周恩来与林彪文革作用之比较研究，周恩来在文革当中绝不是如邓小平所说的那样仅仅是“说了违心的话”和“做了违心的事”这么简单，林彪更不是“成立了反革命集团”要“阴谋夺权”。周恩来与林彪都是毛泽东发起和推动文革的重要力量，周林二人又是步步紧跟毛泽东的各项“战略部署”的，而周恩来更是一心一意地积极参与和支持了文革的深入进行，成为毛泽东的得力工具之一。认真比较周恩来与林彪在文革中所发挥的作用，我们可以看出周氏在文革中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保障了文革得以顺利进行，正是由于有了周恩来的任劳任怨和兢兢业业，周恩来成为毛泽东文革运动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邓小平后来对毛泽东文革运动的否定实际上就意味着对周恩来所作所为的否定。但是邓小平出于自己的政治目的，一心将周恩来送上新的“圣坛”，将林彪打进“十八层地狱”，罔顾事实地将周恩来与林彪和“四人帮”区分开来，力图证明周恩来在文革中的言行都是“违心的”，邓小平此举不仅不能“洗清”周恩来文革中的责任，反而使周恩来得形象堕落成一个没有人格的软骨头和伪君子，这同样也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和篡改。
邓小平这种人为的二分法，以两种不同的标准评判历史人物的是非与功过，将毛泽东、周恩来与林彪分成所谓“好人犯错”和“坏人犯罪”的关系，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为毛泽东的祸国殃民作开脱。假使邓小平这段解释周恩来的话能说得通的话，那么它用在林彪身上也同样合适。林彪在文革中不也说了些违心的话，做了些违心的事吗？且林彪说的违心话比周恩来要少得多，违心事做的更比周恩来少得多。凭什么林彪就是“成立了反革命集团，妄图推翻人民民主专政”？而周恩来就是“忍辱负重，鞠躬尽瘁”呢？更何况林彪最后敢于挺身而出打击毛泽东赖以发动文革的“功臣”－－张春桥，林彪以自己的行动显示出自己对文革的实际态度，可周恩来却只有相忍为“党”（实是为毛），俯首贴耳，逆来顺受。所以，林彪的倒台与文革中其他老干部的倒台是一样的，林彪事实上从毛泽东文革运动的助力变为阻力而被毛泽东所不容所打倒。仰天长啸先生分析得好：“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这段惨痛的历史证明，只要毛泽东坚持文革中错误的路线、方针、政策，不仅是林彪最终要与毛决裂，所有有正气的老干部最终都会与毛分道扬镳的。毛泽东去世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以他老婆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被一网打尽，就是有力的证明。”[97]华国锋、叶剑英等粉碎“四人帮”实乃完成了林彪在庐山会议上的未竟之业。
然而，正是由于邓小平在1980年的这番似是而非的谈话将周恩来文革作用定性为“说了违心的话，做了违心的事”，而将林彪定位于“反革命集团”，一年后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照搬了邓的这一讲话精神，将周恩来与林彪之间的关系定位于“对立”与“斗争”，以后国内的党史研究者只能在这个圈子里打转，难得突破难得进展。事实上，邓小平的这番讲话不过就是一个新版的“两个凡是”，它不仅不是冲破了文革史研究的禁区为文革史研究开辟了新的航道，反而是为文革史的研究设置了新的禁区和障碍，成为日后官方研究周恩来的定版模式，周恩来的形象也被脸谱化，变成“文革正确路线”的代表，成为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坚决斗争的“中流砥柱”，这无疑与历史的真实相差太远。所以我们对周恩来与林彪的研究必须彻底抛弃《决议》给周林二人的脸谱型定位，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全面、客观地梳理周恩来与林彪在文革当中的历史作用和地位，这才是海内外史学研究者应该共同秉持的原则和立场。
注释：
[1]金春明、崔久恒《周恩来在“文革”中的思想与活动研究述评》，载《周恩来研究述评》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年3月第一版，544页
[2]《王力反思录》下卷，北星出版社，2001年10月版577－578页
[3]罗点点《红色家族档案》海南出版公司，1999年1月版，190页
[4]罗点点《红色家族档案》195页
[5]《资料选编（中央首长讲话专辑）》青海八·一八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宣传组编印（1967年12月5日），参见余汝信《周恩来的“政变经”》，原载电子杂志《枫华园》第472期2004年10月15日
[6]余汝信《周恩来的“政变经”》 枫华园》第472期 2004年10月1 5日
[7]《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4月版628－629页
[8]《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下卷629页
[9]周恩来接见工交口革命造反派代表的讲话1967年1月27日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服务中心2002年出版
[10]余汝信《林彪“5·18讲话”前后的防政变措施》，原载电子杂志《枫华园》第436期 2004年2月6日
[11]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6年版 1 14－115页
[12]何蜀《对林彪几次天安门讲话的一点考证》参见丁凯文编《重审林彪罪案》下卷 明镜出版社 2004年7月版 610－613页
[1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年1月版 107页
[1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106页
[15]周恩来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造反总司令部负责人坐谈会上的讲话196 6年9月25日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服务中心2002年出版
[16]吴庆彤《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2年5月版 1－7页
[17]《王力反思录》下卷647页
[18]周恩来在清华大学的讲话 1966年8月5日 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服务中心 2002年出版
[19]周恩来在首都红卫兵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8月27日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服务中心2002年出版
[20]周恩来在接见外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 1966年8月31日 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服务中心 2002年出版
[21]舒云《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内幕》，见《华夏文摘》文革博物馆增刊第4 70期 2005年12月7日
[22]吴庆彤《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14页
[23]周恩来接见各大区和省委书记时的讲话1967年1月14日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服务中心2002年出版
[24]周恩来在大专院校及各机关造反派座谈会上的讲话1967年1月17日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服务中心2002年出版
[25]《王力反思录》 下卷 808页
[26]安建设编《周恩来的最后岁月（1966－1976）》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版 3页
[27]穆欣《同“中央文革小组”的几次斗争》安建设编《周恩来的最后岁月（1 966－1976）》 15－30页
[28]温相《林彪对江青的集中吹捧揭密》 见互联网《文学城》的温相博客
[29]安建设编《周恩来的最后岁月（1966－1976）》 27页
[30]《王力反思录》 下卷 984页
[31]高文谦《晚年周恩来》 234页
[32]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 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19 94年版 490页
[33]《王力反思录》 下卷 711页
[34]周恩来江青在接见军队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1968年3月24日 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服务中心 2002年出版
