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周恩来与林彪对于中央文革小组的态度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在谈到林彪和江青时说“他们组成两个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的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背着他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因而这两个集团之间的关系被定位于“互相利用、互相勾结”。叶剑英后来则说“周恩来同志同林彪、‘四人帮’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26]中央文革小组是文革前期领导文革运动最重要的机构，考察周林二人对此小组的态度则更能说明问题的实质。
中央文革小组是“文化革命”中产生的怪胎，它名义上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管辖之下，但却直接对毛泽东个人负责，且具有极大的权力，负责指导全国的政治运动。中央文革小组虽然名义上是陈伯达任组长，江青副组长，但陈伯达很快就被边缘化，江青实际上处于主导地位。由于江青的特殊地位，中共高层包括周恩来等人对江无不礼让三分。有些人无视当时的历史状况，有意区分林彪与周恩来对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态度，似乎周恩来一直是坚决抵制，而林彪则是曲意逢迎。[27]更有人撰文称林彪在文革中对江青进行了“集中吹捧”[28]。
由于文革疯狂的夺权运动，中共的党政系统，特别是国务院系统遭受了巨大的冲击，不少干部被关押、批斗，政府日常活动陷于瘫痪，而中央文革小组的权力如日中天，基本上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成为文革初期的权力核心。面对江青等“上海帮”咄咄逼人的攻势，周恩来基本上采取了隐忍的顺守之道，从不敢公开反驳，更不要说“坚决抵制”了。由于“二月逆流”后毛泽东采取高压手段严厉批评了几位老帅，周恩来也被迫跟着检讨。江青趾高气扬，开始以文革小组的名义公开向周恩来叫板夺权。1967年2月江青就曾指着周的鼻子说“你一贯地跟中央文革分庭抗礼，长期搞一个政治局碰头会，还有国务院碰头会，把中央文革里的常委拉到你那边去。你成心拆散中央文革”，江青还威胁说“要知道，我们中央文革不出面保你，你周总理也会被打倒的。”[29]江青甚至说“主席已讲过了，文革小组代替了书记处。以后总理要象对待书记处一样对待文革小组。”江青、张春桥总觉得周恩来做得不够，逼周恩来交权，周恩来对江青等人只好说“以后你们作决定，我给你们办事”[30]
周恩来作为堂堂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此时竟然沦为中央文革的走卒。吴法宪将军时任空军司令，曾参与中央文革碰头会，吴回忆说“在碰头会中，总理孤家寡人，江青很凶，动不动就拍着桌子批总理，多次威胁说：你周恩来不要忘记，要不是我保你，你早被打倒了，并要大家表态。当时没有什么人为总理讲话。总理总是一声不吭，很可怜，叫人看不下去。”[31]周恩来心里很清楚，所谓的文革不过就是毛氏夫妇的双簧表演，为了保持所谓的“晚节”，周恩来必须对毛江言听计从，逆来顺受，周恩来此时已到了唾面自干的程度，周内心虽然极为苦闷，但却始终保持冷静，从不声辩，更不会拍案而起，周恩来知道，如果稍有不慎，就会步了刘少奇、陶铸等人的后尘，随时可能被毛江抛出予以打倒。此时的周恩来步步紧跟尤恐不及，何曾与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周恩来私下的表白很能说明问题，当毛泽东的医生李志绥提醒周恩来要提防江青时，周叹了一口气说“我对江青仁至义尽。1945年我在重庆，江青要看牙齿，我特地飞回延安将她接来。她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五六年到苏联治病，还不是我给安排的。”周还叮嘱李志绥不要同任何人讲此事。连李医生都看出“周恩来对毛处处小心谨慎，唯恐不合毛的意图。”[32]周恩来此时只敢私下叹气，感慨自己忠心耿耿却不能见容于江青这些文革暴发户。王力则评论说“对周总理，毛主席不满意……但毛主席对周总理还能合作，因为周总理向来是主席一讲他就马上拥护。总理自己讲他是管策略的，搞战术性工作的。”[33]