[35]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36]张云生、张丛堃《“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 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2003年7月版277－278页
[37]范硕《叶剑英在非常时期（1966－1976）》上卷 华文出版社20 02年6月版 150－151页
[38]《吳法憲回憶錄》下冊 香港北星出版社 2006年9月版 第654頁
[39]《吳法憲回憶錄》下冊 香港北星出版社 2006年9月版 第656－657頁
[40]仰天长啸《汪东兴的一部充满谎言的书－－评“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见《华夏文摘》 文革博物馆增刊 第453、454期 2005年9月5－6日
[4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 197页
[42]周恩来传达毛主席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1967年1月27日 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43]周恩来就民航系统军管一事给吴法宪的指示 1967年1月25日 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44]周恩来对河南省军区的指示 1967年2月17日 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45]《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下卷，648页
[46]周恩来在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1967年3月13日 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47]《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下卷，651页， 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48]《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下卷，653页
[49]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50]《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下卷，657－658页
[51]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52]《王力反思录》下卷711页
[53]傅崇碧《大树参天护英华》，见《周恩来的最后岁月》安建设编60页
[54]李海文《周恩来研究述评》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年3月版 551 页
[55]《王力反思录》下卷726页
[56]高文谦《晚年周恩来》184页
[57]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58]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59]纪希晨《陆定一谈文革经历》见《炎黄春秋》2005年第7期
[60]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61]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62]吴庆彤《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27页
[63]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64]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65]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66]高文谦《晚年周恩来》191页
[67]张云生、张丛堃《“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79－80页
[68]张光渝《拜访王秉璋叔叔》，载《老照片》第四十四辑，山东画报出版社2 005年12月第一版
[69]仰天长啸《汪东兴的一部充满谎言的书－－评“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见《华夏文摘》文革博物馆增刊第453、454期2005年9 月5－6日
[70]高文谦《晚年周恩来》245－252页
[71]《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查厅起诉书》，见图们、肖思科《特别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受审实录》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年1月版 381－382 页
[72]余汝信《在雷英夫未被追究的背后》 华夏文摘 文革博物馆增刊 第44 4期 2005年7月6日
[73]《王力反思录》下卷923页
[74]叶剑英对文革中周恩来的评价，见安建设编《周恩来的最后岁月（1966－1976）》 3 页
[75]《王力反思录》下卷724页
[76]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77]见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中央首长讲话》，第一辑，1967年3 月，181页
[78]原文戴《周恩来等九位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体大会上的发言》，四川人民出版社革命委员会翻印，1969年5月7日
[79]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服务中心 20 02年出版
[80]《杨成武将军自述》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7年8月版 303－30 5页
[81]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516页
[82]《王力反思录》下卷725页
[83]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84]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298页
[85]《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下卷684－712页
[86]林彪在九大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69．4．14）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87]高文谦《晚年周恩来》278页
[88]《周恩来年谱》下卷中央文献研究室编，1997年5月版367页
[89]仰天长啸《汪东兴的一部充满谎言的书－－评“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见《华夏文摘》文革博物馆增刊第453、454期2005年9 月5－6日
[90]《吴法宪手稿》，转引自金秋《权力的文化－－文化革命中的林彪事件》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119页（“Jin Qiu：The Culture of Power，The Lin Biao Incident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age 199）
[91]仰天长啸《汪东兴的一部充满谎言的书－－评“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见《华夏文摘》文革博物馆增刊第453、454期2005年9月5－6日
[92]高文谦《晚年周恩来》298－299页
[93]《王力反思录》下卷1108页
[94]华飞《“军事林彪”和“政治林彪”》华夏文摘增刊第314期，200 2年11月18日
[95]《批判资料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1958。6－1 967。7》，人民出版社资料室，1967,103页。
[96]《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二版346－348页
[97]仰天长啸《汪东兴的一部充满谎言的书－－评“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见《华夏文摘》文革博物馆增刊第453、454期2005年9 月5－6日
（摘自《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宋永毅主编，2007年出版，香港田园书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