1968年3月24日是毛泽东解决“杨余傅”的重要日子，当晚召开的军队干部会议上，周恩来和林彪都不约而同地高调称赞江青在文革中的作用，周说“在这里，我提几句江青同志在中央文革所起的作用。江青同志是一个坚强的共产党员，无产阶级战士。她不是从今天，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三十年代她就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就是一个同叛徒，同假共产党员、特务和社会的反动派作斗争的一位坚强勇敢的女战士。……三十多年以前，江青同志成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学生。得到毛泽东思想长时期的修养、学习和锻炼。经过了战争的年月。解放以后正是江青同志身体很差的时候，受到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代表人刘、邓、陶，彭德怀，贺龙，彭、罗、陆、杨，谭震林等等，以至受到肖华的迫害。尽管如此，江青同志坚强不屈，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准备阶段，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教育的时候，进行了文艺的改革，大家都知道，1964年演出样板戏八出，都是经过江青同志亲自指导、修改出来的。到了1966年要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了，反革命、叛徒、内奸彭真写了个《二月提纲》，可是江青同志得到了林副主席的委托，写出了革命的《二月座谈纪要》，这是我们人民解放军大家都人手一册，读过的。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提一提她的成绩的一两点，就足以证明江青同志的伟大成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刚才提到，她还有很多的著作，还有很多的演说，现在印成了小册子，大家都读了的。这就看出江青同志是我们党内杰出的女战士，杰出的共产党战士！值得我们向她学习！向她致敬！”周还振臂高呼口号：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誓死保卫江青同志！谁反对江青同志我们就打倒谁！ [34]
林彪在会上说：“江青同志是我们党内女同志中很杰出的一位，也是我们党内女干部中很杰出的一位，她的思想很革命，她有非常热烈的革命感情，同时，也很有思想，对事物很敏感，很能看出问题，很能发现问题并采取措施，过去，她身体不怎么好，大家不了解她，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就看出她的作用，很大很大的作用，她有很大的创造性，能够发现很多问题，她始终树立了很多的功勋，始终站在革命的前线上，捍卫江青同志的权威也就是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总司令部的权威，也是捍卫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部署的权威，也就是捍卫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权威！”[35]
当时也在场的林办秘书张云生注意到林彪说到江青时故意压低了调子，看得出林彪当时讲得很勉强。张云生隐约地感到林彪这时的讲话东拉西扯，语无伦次，显得言不由衷、逢场作戏，很可能是政治形式所迫。周林等人讲完话后，《东方红》的乐曲突然响奏起来，毛泽东随即从主席台右边走了出来，全场立时欢声雷动。[36]这充分显示出这次解决“杨余傅”的会议是毛泽东亲自部署的又一个“伟大战略决策”。
周恩来和林彪在公众场合如此肉麻地吹捧江青，表面上看是向江青表忠心，但更重要的是作给当时隐身幕后的毛泽东看的，是在向毛泽东表忠心，江青不过就是在前台忠实地执行了毛泽东的指示而已，毛泽东才是整个事件的真正决策人。整体来看，文革初期这段时间，周恩来心怀戒惧，诚惶诚恐，为中央文革操持了大量的具体事务，是毛泽东、江青推动文革浪潮的最重要的具体执行人。
林彪虽然贵为党的第二号人物，但从不介入具体的事务性工作，除了在毛泽东需要时出面讲讲话外，大都置身事外。林彪对毛泽东采取的策略是“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但林彪对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却不大买账。据吴法宪回忆，江青等人在1967年1月19日的中央军委扩大碰头会上指责总政主任萧华没有在军内搞起文革运动，声称“萧华是刘志坚的黑后台，部队执行‘中央文革’指示不彻底，是萧华打马虎眼！”，并要求萧华当晚去工人体育馆参加群众大会。[37]江青等人就是想通过打倒总政主任萧华，再弄倒军委前台的叶剑英，达到插手军权的目的。这一点主持会议的叶剑英很清楚。叶剑英在20日上午赶到林彪处，向林彪汇报了晚上会议的情况和以后发生的问题。林彪听了以后大怒。为此，林彪要秘书打电话，叫江青专门来一趟。吴法宪回忆说：林彪一见江青怒火冲天，不等江青开口，就大发脾气，连珠炮一样的责问江青：你们说解放军已经走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已经被我们带到了资产阶级轨道上去了，有什么根据？说三座门是阎王殿，你们一见三座门就有气，你们太放肆！这完全是对军队和军委领导的污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是毛主席指挥的，军队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何解释，你们这样仇视军队，仇视军委领导，我干不了，不干了！我辞职总可以吧。我要报告毛主席，你们不同我商量，大骂萧华，鼓动抄家，抢档案，这是为什么？你们不通过军委，就直接插手军队的工作，想搞掉总政，这符合毛主席的指示吗？我要找毛主席，请求毛主席免去我的一切职务。林彪在盛怒之下掀翻了身边的茶几，高声叫警卫员备车，说：“我们两个人，马上去见毛主席，把事情说清楚，是我的问题，我辞职，我不干了。”[38]吴法宪说“据我所知，在中央常委里面，这样斥责江青的，除了毛主席之外，就只有林彪了。”2 1日林彪通知叶剑英和徐向前，请他们主持召集军委会议。请中央文革的陈伯达、江青、康生等参加会议，传达毛主席对萧华问题的处理意见，并通知萧华本人参加会议。中央文革却只有关锋一人与会，军队一些干部发言要求中央文革注意稳定解放军的问题，不要把军队搞乱。江青听了关锋的汇报后认为这个会议是个反对毛主席、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江青的会议，要求主持会议的徐向前检讨，而徐却推给会上发言的黄永胜，让黄作检讨。黄永胜跑去请示林彪，要不要写检讨。林彪说：“绝对不能写这个检讨，要坚决顶住，我去直接报告毛主席。”江青由于不满徐向前的态度，几次要求林彪再换他人出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但被林彪拒绝。林彪事后对吴法宪说：“谁当全军文革的小组长，过不了多久，就会被打倒，如果一定要撤换徐帅，全军文革那就让他名存实亡吧。”吴法宪说：以后果然如此，徐帅下来以后，由杨成武代理了一个短时间，以后，杨成武随毛主席东巡以后，全军文革就销声匿迹了。[39]林彪对中央文革的态度由此可见一斑。1967年2月军委颁布的八条命令实际上亦是针对造反派对军队的夺权运动，起到了抑制造反派的作用。
对于江青等人插手军队的事务，林彪则坚决予以抵制。林在1968年曾对军委办事组的黄吴李邱几位将军说“还是那句话，对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主席搞什么就让他搞吧。但军队不能乱，军队稳定了，地方乱一点，天塌不下来；军队乱了，就不得了了。军队是绝对不能让他们（指江青一伙）进来捣乱的。”[40]军委办事组在黄永胜领导下坚决站在周恩来与林彪一方多次抵制了江青等“上海帮”的无理取闹，对维护政局的稳定，加强战备以及“抓革命促生产”起了重要作用。
在文革开展这段时期内，无论是周恩来还是林彪，都不可能自外于这场运动，也不可能公开表示对文革的异议或反对，但对比周恩来与林彪对中央文革的态度，显然，周恩来更像一个谨小慎微的小媳妇忠心耿耿地侍奉毛江这对恶婆婆，而林彪则不大买江青和中央文革的账，对江青插手军队之事处处提防。
三、周恩来、林彪与“三支两军”的关系
自从1967年的“上海一月革命”后，全国陷入了造反夺权的动乱之中，各省市地区、工矿企业、学校机关以及单位部门等无不分成两派，造反夺权无日无之，常常是你方唱罢我登场，个个宣称自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保卫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但派性的膨胀使矛盾不断激化，以致全国出现了更加混乱的局面。如何控制这一局面，毛泽东的策略是祭出解放军这一法宝，对全国实行大规模的军管，由此开始了“三支两军”，军队从此深深地介入地方的事务。所谓“三支两军”是“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和军训”，而“支左和军管”则是其中的重中之重，周恩来与林彪也都卷进这一事件之中。
既然“三支两军”的主角是军队，按理说林彪作为当时军队的主管人物应担负起主要的责任。但我们却发现一个值得人们注意的现象，即林彪对这些具体的军务甚少过问，而周恩来在军队里没有任何职务，可周不仅过问军队的部署调动、人员安排，且常常亲自发号施令，具体管得很深很细，尤其是“三支两军”的过程中，更体现了周氏对军队有很强的掌控能力。
毛泽东就1967年1月21日就南京军区是否派军队支持造反派批示说“林彪同志：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废。”[41]1月27日周恩来传达毛泽东指示时说“军队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在运动开始时，是不介入的，但实际上已介入了。（如材料送到军队去保管，有的干部去军队。）在现在的形势下，两条路线的斗争非常尖锐的情况下，不能不介入，介入就必须支持左派。”[42]这实际上是解放军正式介入地方文革运动的开端，而始作俑者正是毛泽东本人。
1967年1月25日周恩来就民航系统军管一事给吴法宪的指示说“应以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名义起草命令，宣布由军队接管民航系统（包括整个民航系统所有机场、港站）。接管后，业务工作仍由原领导班子来抓。”[43]2月17日周恩来对河南省军区指示“（一）中央命令：迅速派部队让武斗的双方立即隔离；（二）宣布：对河南日报进行军事接管；（三）接管后停刊几天……以上命令，望立即执行”[44]同月27日，周恩来致函毛泽东：建议立即对广东实行军管，准备筹建三结合的革委会，并建议对云南亦先行军管。毛泽东批示同意。28日周与广东省委、广州军区负责人谈话，宣布由广州军区和广东省军区组织对广东省实行军管。此外周还与云南省有关负责人及造反派代表谈云南实行军管事宜。[45]
3月13日周恩来在解放军军级干部会议上专门谈及军管问题。周说“军事管制问题，到二月中旬，全国实行军事管制的单位六千九百多个，大都是公安、邮电、电台、报社、银行、仓库、监狱等单位。其中仓库、银行占很大数目，仓库三千一百多，约占一半；银行一千四百多，约占五分之一。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各级银行都要军事管制。将近七千个军管单位，已经用了团的兵力。现在军事管制从地区上看，只达三分之一。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包括天津），已经实行军管或等于实行军管的加上已经批准，准备实行军事管制的有十个：陕西、新疆、青海、西藏、云南、广东、广西、福建、浙江、江苏。已经实行”三结合“夺权，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有五个：黑龙江、山西、贵州、上海、山东。”[46]18日，周恩来与李富春、聂荣臻、叶剑英商讨军管问题，并致函毛泽东：已向国防工办和国防工业部门（二机、三机、四机、五机、六机、七机）宣布，准备实行军管。其办法拟每一部门只派出三人的军管代表小组，运用原有的机构领导业务，同时推动各革命群众组织进行开门整风，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帮助需要批判的各级领导干部检讨亮相，分别处理，以便最后实现各部门的革命三结合。……国务院工交、财贸、农林、卫生各部门正遵照毛主席指示，分别进行排队，拟在工作瘫痪部门，亦实行军管，其办法如国防工业各部。定后将分别报批。这些需要派出的军管代表，拟经由军委、总政从军事科学院、高等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德才兼备的老干部中选派。毛泽东批示：退总理照办。[47]3月23日周恩来要求派一个师的兵力对大庆实行军管，毛泽东批示：照办。4月2 日周批示同意青海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由刘贤权任军管会主任。[48]5月19 日周恩来对四川宜宾地区的电话指示说，派军队保护造反派；把反动组织包围起来，进行政治瓦解；对少数坏头头必须镇压，把幕后策划者宜宾军分区副司令员徐德有抓起来。7月28日周恩来给新疆军区的指示说，立即制止乌鲁木齐武斗，有军队戒严，如果红二司再死一人，要拿你们是问。[49]与此同时，周恩来还在5月27日主持中央碰头会，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对国务院X X部（委）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试行草案）》，28日报毛泽东林彪审阅，毛泽东批准：此决定由中共中央发出。[50]周恩来如此深入介入“三支两军”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不胜枚举。这些都充分说明周恩来与“三支两军”工作密不可分的关系，其对军队的掌控能力非一般人所能比拟，其作用在实际上甚至超过林彪。
林彪作为军委的主要领导人，但对“三支两军”却极少介入，除了表态支持毛泽东指示外，亦未曾发布过什么特殊命令。1967年3月20日的军级干部会上，林彪虽然到会讲话，但基本上是打些官腔，实质内容不多，在谈到军队支左问题时说：“毛主席、党中央很信任人民解放军，搞军管、搞军训、支援工业、支援农业、支援左派，好多重大的任务。这种种任务，光荣是光荣，伟大是伟大，但是，是新的任务。一方面证明毛主席、党中央相信军队，另一方面我们军队责任是很大的，任务是很新的，过去还没有这样子搞过。”林彪还说：“支援地方，总的方面还是抓革命，促生产。不要只抓革命，不促生产了，把生产停顿下来。也不要只搞生产，把革命停顿下来。我们应该同时进行，而且应该以革命来带头，来挂帅，来促进生产。”[51]林彪讲话后，毛泽东与林彪接见了全体与会人员，显示出林彪的讲话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王力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对林彪有极为独到的见解，王力说“林彪的态度是：毛主席不到会他不到，毛主席不叫他主持会他不主持。……林彪虽然是接班人，他的地位跟刘少奇不一样，刘少奇做第二把手时是主持常委日常工作的，那时毛主席退居二线。林彪不是这样，因为毛主席回到了第一线。……毛主席自己是一线，所以林彪什么事都往后退。”[52]
（摘自《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宋永毅主编，2007年出版，香港田园书屋）
